【2017蔡英文政府執政周年檢討與展望】各與談人發言稿

2017年5月15日 第一場 – 國家定位&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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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南天│台獨聯盟主席發言稿
蔡英文總統就任將滿一年,在這一年中,我們看到了新政府對內政改革的決心及努力,她也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下,堅持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但是,這一年來我們也觀察到,人民對政府似乎失去耐心與信心,越來越失望。今天這個檢討會邀請各個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們共同來檢討,並提出建議,希望提供執政者作為參考。
我們並不懷疑蔡英文總統在競選時及選後所說的「人民期待一個更願意傾聽民意的政府,一個決策更透明的政府,一個有能力解決困難、照顧弱勢的政府,一個可以把國家帶到新時代的政府,還有一個會堅定捍衛國家主權的政府」,但是當這樣的宣誓與執行後的事實有落差時,就必須找出它的原因及改進的方法。
舉例來說,許多民間團體對蔡總統的用人都有微詞,且不管其為能力的問題或是理念的不同,但當一位將領無法執行或貫徹主帥的意志時,應該立刻給予調整,否則只會讓團隊原地踏步,引起更多的民怨。
再舉一個例子,蔡總統在台灣、中國問題上提出了「維持現狀」,也就是維持「兩國互不隸屬的保持和平」的現狀,得到了許多人的贊同。但是經過一年以來這個政策,並未得到中國政府及在台灣的「中國國民黨」的善意回應,反而加強對台灣在國際外交上的打壓,更想以經濟來影響台灣的內政,以武力來威脅台灣,最近參加WHA發生的問題就可看出中國的野蠻及無理,同時「中國國民黨」更隔海唱和以不承認「92共識」為理由替中國編織藉口。
可惜當中國扭曲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案」,向WHO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嚴重地抵觸了蔡總統的「兩岸互不隸屬」原則時,外交部竟然沒有一套完整正確的說法,在國際上反駁中國的說詞。這正是證明現在的執政團隊,並沒辦法貫徹蔡總統對人民的承諾及她的要求。
我必須更明確地指出,一切在國際上的混淆視聽,都是因為台灣的名稱而起,不論是「中華民國」、「中華台北」或是「中國台北」,都將台灣困入中國內戰史觀的框架之中,擺脫不了與中國的關係。這樣名不正言不順的自我宣稱,既提供了讓兩邊的中國人對台灣上下其手的空間,也造成了許多台灣人民對自己的身份無法清楚地認知、表達,更被證明了在國際上走不出去、無法獲得承認。我們該認清,是到了要積極推動正名運動,以台灣的名義走出去,參與國際社會、參加國際組織,進入聯合國的時候了。
在台灣絕大多數人民都認知、認為自已是台灣人,世界上各國也以台灣稱呼我們,執政團隊更應該順應這個時代的潮流。
除了上述的主權外交,許多議題與治理上執政團隊都需要認清問題、積極處理。民主進步黨與蔡英文總統的當選執政,憑藉的不是台灣人民的偏好,更是為了擺脫中國國民黨與中國給予台灣的枷鎖和傷害做出的選擇。期盼蔡總統能回應這樣的期待,認明目標,擺脫束縛,清理沉痾,開創新局,相信必能引領台灣走上正確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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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福全│台灣安保協會名譽理事長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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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際上宣示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是蔡總統的責任,並提議制定「反併吞法」以杜絕中國侵蝕台灣主權
蔡英文總統就任一周年,應該以總統名義,向國際公開宣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不容中華人民共和國片面以武力威脅台灣,這也是台灣民意的寄託與期待。
目前新的國際情勢使中國不能一意孤行要以非和平手段威脅台灣。美國川普總統上任,面對北韓核武試爆揚言不惜一戰,積極佈置軍事壓力,亞太區域安全面臨一個新的不穩定的時代。美國在韓國佈置THAAD反導彈軍備,也使中國飛彈系統受制,日本安倍首相在這個時候成為美國最信賴的亞太區域安全上的盟友。安倍內閣對台灣的信賴關係,稱其駐台代表處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將台灣認為是不屬中國,就是日本的外交立場。川普總統繼續以「台灣關係法」與雷根「六項保證」將台灣視同「準國家」不承認中國對台灣主權的主張。美、日同盟成為亞太區域安全和平的主軸,中國不論台灣問題或南海主張均無法使用武力是一個事實。
蔡英文總統在一年前不承認中國片面主張的「九二共識」以來,中國一直無法在國際上以「一中原則」來威脅台灣。一年來「台灣不屬於中國」在國際上,已經是一個公認事實,但是只缺由蔡英文以總統名義向世界公開宣示這個事實。
中國不能以武力侵犯台灣,但是,長期以來對台灣以蠶食方式展開間諜活動,利誘國防單位、輿論媒體、政治社團、資金控制產業經營等,顯然都是由中國政府主導的併吞台灣計畫,如同水煮青蛙,侵蝕台灣主權。對此,范姜提昂提出,由蔡總統催生《反併吞法》「彌補現行體制於必要時得以重新制憲之明文程序缺口,向全世界宣示主權不容侵犯」。
中國現在不能以武力併吞台灣,台灣應積極立法以杜絕中國以蠶食方式侵蝕台灣主權與國家的安全。一年前蔡總統公開宣示「九二共識」並不存在,就是向內外宣示 “台灣不屬於中國” ,一年後由蔡總統向國際宣示台灣是主權獨立國家,同時為杜絕中國侵蝕台灣主權制定《反併吞法》都是蔡總統就任周年應該付之實現的時候,我相信這也是台灣人民對蔡總統的寄託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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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正鋒│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教授 發言
小英政府到底是笨、懶、壞、還是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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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政府上台將要滿一年,民眾的滿意降到三分之一,探底民進黨的基本盤。儘管支持度還有四成左右,然而,由囊括過半的選票到怨聲載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如果就外部環境來看,甫就任的美國總統川普還在摸索、中國領導者習近平自顧不暇,尚未真正給台灣帶來壓力。國民黨為了主席位置搶破頭,家裡沒有大人,而時代力量雖然來勢洶洶,儘管民進黨諸君看不順眼,倒也沒有立即的威脅。既然全面執政,選民賦予統治的權力,擁有權柄者當然要負全部的責任。
由美國的經驗來看,總統就職後一定會選擇特定政策,盡全力去推動,也就是所謂的大砲策略。令人納悶的是,小英總統似乎相當急躁,一開頭就盯著各部會要拿出業績,未免有霰彈槍打亂鳥的嫌疑。往好處想,這是力求表現,往壞的地方看,急功近利並非治國之道。如果碰上比較老實的主事者,頂多是腼腆地端出小菜應付一番;中焉者隔夜菜加熱,唬弄說是政策的延續,反正把預算用掉就好;最壞的則是打著改革的旗號,連被擊中的獵物變成蜂窩,大家都不高興。
誠然,統治者不是萬事通,不可能什麼專業都懂,關鍵在於善用懂得自己政見與理念的人。或許受囿於本身的從政經驗,小英總統喜歡業務嫻熟的事務官,這些人或許配合度相當高,只要負面消息不要上報就好;只不過,要是碰上塗改黑心食物標籤,那是被官僚體系玩弄在股掌之間。如果說外圍是陽奉陰違,內圈親信則不少花拳繡腿,而最荒唐的則是把文膽當策士、把治國當選舉,政見當然是參考用。追根究底,就是決策者只懂加總彙整,說穿了就是懶惰。
儘管強調這是史來最會溝通的政府,一般百姓也無法理解化簡為繁的作法。如果說同性結婚立法是反覆無常,一例一休則是過度包裝,司法改革綁手綁腳,年金改革折騰一年、終究還是要回到議場武鬥。以會養會,表面上是實踐審議式民主,東施效顰歐洲組合主義的體制外妥協,其實是找一群死士幫總統擋子彈,出了事可以推給他們。最惡劣的異議者難以見容,連對於過去的忠實盟友,民進黨政府都要貶為沒有代表性的一小撮人,那是使壞,儼然就是現代的陳世美。
做事無能、或是無心是一回事,卻不該使用國際經貿談判的方式來對付百姓,高深莫測、爾虞我詐,那是打安全牌。至若指鹿為馬、卻一副人家都不懂的樣子,那是官大學問大;一副照規矩來遊說、而不是耐心傾聽,那是權力的傲慢。總統不是不能兼任黨魁,然而,把國會當作仰賴鼻息的癩蝦蟆、無視起碼的立法行政分際,顯然是把總統當皇帝在做。最狠的則是對於媒體的綿密操作,那是對民主最大的傷害;問題是,縱使老闆逢迎、總編屈從,小記者卻是壓不扁的玫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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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妙│基進側翼文宣輿情部副主任 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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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五月蔡英文總統上任以來,如同前面幾位前輩所言,蔡總統不斷的被捆綁在內政議題之中,而台灣主權地位等方面並沒有看到進展。以下我想舉三個事件來闡述為何我們認為台灣主權議題必須優先來考量:
  四月中旬基進側翼應《在日台灣婦女會》和《2020東京奧運「台灣正名」推動協議會》之邀前往日本訪問,由於我們已在台灣展開推動東奧正名的行動,因此我們受邀參加在日本新宿向民眾募集支持「台灣正名」的連署活動。我們要讓日本人知道,長期以來,台灣人民受制於中國的各種恐嚇跟打壓,國際上其他國家也因為跟中國的外交、經濟與政治關係,對台灣長期以來被國際社會排除一事,幾乎冷漠以待。觀諸人類的歷史,連自己命名權利都沒有的人,只有奴隸,而台灣人決不願意被當成奴隸對待。
  今年,是台灣自2009年以觀察員身分加入WHO以來,首度沒有收到邀請函的一次。但我們同時也了解到,WHO與中國早已在2005年簽訂視同「將台灣視為中國一省」的諒解備忘錄(MOU)。換句話說,從2009年開始馬政府表面上在WHA出席上有所斬獲,但事實上卻是在同意這份賣台備忘錄的前提下而獲得觀察員身份。而今年無法受邀出席的原因,引述主責WHA大會會務的Tim Armstrong處長所言 ‘no “cross-strait understanding” exist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意指台灣與中國並不存在著「兩岸諒解」,也就是說台灣與中國並無共識存在。
  對於這樣的結論,我們在此要肯定蔡英文總統及其團隊,並不會為了參加國際組織而出賣台灣、忍受中國施加於台灣的威脅逼迫,反而再一次讓台灣人看到中國的蠻橫與國際政治的現實壓力。
  然而,除了台灣在國際上受到的打壓之外,當人民自主在中華民國護照上用「台灣國」貼紙遮蓋「中華民國」的行動時仍受到來自政府的打壓,外交部甚至還去函外國,希望外國的海關不要放行貼上這些貼紙的人,導致他們無法順利旅行。我們希望政府能理解到,這是一種國家認同的自我救濟之舉,能獲得民眾如此熱烈迴響,正是反應了這20年來台灣社會認同轉型的成果。
  一直以來,無論是哪黨執政都受制於中華民國幽靈體制之故,無意義堅持與中國爭奪「中國」的代表性,而政治現實使得中華民國一再的被屏除於國際社會。在國際間只能使用「Chinese Taipei」(中國台北)這個名字,對台灣人民,尤其是年輕世代而言,可以說是一種嚴重的侮辱,這也是為何我們要以行動支持日本友人發起的連署正名活動。
  雖然我們在日本做正名運動時同樣受到中國人的威脅漫罵,但這些行為其實撼動不了在場的伙伴,中國人玻璃心的行為也更讓我們確信「我們正在做對的事」。相同的,基進側翼政團在此也希望蔡英文政府能看清楚什麼是「對台灣對的事」,並且能大刀闊斧的去做。
  但是,蔡英文總統也必須了解到,只要台灣一日無法用自己名字,而只能用「中國台北」來參與國際社會的各種組織和活動,台灣就無法擺脫中國在國際上的圍堵,除了讓我們的國際友人感到困惑不解,看到台灣自己困綁在「中華民國」幽靈體制的束縛當中卻不往脫困之道前進,台灣人民又如何能發出我們需要被公平對待的真實心聲呢?
  我們需要蔡英文總統讓她的政府官員理解到,必須捨棄將台灣綁入中國內戰框架的舊思維,以台灣主體走出新的方向。執政團隊與官僚們不應錯誤期待、乞求中國的善意,而須認清現實、辨明敵我。對外方面,在中國防堵台灣參與國際事務之前就應準備好應對之道,而對內方面,更應清查中國白蟻對台灣各層面的入侵,並妥善清除、因應。我們要再次強調,台灣人民在2016年以過半的票數將她送進總統府,就是代表台灣人民唾棄中國國民黨的執政與方向,並希望她能引領執政團隊為台灣做出對的事情。
  台灣就是台灣人的台灣,不需要跟中國爭奪誰才能代表「中國」,這麼多年下來,這種政治荒謬劇可以結束了,台灣需要果斷的往獨立、建立新共和的方向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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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建龍(台南公民智庫執行長) :: 轉型正義,邁向民主國家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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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二二八大屠殺七十周年,適逢民進黨政府全面執政,台灣從北到南,民間到政府,有無數的紀念活動,文化部決定「中正紀念堂」不放「先總統蔣公紀念歌」,及不賣蔣的相關商品,而內政部則是廢止「塑建總統蔣公銅像注意事項」這款充滿威權的規範,台南市長則下令所有機關及學校移除蔣銅像,蔡英文總統則提出二二八追查元兇及真相調查。
對於過去,我們要的應該就是勇於清算、公開加害者,讓加害者、協力者,依其罪刑輕重,交付審判,或使其有機會進行懺悔、認錯,以此回復被害者及台灣人被迫害的歷史記憶,這才談得上是否願意原諒,一但出現猶豫、扭扭捏捏的態度很容易就會變成假慈悲、偽善,完全無助於歷史記憶的回復。
以2007年西班牙國會所通過的「歷史記憶法」(Ley de Memoria Histórica)為例,開頭第一條明列:
「總結審判佛朗哥政權: 在西班牙內戰及佛朗哥獨裁統治期間,因政治、意識形態和宗教原因遭到迫害的人將恢復名譽。內戰期間,佛朗哥軍事政權針對共和派支持者的審判屬違法,佛朗哥執政期間的政治法庭及其判決也均屬違法。」
接著第二條提到:「清除佛朗哥給西班牙社會留下的各種痕跡,公共場合禁止出現含有獨裁政權的符號和標誌,旨在歌頌佛朗哥及其獨裁統治的紀念碑和雕塑都要拆除或改造,以佛朗哥名字命名的街道也將改名。」
即使是尚未完全改名的佛朗哥埋葬處烈士谷(Valle de los Caídos),政府也儘量去除獨裁者的標誌符號,並重新界定該處為宗教空間,這些都是源自於國會先界定佛朗哥為獨裁者,追究其所轄獨裁政權之不法,才有後續工作之展開。
因此建構一個清算後的「歷史記憶」,才是二二八大屠殺平反、白色恐怖及面對台灣問題解決的啟端,拔除中國的內戰史觀,建立起台灣觀點的歷史真相,這才是真正的面對問題,解決問題。清算不是仇恨,而是協助加害者告解,回復歷史記憶,讓受難者真正獲得平反,台灣才有可能走向下一個改革階段。
回首第一年,新政府推動了清查黨產及正在審議中年金(其中針對18%及黨國不清部分)都是轉型正義的重要工作,期待接下來的「促轉條例」能過正視歷史記憶,盡速推動加速國家正常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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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之一台-中關係、司法、勞工、國會
林祖儀│割闌尾計畫發言人 「2017蔡英文政府執政周年檢討與展望」:直接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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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罷免運動推動者的我,曾經參與實質進行罷免行動、推動罷免法規。以及割闌尾計畫與人民作主教育基金會、島國前進、國會調查兵團等組織,推動還權於民,除了推動罷免權以外,也有推動公投法。
新政府即將執政一周年的現在,我將蔡政府在罷免法規的分數打90分,公投法打60分。我認為選罷法修正還差了最後一步:罷免第三階段不應該有門檻,但已經有歷史性的突破,降低罷免門檻,所以我打90分。我認為公投法已經出委一年以上,但至今卻沒有進入院會進行二讀討論與表決,讓人民沒有創制與複決的權利,所以只打60分。
割闌尾計畫認為,罷免是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當立委做得不好,每位公民都有責任與義務站出來。我們無法永遠只期待特定政治明星來拯救政治。「選賢與能,罷不賢與無能」,罷免權讓不對或是選錯或是變質的代議士有下台的機制,讓民眾有威嚇政治人物的實質武器,這是罷免權最重要的意義。
2016年4月14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案出內政委員會,調降罷免第一、二、三階段門檻,設立罷免公聽會、並廢除罷免不得宣傳條文等多項配套措施。為了推動二三讀表決,割闌尾計畫等團隊於十月初拜會立法院四大黨團,2016年11月29日立法院三讀通過《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修正案,割闌尾計畫團隊暨全體志工對於立法院四大黨團表達萬分感謝。
但在罷免投票門檻上,割闌尾計畫認為罷免第二階段的連署,已經證明罷免案的代表性,第三階段的罷免投票,應該採取簡單多數決,由民意來決定被罷免的代議士之去留,不應該讓代議士能夠躲在任何門檻的保護傘之下。後續我們仍然會持續推動罷免門檻下修,且未來針對複數選區的罷免法規,應有與單一選區不同的規範。
在公投法的部分,2016年5月10日,委員會達成決議,將公投法長久以來遭詬病「高門檻」的提案、連署人數分別必須達全國選舉人口千分之5及百分之5,大幅下修至萬分之1和百分之1.5,這是民主的一大進展,給予執政黨很大的鼓勵。但有關公投通過門檻及公投適用範圍,公投法出委至今尚未開始排審,二讀遲遲無法完成。
公投法遲未排審的疑慮,是否因為兩岸政治協議應交付公投議決之條款,遭到中國施壓,使得民進黨對《公投法》修法態度轉趨保守?這部分的效率過於差勁。雖然公投法順利出委,但只能夠打60分的分數。
「補正公投法、修改選罷法,還權於民」,是割闌尾計畫與還權於民小組持續的訴求。割闌尾計畫呼籲,儘速完成補正公投法,實現真正的還權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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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友聯│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
從蔡英文執政一週年看台灣要邁向一個什麼樣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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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民進黨蔡英文當選總統,同時也第一次拿下國會絕對多數席次,台灣第一次名符其實的政黨輪替。完全執政的民進黨,回應台灣社會高度求新求變的期待,前後啟動了包括縮短工時、年金改革、婚姻平權、司法改革等高度政治性的社會改革工程,也激起社會多元差異的對話與摩擦。面對中國強度越來越大的無理政治經濟壓迫,以及國內各項衝突性政策的紛擾,蔡政府執政一週年的步伐似乎顯得零亂,也常讓人有髮夾彎的印象和感覺。
  從勞工政策及法案的角度檢視,蔡總統在競選時提出了六大勞工政策,包括「縮短勞工的年總工時」、「扭轉勞工低薪的趨勢」、「支持青年與中高齡就業」、「立法保護非典型勞動」、「保障過勞與職災勞工」,以及「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無疑,「縮短工時」是過去一年來讓台灣社會最有感的政策爭論之一,而這也讓實施已33年的勞動基準法史無前例的受到勞資、朝野及媒體高度的關注,希望這次「縮短工時」的改革,能夠讓未來勞動法的落實更為徹底,保障勞工的基本權益。
礙於篇幅,本文無法逐一的討論所有政見,以下僅從「縮短工時」、「解決低薪」及「年金改革」三個面向,檢視蔡政府執政一週年在幾個勞工議題上的表現和若干問題,並從這些議題的爭論中,思考未來台灣社會更一步改變的可能,讓台灣逐步成為一個尊重、公平、平等的國家。
一、 「一例一休」縮短工時政策的舉旗不定
  「縮短勞工年總工時」是蔡總統的政治承諾,而透過勞基法縮短工時修法,規定勞工每工作七天就要有一天例假、一天休息日,並提高所謂的休息日出勤工資,希望能夠以價制量的達到「週休二日」的結果。從勞基法的發展,2000年的雙週84小時;2015年的一週40小時到2016年的所謂「一例一休」,事實上,縮短工時已成為台灣不可逆的社會共識。因此,修法只是一個重要的起步,至少在法律上明定工時的規範,但執行法律的各項行政措施,才是檢視政府是否兌現政見的關鍵指標。
從勞基法工時新制上路以後,勞動部各項更為彈性的法律解釋,以及持續核定新增的「八週變形」和「責任制工時」行業等,顯示蔡政府團隊在縮短工時政策的態度上不夠堅定,用更彈性化安撫雇主團體的壓力,未來恐將折損這次修法的政策目標。雖然從主計處的統計,今年1-2月加班工時較去年同期微增2.6%,但加班費的增幅卻高達12.5%,勞基法工時新制的效應仍需更長的時間來加以觀察,因此,面對外界在實施後的紛擾,蔡政府團隊應有更堅絕的態度捍衛修法的方向。
二、 擺脫「低薪台灣」的態度不夠明確
蔡總統在去年520的就職演說中,以相當大的篇幅論述解決台灣低薪問題的政治企圖,尤其是年青世代的就業困境。在政策上,除了2016年提高基本工資從20,008至21,009元之外,雖然已是近十年來單次調整幅度最高的一次,但蔡政府團隊過去一年來並沒有對「解決低薪」的政策有太多的著墨,包括至今選前承諾的最低工資法,仍是只聞樓梯響卻不見人下來。台灣的低薪問題是一個不正常且不合理的政治結果,顯然蔡政府並沒有去挑戰,餵養這個低薪結果的政治經濟結構,當然也會錯失了扭轉的機會。
目前,台灣的外勞人數已高達64萬人,當「缺工」和「低薪」併存,足已證明這個政策是個謊言,但蔡政府卻沒有看見。諾貝爾經濟學得主Paul Krugman在紐時專欄中「沃爾瑪的啟示」一文中強調:「工資壓低是政治選擇,我們不但可以也應該有別的選擇」。因此,即將到來的第三季基本工資審議,以及「最低工資法」的具體內涵是否宣示台灣要擺脫低工資的魔咒,將是接下來各界檢視蔡政府的重要指標之一。
三、 年金改革的遺漏和不足
  去年六月開始召開的年金改革委員會,在進行二十次會議各界委員代表充分發言討論後,台灣各職業類別年金的改革版本,已經陸續進入立法院的最後修法階段。其中軍公教退休體系,因過去財務設計的失衡,使得其高給付水準過度依賴政府額外預算撥補挹注,進而衍生整體國家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至於勞保年金部份,則因當時立法時無理的政治加碼,再加上少子女化的人口結構變遷,進而導致實施不到十年,財務即出現嚴重的失衡壓力,因此,唯有改革,才能創造不同世代共同的未來。從政府所提出的勞保年金改革方案中,改革的幅度仍趨保守,無法換得更多的時間來調整制度內部更合理的改革機會。此外,對於包括強制納保機制、退職所得免稅額應與薪資所得扣除額齊一,以及最高投保薪資及其年金給付率的合理調整機制等核心問題,都未提及,實屬可惜。
最後,在其他政策方向,包括「職災保險法」,以及非典勞工保護等,都是蔡政府未來三年要面臨的挑戰,而在整體勞動政策的邏輯是否致性,也將是台灣社會檢視蔡政府施政策的重要參考指標。台灣的政治民主,歷經了三次政黨輪替,無論政治上如何的紛擾,都將日趨成熟,而公民社會的多元化意見,也是政治民主發展的一種正常現象,政府必須回應公民社會的質疑和挑戰,同時,公民社會的主張和訴求也會受到社會的檢驗,而政治和公民社會的持續對話,將有助於台灣的民主深化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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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化元 │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轉型正義與「非政治性」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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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轉型正義的焦點集中在「政治案件」,因此轉型正義的立法架構就包括「政治檔案法」的立法。其中立法院透過委員連署,先提出了草案,而行政部門目前也在研擬行政部門的版本中。
根據之前尚未定案的「政治檔案法草案」的立法說明,強調政治檔案的公開是當前政府重要迫切的目標,希望藉由建立完整的政治檔案管理及應用制度,及有效妥善保存政治檔案並促進政治檔案之研究與推廣落實轉型正義。就此而言,「政治案件」如果與「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規定受理的範圍一樣或是類似,其範圍就比《戒嚴法》規定解嚴後可以「上訴」的案件範圍小。此外,由於目前思考轉型正義的課題時,一般雖然注意到轉型正義是由非自由民主體制轉型到自由民主體制後,根據自由民主體制的價值重新評價過去強人威權體制統治臺灣期間所發生的相關政治案件,可是在當時政治案件是否全部以政治案件的形式呈現是首先最大的問題。
目前,有關政治檔案的定義主要是根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草案》與《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來制訂。因而界定所謂的政治檔案,是從1945年8月15日到1992年11月6日為止,有關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或因觸犯內亂罪外患罪、《懲治叛亂條例》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涉及的鎮壓、調查、偵查、追訴、通緝或執行之檔案。就時間斷限而言,涵蓋是基本上是沒問題的,不過,適用相關法規的政治案件,在定義上則有斟酌的空間。因此,後來政府負責部門在草案中,針對政治案件加上經專業委員會認定的相關事件,補強原本的不足,是相對周延。不過,這也正凸顯了操作型定義的困難。而且,縱使有此一修正,而過去不為人知的「政治事件」,甚至連當事人都未必清楚,要如何納入轉型正義的範圍來處理?
站在戒嚴體制角度來看,原本《戒嚴法》規定在戒嚴時期因為軍事審判平民在解除戒嚴後可以依法向司法機關「上訴」,其中遭到軍法審判的案件中有相當多的並非二二八事件或者是動員戡亂體制或者是觸犯內亂外患罪或是《懲治叛亂條例》與《檢肅匪諜條例》加以起訴或定罪,也就是說目前行政機關設定的政治檔案的定義,基本上所要進行轉型正義的範疇,比原本《戒嚴法》所規定解除戒嚴之後得以透過司法程序追尋的轉型正義範圍還要小,這是首先必須面對的第一個問題。
其次,台灣過去發生許多著名的政治案件,是否在「政治檔案」的範疇內,也必須透過專業委員會來認定。首先以1979年12月10日發生的高雄美麗島事件為例,除了遭到軍法審判的8位重要領導人之外,其餘數十位移送司法機關審判者,基本上都不是根據內亂罪外患罪、《懲治叛亂條例》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起訴審判的。換句話說,他們的案件要列入政治檔案或者轉型正義的範圍內,可能必須經過專業委員會的認定。而戒嚴時期最著名的校園案件之一的「臺大哲學系事件」,當事人不僅沒有根據內亂罪外患罪、《懲治叛亂條例》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被起訴,也不是透過司法體系侵害他們的人權。根據此一定義,「臺大哲學系事件」的當事人,當然也就不會是主動列入政治檔案中遭到鎮壓、調查、偵查、追訴通緝或執行的當事人。至於長期因為海外黑名單,返鄉權遭到侵害的當事人或政治人物,除非另外被依內亂罪外患罪、《懲治叛亂條例》或《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偵辦,如果只根據侵害當事人所根據的法令,同樣也不會主動列入轉型正義或是「政治檔案法」規範的範圍內,這些在目前的草案規範下必須透過專業委員會來認定。
如前所述,強人威權統治時代的國民黨當局,對可能反對、衝擊其統治體制或是政策的個人或是團體,也未必都是與叛亂或是政治案件的方式加以處理,如臺灣省議會副議長林頂立案、唐榮公司被政府接管事件及香蕉大王吳振瑞的「金盤案」,這也呈現白色恐怖時期人權案件的多樣性。
出身軍統的省議會副議長林頂立,傳言由於試圖結合派系運作,或是1955年率團赴東京迎玄奘靈骨時,與臺獨領袖廖文毅秘密會晤,衝撞國民黨體制遭到政治整肅,但是並非以叛亂罪嫌論處,或是指控他與叛亂組織有接觸為由加以處置,反而是1956年以價差十多萬元的圖利他人罪嫌,涉嫌違反總動員體制下的經濟法規《違反糧食管理治罪條例》,將他移送法辦。當時,林頂立除了擔任省議會副議長外,運用其政商關係,成為《聯合報》第一任發行人、農林公司民營化第一任董事長,五月三十一日,法院以「連續協助非經營糧食業購進糧食營利」為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八年六個月,判刑入獄,使其退出政治場域。
另一方面,原本戰後初期,臺灣最大的民營重工業是唐榮鐵工廠,可能與唐傳宗(唐榮之子)贊助雷震主導的《自由中國》,又與陳誠關係太近有關,使企業捲入政治風波。而國民黨當局先透過主管官員對外宣佈唐榮有財務危機,造成唐榮與其往來的廠商的緊張關係,造成唐榮週轉不靈,進而官方介入,以唐榮負債過大為由,先在1960年委託具官方色彩的中華開發公司代管,進而在1962年進行公司改組,而將其實質改制為省屬公司,1968年退還民股股款,成為省營唐榮公司。
至於發生在1969年的「金盤案」,一般傳言主因是吳振瑞拒絕配合經濟主管官員要求改變輸往日本的臺灣香蕉包裝所引發。但是,進一步探究,恐怕與國民黨高層的政治運作有關。1960年代,臺灣香蕉外銷日本獲利豐厚,當年又值高雄青果合作社為慶祝創社20週年,經理事會開會討論決議,向銀樓購買金碗、金盤、金杯等金器作為紀念品,致贈理事主席吳振瑞,以及嚴家淦、蔣經國、蔣彥士、谷正綱、徐柏園、黃杰、譚玉佐等政府官員。[1]1969年3月7日,檢方以吳振瑞等人剝削蕉農、贈送金盤、金碗,涉嫌貪污、背信、圖利等罪,移送法辦。地方法院一審時,判決吳振瑞八年徒刑。高等法院二審時,以查無舞弊違法事由,改以違反政府依《國家總動員法》所發禁止黃金買賣之命令判刑。[2]1972年5月10日,最高法院判決確定,吳振瑞被判刑2年6個月。原本收到金盤(碗)的政府官員有眾多黨政高層,結果長期擔任臺灣財金體系要職的中央銀行總裁徐柏園(夫人派),在1969年4月29日以涉及青果社弊案遭到免職,退出財經決策圈,中央銀行總裁由官邸派的財政部長俞國華兼任。
整體而言,在「動員戡亂」加上戒嚴的非常時期,除了政治異議者之外,只要政治路線與政治強人相左,或是與他屬意的接班人選處於不同的政治立場,除了政府高層官員不免遭到整肅外,甚至碰巧與強人要整肅的政府官員有所往來的人民,都可能遭到橫禍,人權遭到侵害,處於恐怖的政治氣壓下。而這些具有政治意涵的人權事件,以「非政治案件」的形式處理,也不是特例。這也是未來處理轉型正義課題時,必須面對的。如果以政治案件作為轉型正義處理的標的,恐怕不足以涵蓋過去國民黨政權統治期間侵害人權問題的解決。
[1] 黃旭初編著,《金蕉傳奇:香蕉大王吳振瑞與金碗案的故事》(屏東:屏東縣政府,2015),頁221-222。
[2] 金盤、金碗屬於黃金飾品,並不在管制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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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中強(經濟民主連合召集人) :: 蔡英文政府在台灣主權立場退卻的五個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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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總統去年520就職演說提到「新政府會依據中華民國憲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及其他相關法律,處理兩岸事務」,當時,經濟民主連合已經表達反對與憂心。因為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真正名稱是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而條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所謂「大陸地區」不是另一個國家,而是「台灣地區以外的中華民國領土」,蔡政府這個說法已隱含「台灣與大陸同屬一個中國」的詮釋空間。
一年來,蔡政府幾個作為,更令人擔心蔡政府是否繼續在台灣主權立場上退卻,落入「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陷阱:
(一) 田弘茂:蔡就職演說超越九二共識,只差沒有唸出條文:
2017年2月15日蔡英文指派的海基會會長田弘茂接受風傳媒訪問時指出:蔡總統只差沒有唸出憲法以及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條文,其實她講的已經「不下於九二共識」。
(二)張小月:兩岸關係不是國際關係:
2017年3月23日陸委會主張張小月指出:回顧過去的歷史,在辜汪會談簽署過四個協議,當時也覺得說,兩岸協議應該要根據條約協定處理準則來處理,後來大法官會議在1993年的時候,曾經有過釋字329號解釋,也就是說,兩岸之間簽署協議,它不是國際協定,大法官會議已經對此做了解釋。同日,外交部長李大維更直言:兩岸關係不是外交關係。
(三)蔡英文:附和中國南海立場:
2016年12月9日蔡總統出席「經略南海・永保太平-收復南海諸島七十周年紀念特展時表示:「今(105)年12月,是我國政府收復南海諸島七十周年」,站在延續「1912年成立的中華民國」立場而非「台灣現實佔有」的立場主張「整個南海諸島」主權,附和中國南海立場。
(四)去年五月,因為人民日報的恐嚇,推遲公投法修正,並刪除政治談判強制公投條款。
(五)顧慮中國觀感,一再推遲對中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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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 之二 -國會、文化、教育
楊宗澧(好民文化行動協會執行委員)-「蔡英文政府執政周年檢討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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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先進,大家好:
蔡英文政府執政將滿一週年,很多台灣人認為新政府上台後的表現不如預期,我直接破題談我對蔡英文政府執政週年的評估,我認為蔡英文政府的執政成績如我所預期的不及格:以當前的內部社會環境加上外在國際處境與中國壓力,許多議題的改革對各類議題的壓力團體來說,都該是改革項目最優先的「當務之急」,但我認為目前蔡政府的核心問題癥結,在於仍大量沿用過去黨國保守官僚系統的第一年,如何能期待政府有所大破大立?
今天來自不同團體的先進,已經陸續針對不同主題,從國家定位、轉型正義、外交、司法、國會、勞工、教育、文化等等提出建言。我想繼續針對文化的部分提出一點簡單的看法。
蔡英文總統曾在她的競選政見中主張:「推動文化基本法,建立文化長期施政綱領」,而事實上,現在的文化部鄭麗君部長也早在她擔任立委任期間便努力推動文化基本法的立法工作。近期我們確實看到文化部很努力在各地推動文化基本法草案的公聽會與審議論壇,我們都知道台灣的文化主體性建立不易,從長久的政策來看,對目前文化部從保障文化權觀點來推動文化基本法的決心我們必須予以肯定。但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理事長劉俊裕教授也曾撰文指出:「目前這部基本法並沒有以一般民眾的基本文化權利和日常生活為主體,而是以國家文化行政部門的運作為核心思考。在目前的文化基本法草案中難以窺見台灣文化的主體性,也難以窺見將如何凝聚台灣文化核心價值,對於國家文化認同、歸屬、表達等文化權利都欠缺具體思考與作為。」
主體文化的建構必須透過長時間的公民不斷培力過程而形成,除了透過建構文化政策,例如文化基本法這樣的目標之外,也許蔡政府也應該思考在與時間賽跑的過程中,當前可更快速推動的文化工作,也就是從「正名」的角度,開始去從基層重新凝聚台灣主體文化精神。舉例來說:由政府帶頭,從官方各單位正式文書開始,不再誤用「大陸」稱謂,並開始與國際同步,使用西元紀年等,都是小卻直接可行的文化行動。此外,由民間發起的其他文化行動,例如:台灣國護照貼紙,一直以來都受到外交部的行政阻擾,而政府也始終不願意正視台灣人的國際尊嚴問題,如果這樣民間自發的文化行動還要持續受到政府部門的阻擾,又如何在更深層的文化實踐上,讓一般民眾真正「有感」於政府的施政?
現階段的台獨運動,除了政治權力的鞏固,我們還必須厚實公民社會的文化基礎,也就是要建構一套有系統的文化台獨基礎,來實踐建國的目標。當前的政府,文化部的文化基本法草案或許還看不出這樣的一種企圖,但我們要強調的是,政府應善用台灣民間更活潑、年輕的文化力量,也就是說至少現在的政府應將過去的文化資源重分配,具體結合真正有「台灣意識」的民間力量,而非持續供養過去的黨國體制買辦,只有透過建立有開創意義的台灣主體意識,將台灣主體的文化想像與實踐,內化在台灣人的各項社會文化領域當中,才能逐步建構對台灣意識與文化上的主體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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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光遠 文化工作者 ::文化會議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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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資源的整理

文化圈的資源,常常是由公權力單位掌管的公共資源,此時,資源分配的公平與否,便是政府要主動思及的問題,例如,馬政府時,行政院國發基金投資文創產業,其中絕大多數的比例,用於影音娛樂產業,而大部分費用又挹住於少數公司,其投資的意義、成效的檢討,政府有責任檢討公布,不能讓「夢想家」以及「夢想家們」濫用國家資源於私人企業上。

分配資源的人當中,有一種很重要的角色,就是「評審」。審案之前與之後,評審名單的公布與否,應該分別對待:評審前不宜公開,以免評審受到干擾;評審後則應公布評審名單,供所有人檢驗。如此,便可避免諸如前桃園縣副縣長葉世文操控評審收賄的案件一再發生。

(回應小英總統文化政策主張:全面改革獎補助體系,行政法人完備化,落實專業治理)

二,文化施政的一些新作法

興利的文化施政,是以政策來刺激文化活動的發生,這種作法勝過撥列預算促成文化活動,與其經常性地補助文化團體、單位,不如補助全民。

例如,七、八年之前曾經討論得很熱烈的文化花費的抵稅,在網路發達的今天,應該有新的思維。如今,網路互動更加輕易,掌管文化發展的單位,藉著大數據,是可以讓特定的潛在文化消費者,固定地接收到最新的資訊,並鼓勵他們參與、購買文化商品或活動。文化消費券的觀念這幾年也被提及,然而,都被認為滯礙難行,因此,何不考慮文化消費上某個數額的「抵稅」?當然,這也要有審查機制,例如,如果消費的是中國平行輸入的文化產品,在保障台灣文化商品的概念下,此類的抵稅自然排除。

以上的概念,其實與小英總統文化政策裡「落實文化公民權」相互呼應審視當初「英仁文化政策」,相關的概念如下:

「推動『美學體驗時數』的文化教育,從小培養藝文欣賞能力,針對12年國教不同年齡學生,每學期固定的「美學體驗時數」將列入學習內容,列為課程之一,包括電影、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欣賞與文化機構參訪等,並可鼓勵藝術家進駐校園,同時研擬「文化消費帳戶』等政策的可行性,鼓勵民間資源投入,協助縮減文化生活的社經落差」。

(回應小英總統文化政策主張:各項施政應具備文化思維)

三,我們不要忘了向來堅持的核心價值

文化主張,要有其前瞻性,政府應主動觸碰所謂「禁忌」。尤其在轉型正義這個面向,舊政府不願面對的議題,文化部門應該作為領頭羊,積極介入,參與發想與實踐人權議題一向是文化創作上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其對一個國家在文明之路上的方向與推進,雖然有時顯得抽象,但是影響重大。

(回應小英總統文化政策主張:不同族群與社群的文化論述與詮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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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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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news.ftv.com.tw/NewsContent.aspx?ntype=class&sno=2017515P03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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