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編
2017年2月
前言
對上世紀90年代，實現香港和澳門回歸的中國而言，剩下具有重要政治性與歷史性的課題是台灣的統一。然而，1949年毛澤東在北京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蔣介石將台北作為中華民國的臨時首都，在此後至今將近70年期間，中國與台灣在海峽兩岸仍然持續對峙。
中國認為應當消除兩種政治體制的對峙狀態，而向台灣方面表示武力解放、和平解放、以及和平統一立場的同時，偶爾也包括藉由武力威懾尋求台灣統一的途徑。但是，從毛澤東到胡錦濤政權都未能實現台灣統一。2012年，接繼胡錦濤政權的習近平政權，以自鄧小平政權時期開始的經濟發展成果為基礎，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為目標，不斷推展對外張路線。其具體的對象目前看來是東海和南海。然而對於中國而言，台灣與西藏、新疆維吾爾兩個自治區同樣，依然是構成其「核心利益」的最重要地區，此一立場絲毫沒有任何改變。不僅如此，毋寧說對於以成為海洋強國為目標的中國而言，逐漸意識到位處進出西太平洋的門戶、連接東海和南海海域的台灣在地緣政治學上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對於台灣而言中國是要以武力反攻的對象，共產黨政權是應剿滅的叛亂勢力，絲毫沒有談判的餘地。然而接任蔣經國成為總統的李登輝在推進中華民國的民主化與台灣化進程中，在冷戰終結以及國際環境急劇變化的形勢下，對中國採取較為相對性看法的意見占為主流。中國共產黨政權從應該武力討伐的對象變成具備政治性實體的談判對手。此外隨著台灣由居住在中華民國統治地區的選民直接選出總統，2016年並歷經了第三次政權輪替，中、台關係也多少因此會受到不小的影響。
中、台雙方目前以「維持現狀」的形式，繼續保持在海峽兩岸對峙的局面。然而所謂的「維持現狀」終究只不過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華民國兩個體制對峙的框架，連帶受到影響周遭的東亞國際關係及中國的國力、中、台灣軍隊事平衡、台灣的政治體制等不斷發生著動態變化。在此形勢下，雖然繼續使用「維持現狀」的表述，但是其實質內容是否不斷發生著巨大變化？立足於上述問題意識，撰寫本報告旨在藉由分析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歷任中國領導人的對台政策、以及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蔡英文等6位台灣總統的對中政策以及對中軍事戰略的變化、中、台關係的現實狀態、以及論述中、台關係問題時不可或缺的美國因素，闡明中、台關係在仍舊保持「維持現狀」的表述下，究竟發生了什麼樣的轉變。
在執筆本報告時，分別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中國人民解放軍簡稱中國軍隊、中華民國簡稱台灣、中華民國國軍簡稱台灣軍隊（台灣軍隊）。但是如果因歷史經緯或者前後文脈上的不適合則不在此限。另外，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時期所記述的中華民國，所指的是中華民國政府統治管轄的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對於理解台灣因第三次政權輪替而再次受到關注的中、台關係，以及能夠進一步探究台灣海峽的穩定與和平進一步思考的資料，如果本報告能夠有所助益，我們將感到十分榮幸。
一、中國對台政策的變遷
對中國而言，台灣問題是關係到其政權正統性的問題，同時也是對美關係的核心議題，更是國家建設的問題。從毛澤東到習近平等領導人都將實現統一台灣作為重要目標。鄧小平將毛澤東時期的「解放台灣」轉變為延續到目前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政策。江澤民意識到台灣基於實現民主化、並受到美國支援，而採取了武力威懾。胡錦濤一方面與美國協調的同時，另一方面遏止台灣獨立的企圖，提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以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的發展為背景，成功地實現了對中國有利的中、台關係局面。然而，藉此朝向統一的政治性對話幾乎毫無進展。習近平政權在「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路線陷於僵局的形勢下，產生了對台灣新政權的不信任和惱怒。
(一)毛澤東時期：持續追求解放台灣
對於中國而言，台灣問題是關係到政權正統性的問題，同時也是對美關係的核心問題，另外還是國家建設的問題。
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了國共內戰的決定性勝利，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然而中國國民黨政權潰逃台灣，維持了中華民國的體制。另外，中國人民解放軍還沒有進入西藏等，全國的「解放」仍未實現。中國共產黨在作為列寧主義政黨的同時肩負中華民族主義的重任統治中國，完成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的夙願。「解放」台灣正是完成統一所必要的行動。
雖然中國共產黨致力於在1950年實現解放台灣的目標，但實際上並沒有完成這個目標的實力。作為解放台灣的準備階段，解放軍於1949年10月攻打福建省沿海的金門島發起金門登陸戰，但是被中華民國國軍打得慘敗，解放台灣便更加遙遠。此外，1950年6月爆發朝鮮戰爭，為防止共產主義的擴展，美國派遣第7艦隊巡防台灣海峽，並加強對在台灣的國民黨的支援，因此解放台灣幾乎無可能實現。1954年12月，美台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Mutual Defense Trea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以條約的方式確定了美國對台灣防禦的承諾。
在這種情況下，台灣問題對於中國而言，是完成統一的問題，同時，台灣海峽成為冷戰的最前線，因此也成為如何對抗美國包圍網的問題。
然而毛澤東並沒有放棄「解放」台灣。毛澤東尋求「武力解放」與「和平解放」的兩種方法，首先對金門島施加軍事壓力，其目的在於讓希望放棄金門島的美國與以此作為反攻大陸的據點而保有金門的台灣彼此之間產生嫌隙。中國曾相信，利用美國與台灣之間的矛盾可以奪取金門島。但是在1954～1955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機以及1958年的第二次台海危機時，美國表示了防衛台灣的承諾，「解放」台灣成為更遙遠的目標。
最終毛澤東意識到，想要突破美國的包圍網完成統一，只有通過提高本國的國力實現。中國成為大國後，美國與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相互抗衡，對於美國將成為極大的負擔，美國可能自然會從台灣退出，出於這種考慮，毛澤東急於推進強化本國國力。首先實施了以軍事產業優先的第1個五年計劃（1953～1957年），然後掀起了以飛速發展本國經濟為目標的大躍進運動（1958～1961年）。中國的國內政治問題涉及到統一以及對美關係。然而大躍進運動以失敗告終，台灣問題的進展更加困難。
雖然無法解放台灣，但也無法承認大陸與台灣分別作為國家存在，亦即所謂「兩個中國」，遂將重點放在使台灣在國際社會中受到孤立。其中重要的邏輯是「一個中國」原則。「一個中國」原則就是「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的原則性立場。根據福田圓的研究，「一個中國」的原則並不是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的一貫主張，而是逐漸形成的。將中、台的敵對狀態變成圍繞「一個中國」的正統政府的爭鬥，雖然沒有統一的實力，但也避免讓分裂成為既定事實，成功地將問題留待未來解決的可能性。
1971年，中國獲得聯合國的代表權，成功地將台灣趕出了聯合國。另外，在1971～1972年發生的美中接近的過程中，中方重視台灣問題，堅持了「一個中國」的原則立場。其結果在1972年發表的上海公報中，以同時記載美中分別表述本國立場的方式保留本國的立場，並且進一步以口頭理解的方式使美方讓步。
(二)鄧小平時期：轉向和平統一與一國兩制
1976年毛澤東辭世，鄧小平在後來的權力鬥爭中獲勝，他在1978年年底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新的政策，後來被稱為改革開放政策。幾乎在同一時間，1979年1月中美恢復國交，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改革開放政策需要加強與周邊各國的經濟關係，加上美國撤銷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對中國而言，有必要也有能力採取新的台灣政策。
因此所提出的新政策是「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在毛澤東時期，台灣終究不過是應該被中國共產黨「解放」的標的，而「和平統一」的表述，則暗示採用柔軟的方式進行統一。1979年1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人大）常務委員會發表了《告台灣同胞書》，向台灣方面呼籲盡速協商結束軍事敵對狀態，同時宣佈停止一直持續到當時的對金門炮擊。更加整體性且明確的方針於1981年9月30日由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發表了由9條內容所構成的「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其中，①通過第三次國共合作實現祖國的統一，②實現「三通」（通郵及通訊、通航、通商）和「四流」（學術、文化、體育、科技交流），③台灣享有高度的自治權並可保留軍隊，可保持同外國的經濟、文化關係，這幾點特別受到關注。
對於「和平統一」和「一國兩制」，鄧小平提出了以下方針，①台灣作為特別行政區保持獨立性，可以實行與大陸不同的制度；②司法獨立，終審權不須到北京；③台灣可以有自己的軍隊，只是不能構成對大陸的威脅；④大陸不派人駐台；⑤台灣的黨、政、軍等系統由台灣自己管理；⑥中央政府給台灣留出名額。鄧小平對於台灣的和平統一具有相當的自信。1980年1月16日，鄧小平對必須在上世紀80年代完成的3項任務列入了台灣的「回歸祖國」。按照這種「和平統一」路線，向拓展對中貿易與投資的台灣企業提供優惠條件，對台灣企業的對中貿易與投資採取優惠措施，並開始與中國國民黨以及台灣民間團體等的交流。
鄧小平的「和平統一」以及「一國兩制」是從毛澤東時期以來台灣政策的巨大轉變，且成為目前仍然持續此一台灣政策的基軸。然而，台灣問題在實際上並沒有像鄧小平當初設想的那樣早期解決。這是因為第一是台灣方面的反應消極，第二是美國對台灣的干預比預想的更深。蔣經國採取了「三不政策」（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直到1987年為止，對於與中國的對話持消極態度。此外，美國於1979年制定了《台灣關係法》( Taiwan Relations Act )，繼續進行武器出售。
(三)江澤民時期：軍隊現代化遏制台灣獨立
1.第三次台海危機
經過了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後，繼任中國共產黨總書記的江澤民延續當初鄧小平時期的台灣政策，追求促進和緩的中、台關係緊張與和平統一。1987年以後，台灣改變了原先拒絕對話的立場，開始顯露與中國對話的姿態。因此作為協商雙方事務性工作的民間機構，台灣在1991年成立了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會長辜振甫），中國則是成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會長汪道涵）。1992年，作為推展政治對話的基礎，形成了所謂「九二共識」。對此，中國方面同意中國和台灣屬於「同一個中國」，而台灣方面則同意「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對於「同一個中國」的解釋，中、台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表述），是保留各自不同見解、模棱兩可的共識。1993年4月，在新加坡舉行汪道涵與辜振甫的會談。
1995年1月，江澤民提出台灣政策方針，亦即所謂「江八點」即①堅持「一個中國」原則；②對於台灣同外國發展民間性經濟文化關係不持異議，但是反對台灣以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為目的的活動；③進行海峽兩岸和平統一談判；④努力實現和平統一，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大陸人和台灣人）；⑤要大力發展兩岸經濟交流與合作，以利於兩岸經濟共同繁榮，造福整個中華民族；⑥共同繼承和發揚中華文化的優秀傳統；⑦保護台灣同胞的正當權益；⑧領導人以適當的身份的相互訪問，不需要藉助任何國際場合。該方針總體而言完全顯露穩健色彩。
然而中、台關係因李登輝總統的訪美簽證問題出現惡化，導致1995年至1996年發生了第三次台海危機。李登輝總統應母校康奈爾大學的邀請訪美時，美國柯林頓政府在國會的壓力下發給簽證。對此中國的態度立刻轉趨強硬，在李總統訪美時舉行了海軍與空軍的演習以及東風-15導彈試射。此外，在1996年台灣舉行總統選舉時，進行包括導彈發射以及登陸演習在內的大規模演習，加強對台灣的壓力。
何以中國表現出如此強烈的態度反應？首先，台灣的民主化不斷發展。由於中華民國的台灣化和民主化發展，台灣不再圍繞在中國正統政府問題上打轉，轉而開始推行「台灣獨立」。
其次，中國認為美國等西方各國將中國視為對手，為了封鎖中國而利用台灣，試圖推進其被國際社會承認。由於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和後來發生的東歐共產主義體制的轉變以及蘇聯解體，中國成為剩下的少數共產主義體制。中國是美國的下一個敵人，利用台灣牽制中國的看法在中國國內廣泛存在。例如，1992年9月老布希政府( George H. W. Bush )針對中國購買蘇-27戰鬥機，決定向台灣出售150架F-16A/B戰鬥機的武器出口。此外，接下來的柯林頓政府( Bill Clinton )於1994年9月發表了台灣政策調整，提高了與台灣的交流層級。這樣的舉動在中國似乎是認為美國的台灣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此中國意識到台灣在事實上的獨立以及逐漸被國際社會承認，所以採取其強烈的反應態度。
如前所述，中國從1995年夏季開始在台灣海峽進行導彈試射，進入1996年後，在台灣總統選舉之前舉行了大規模的軍事演習。這些行動的目的被認為是在向美國傳遞中國的決心，制止美國的插手，並且觀察美國的態度，對台灣的獨立傾向發出警告，企圖對選舉的走向施加影響。對於1995年的導彈試射，由於美國的反應並不是非常強硬，因此中國的領導階層認為美國不會插手、或者即使插手也只不過是象徵性的，於是在1996年開始了大規模軍事演習。然而美國朝台灣海峽派遣了以獨立號航空母艦和尼米茲號航空母艦為中心的兩個航空母艦戰鬥打擊群，因此中國對台灣無法施加更大的軍事壓力。
2.危機帶來的影響
第三次台海危機對東亞的安全保障環境留下了非常大的影響。就中國而言，使台灣海峽陷於危機狀態，成功地顯示了中國對台灣問題的重大決心。向台灣及美國表明，台灣問題對中國而言是涉及國家核心利益和國家正統性的重要問題，圍繞該問題最終可能導致使用武力的立場。1997年至1998年美中關係逐漸好轉，1998年6月，柯林頓總統在上海重申「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台灣不應加入任何必須以國家名義才能加入的國際組織」，即「三不原則」。
然而雖然在外交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勝利，但是從軍事角度觀察，事態遠超過了中國的預測，對中國也留下了嚴重的影響。也就是說，對於美國正式派遣航空母艦戰鬥打擊群，由於中國沒有與其相抗衡的軍事手段，幾乎毫無任何作為。假如未來發生同樣事態，中國對於美國的插手無以應對，甚至可以設想出現允許台灣獨立的結果。
冷戰結束後，中國明顯感到軍事力量現代化的必要性。中國的軍事戰略受到美國在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中顯示的軍事革命的影響，1993年提出為了在高科技條件下應對局部戰爭的新軍事戰略。與此同時江澤民也強調，一旦發生與「台灣獨立」相互連結的重大事態，能夠應對局部戰爭的高科技能力有其必要性。
台海危機加速了中國軍事力量的現代化。1995年12月，中央軍事委員會（中央軍委）擴大會議通過了「九五期間軍隊建設計畫綱要」（九五綱要）。該綱要提出在第九個五年計劃（1996～2000年）期間實現軍事科學技術飛速發展的目標，並且明確闡述「兩個根本性轉變」，即在軍事鬥爭準備上，由應對一般條件下的局部戰爭朝準備打贏現代技術特別是高技術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轉變；在軍隊建設上，逐步由數量規模朝品質效能轉變，由人力密集型往科技密集型轉變。
關於該綱要，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震強調，台灣在進行「台獨」活動的情形下，要用盡心力改善武器裝備，發展箝制對手的「殺手鐧」（針對敵方的弱點一招制勝的武器）。當時，晉升為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張萬年則是強調，新的科學技術在軍事上的重要性，在談到精確打擊和電子戰的有效性上，指出「今天科學技術在提高戰鬥力中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突出」，「現代條件下的局部戰爭越來越以科學技術較量的形式呈現，誰佔據了科學技術的優勢，誰就能掌握更高的戰場主動權」。
「九五綱要」制定以後，中國想藉由精確打擊等突破美國弱點，力求遏制其插手台灣問題，為了具備這種能力而推進強化軍事力量。2000年代後期以後中國受到關注的「非對稱攻擊能力」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進行先行研究的成果。
第三次台海危機後的中、台關係對中國而言，始終維持著不容其樂觀的局面。1999年，李登輝總統宣稱兩岸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被中國視為台灣將進一步獨立的舉動。此外，在2000年總統選舉中、台獨傾向強烈的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獲勝。在中國看來，這意味著台灣朝獨立的方向已進入了新的階段。
正值總統選戰最高潮的2000年2月，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表了題為《一個中國的原則與台灣問題》白皮書，表明中國的立場。其中作為行使武力的條件，列舉了以下3項內容：①發生台灣被以任何名義從中國分割出去的重大事變；②出現外國勢力侵佔台灣；③台灣當局無限期地拒絕談判和平解決兩岸統一問題。特別是第三項新加入的內容，被認為是針對陳水扁的牽制而來。
此外，中國重新界定「一個中國」。2000年8月，錢其琛副總理宣佈了新的「一個中國」定義，「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以往的「一個中國」原則的著重點在於中國唯一的正統政府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是在中華民國的民主化和台灣化進程中，台灣方面對於中國正統政府爭鬥的關心程度降低。原則的重新定義，完全反映出對於防止台灣以任何形式分離的這種情況下所為的新著力點。
(四)胡錦濤時期：中國崛起下的台灣問題
1.反分裂國家法
胡錦濤於2002年就任黨總書記，2004年擔任中央軍委主席，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對於台灣問題力求採用與強硬政策一邊倒的前任領導人江澤民不同的方法。
胡錦濤將強硬立場與柔軟姿態巧妙地組合，試圖採取軟硬兼施的方法。也就是改變以往試圖一舉統一的方法，採取對於台灣分離獨立以強硬政策遏制，在這個前提下促進靈活地與台灣開展對話和交流的方法。2004年5月17日，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表聲明，只要台灣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摒棄「台獨活動」，就可以恢復對話與交流，深化經濟協作，暗示向柔軟政策的轉變。
首先成為課題的是遏制台獨傾向。為此，胡錦濤政權在2005年3月14日召開的第10屆全國人大第3次會議上制定了《反分裂國家法》。
根據松田康博的論述，反國家分裂法表述了從促進統一向遏制台獨的方針轉變。其特點是①著重於維持現狀，②不強調一國兩制，③軟硬兼施的方法，④明確化「非和平方式」的行使條件，並且在行使條件中保持一定的「戰略模糊性」。
該法對於採取「非和平方式」的條件提出了3項內容，①如果台灣從中國分離，②如果台灣發生從中國分離的重大變化，③如果完全喪失了和平統一的可能性。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吳邦國對該法進行了說明，該法是為了貫徹「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等中央制定的重大政策方針，反對和遏制「台獨勢力」分裂國家活動的法律。
2.陳水扁是個麻煩製造者
陳水扁總統就任當初，雖然表明了溫和路線，但是中國對該溫和路線沒有回應，對陳水扁「聽其言、觀其行」，同時保持外交壓力。隨著自己爭取連任的2004年3月總統選舉的到來，陳水扁放棄溫和路線，激進的色彩濃厚。陳水扁於2002年8月提出了「一邊一國」論（兩岸分別為不同的國家），並於2003年9月提出通過全民公投制定新憲法，「是否贊成強化國防能力」於11月成為爭論的焦點。
針對（民進黨）陳水扁的激進行為，胡錦濤政權致力於與國民黨和美國聯手使陳水扁遭到孤立。對於國民黨擴大兩黨之間的交流。2005年3月，國民黨副主席江丙坤訪問中國，與中國共產黨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陳雲林舉行會談。接下來於2005年4月實現了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中國。連戰主席與胡錦濤總書記會談，發表了包括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灣獨立、促進兩岸關係發展等內容的聯合新聞公報。中國通過加深與國民黨的合作，對於台灣內部希望中、台關係穩定和深化以經濟為中心開展交流的勢力，也起到了反對台獨是明智選擇的呼籲作用。
對於美國，強調陳水扁是個試圖改變現狀的麻煩製造者，旨在美中聯手對其遏制。中國通過各種管道對美國做工作，例如胡錦濤的外交智囊戴秉國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于2004年3月在即將進行台灣總統選舉之前作為特使相繼拜訪美國、德國、法國、日本、俄羅斯，說服反對陳水扁提出的全民公投。戴秉國在美國與政府高官以及前高官進行了多次會談。
戴秉國勸說美國，傳遞了以下消息。第一，陳水扁按照台獨日程表進行策劃，中國和美國必須對此防範；第二，美國應該向台灣發出明確的信號，並且政府有關人員的發言必須一致。此外，向助理國務卿詹姆斯‧凱利(James Kelly)表明「台灣問題不是民主的問題，也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制度問題，而是中國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問題。希望美國不要將該問題作為意識形態問題對待」的立場。另外在與國務卿科林．鮑威爾（Colin Luther Powell）的會談中，強調中國共產黨不是蘇聯共產黨，中國不是蘇聯，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謀求霸權。在此基礎上提出①台獨的危險，②陳水扁的行為無法預測，不能相信，③中國政府為了和平統一付出最大的誠意努力，④美國發出了與2003年12月布希(George W. Bush)總統的發言（以後詳述）不同的聲音，應保持與總統發言的一致性。
在第3章中將詳細闡述，美國在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論之後，對陳水扁政權的不信任感逐漸增強。美國認為陳水扁不顧大局，以個人的政治目標優先，非常麻煩難纏。為此，美國開始逐漸地遏制陳水扁的行動。2002年10月，布希總統在與國家主席江澤民會談後的新聞發佈會上表明「不支持台獨」。後來，2003年12月9日在與溫家寶總理的會談中，布希總統進一步強調，「反對試圖改變中國與台灣的現狀」，斷定陳水扁的行動是「我們反對的單方面試圖改變台灣現狀的做法」。因此，陳水扁不得不改變全民公投的內容，並且因投票人數未達有效投票數而沒有通過。
就這樣，形成了美中聯手遏制台灣改變現狀的態勢。關於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中國在不同層次就其內容與美國進行了事前溝通。美國雖然未能阻止制定反國家分裂法，但是有評價指出，通過密切的磋商，刪除了涉及到「一國兩制」問題等，在文字上採用了溫和的表達方式。胡錦濤主席在2005年11月與布希總統的會談中予以讚賞，「中美共同反對和遏制『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
此後的第二期陳水扁政府雖然曾一度摸索溫和路線，但是在政權末期再次回歸到台獨路線。2007年5月，陳水扁總統提出要求，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後來宣佈對此實施全民公投。然而美國對此也表示明確反對，投票人數未達有效投票數。
3.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2008年3月，國民黨的馬英九當選總統，對於中國意味著成功挫敗了陳水扁政權的台獨企圖。對於馬英九政權轉向朝中靠攏，胡錦濤政權表示歡迎。
胡錦濤以兩岸關係穩定為基礎，作為接下來的步驟提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在2005年的胡錦濤、連戰會談中首次提出，因國民黨政權的誕生而正式推進。在2007年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錦濤提出了「在一個中國原則的基礎上，協商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定，構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框架」的規劃。其基本構想是採取「先經濟、後政治」、「先易、後難」的方式，從可行之處著手，通過循序漸進開闢統一的道路。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2008年12月31日，國家主席胡錦濤在紀念《告台灣同胞書》發表3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講話，明確提出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六項方針，即為了和平實現祖國統一，首先必須保證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具體包括①恪守一個中國，增進政治互信，②推進經濟合作，促進共同發展，③弘揚中華文化，④加強人員往來，⑤協商涉外事務（適當放鬆對台灣加入國際機構的限制）⑥結束敵對狀態，達成和平協議。
由於這種雙方的變化，中、台關係面向改善發展，2008年6月，海峽會和海基會重啟高層會談。此後，尤其以經濟協作為中心，中、台關係不斷深化。中、台高層務實會談在胡錦濤政權期間舉行了8次，簽署了開放大陸遊客赴台觀光、全面開放三通等18項經濟、實務協議。2010年6月簽訂了《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定》(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 )，對中國方面出口的539個品目、台灣方面出口的267個品目的商品階段性適用零關稅。
4.中國的軍事力量現代化與中、台關係
中、台關係隨著中國的強大而發生了巨大變化。2008年以後，在各國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之中經濟迅速恢復，中國的興起顯而易見。馬英九政權以後的中、台關係也是以中國的興起為前提。
首先，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台灣的對中經濟依賴加深。這種經濟性誘因阻止了台灣走向獨立，可期待走向與中國的統一。
另外，由於解放軍力量的現代化進展，台灣海峽的軍事平衡逐漸向中國占上風傾斜。1995年以後，中國軍事力量的現代化穩步推進。中國通過顯示對台行使武力的可能性阻止台獨，以該力量為背景，可以認為將促進中國所希望的政治解決台灣問題。此外，吸取第三次台海危機的教訓，中國集中投資於對美國插手台灣海峽盡可能造成巨大損失的武器，對試圖插手的美國的考慮和政治意義造成影響。
特別是導彈和空中力量的攻擊成為對台灣的巨大威脅，雷達設置和指揮通信網、空軍基地等將會受到彈道導彈和巡航導彈的攻擊。
短程彈道導彈東風-11、東風-15以位於台灣正面的第52基地為中心配備。另外，新型彈道導彈東風-16的射程為1,000公里，被認為配置在台灣的正面。根據美國國防部的報告，在2015年當時，中國的短程彈道導彈的發射裝置有200～300座，至少可能有1,200多枚導彈。此外，命中精度也有提高，據說東風-15A、東風-15B以及東風-16的平均誤差半徑（circular error probability ：CEP）為10公尺以下。
台灣的戰鬥機沒有更新換代，逐漸陳舊，而中國投入了許多殲-10、殲-11等第4代戰鬥機，第4代戰鬥機的數量於2007年超過台灣。有分析表明，台灣不僅難以保證空中優勢，而且在防空能力方面也難以應對。另外，中國進口了S-300PMU1以及S-300PMU2地對空導彈，配備紅旗-9以及紅旗-15/18，加強了防空能力。在此基礎上，從俄羅斯購買射程達400公里的S-400防空導彈系統的交涉取得了進展，如果實現了這些配備，防空能力可能會進一步提高。
中國以開發中程彈道導彈為中心，提高精確打擊能力，增加美國的介入成本。作為反艦彈道導彈聞名的東風-21D和東風-26被認為對美國的航空母艦構成威脅。另外，中國海軍艦艇以及空軍轟炸機在西太平洋海域的活動頻繁，能夠對美軍基地構成威脅。
此外，由於中、台關係的穩定，台灣對來自中國威脅的認識淡薄，台灣對於自身的防衛不付出應有的努力，可能發生所謂「芬蘭化」（雖然維持獨自的政權，但進入臨近大國的勢力範圍保持中立性存在）。台灣海峽越穩定，中國越可能將目標轉向其他地區和問題，在更廣的範圍活動。從2000年代後期開始顯現的使中國可能向海洋發展的條件之一可以說是台灣海峽的形勢穩定在對中國有利的局面。
關於胡錦濤時代的台灣政策，從遏制台獨、並以對中國有利的方式實現了兩岸關系穩定的意義考慮，可以說獲得了相當的成功。然而由此面向統一的政治性對話幾乎完全沒有進展。雖然中國和台灣對於兩岸關係穩定與和平具有共識，但是對中國而言，維持現狀終究是最低要求，必須與走向統一的道路聯繫起來。儘管高官之間頻繁接觸，但卻沒有重要的進展。
另外在軍事互信機制方面也同樣，2004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在聲明中首次提到其建立。後來2008年在胡錦濤的講話中也涉及到了軍事安全保障互信機制。然而中國提出的軍事互信機制是作為政治互信的結果建立的，同意政治性原則不可或缺。2010年、2012年、2014年，中、台舉行了3次聯合海上搜救演練等，雖然在非軍事性的地方級別開展合作，但是卻沒有進一步的發展。
(五)習近平時期：強調「九二共識」
習近平政權面對這種「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極限。最重要的是中、台的交流越是增加，台灣的台灣人個性越強，陷入看不到統一道路的窘境。在決定後馬英九的2016年1月台灣總統選舉中，民進黨獲勝的希望增加。
2015年11月7日，在總統選舉之前，在習近平和馬英九之間開始了首次中、台首腦會談。習近平強調指出，①堅持兩岸共同政治基礎不動搖，②堅持鞏固深化兩岸關係和平發展，③堅持為兩岸同胞多謀福祉，④堅持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中也與第一點相關，習近平強調「九二共識」的重要性進一步闡述，「九二共識體現了一個中國原則，明確界定了兩岸關係的根本性質。它表明大陸與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關係,也不是『一中一台』」。強調「九二共識」可能也是對下一屆政權的警告。
2016年1月，民進黨的蔡英文獲勝，同年5月誕生了新政權。習近平政權對台灣的新政權充滿了不信任和警戒。
二、站在台灣立場的中、台關係
(一）從反攻大陸到台灣中心主義—蔣家父子政權時期—
1.從軍事對抗趨向穩定化
1949年10月1日，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當時中國南部和西部仍處於中華民國國軍（在臨時首都於1949年12月遷移到臺北以後稱國軍為台灣軍隊）與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軍）之間持續內戰（在台灣稱為「動員戡亂時期」）。從浙江省到廣東省的沿海地區，也有被中華民國政府和國軍佔領的地區和島嶼，中國共產黨政權致力於「解放」這些地區。
金門島位於福建省廈門（大金門西側5公里）的對岸，是周圍三面海域被中國包圍的小島（大金門、小金門合計面積150平方公里），相隔台灣海峽座落在台灣島的前方。在尚無法輕易地穿越台灣海峽而來的導彈和飛機的當時戰略環境下，在台灣方面看來，金門島佔據了可以牽制解放軍朝台灣海峽而來的出擊、也可作為反攻大陸據點的重要戰略位置。為此，中華民國方面在金門島佈署了大量兵力、構建堅固的陣地。1949年10月25日，解放軍15,000名兵力在金門島古寧頭登陸。但是，前不久國軍才假定以古寧頭為戰場演習完畢。解放軍部隊小看國軍，輕視國軍在海上和空中的軍力優勢，因此第一批部隊登陸後，第二批的登陸部隊遭國軍的海軍和空軍阻絕，復以登陸的解放軍部隊之間的配合不善，國軍從守衛作戰轉為反擊作戰，10月27日成功殲滅解放軍。
後來，解放軍在廣東省沿海的海南島發動海南島戰役。海南島面積為3.3萬平方公里，與台灣島3.6萬平方公里旗鼓相當。1950年4月16日，解放軍對海南島發起登陸作戰，僅用15天時間，4月30日便佔領全島。解放軍順利佔領海南島的主要原因包括，①雷州半島從中國大陸向外延伸，雷州半島至海南島的距離為11～27海浬（20～50公里），是乘坐木造帆船僅需一晚、如果海流及風向順利則只需5～7小時即可到達的距離；②由於海南島遠離台灣島，蔣介石為了將軍力集中在台灣島，曾經考慮放棄海南島和舟山群島；③解放軍在海南島可以獲得當地長期獨立活動的共產黨部隊協助，以及台灣軍隊的戰鬥力相對較為薄弱等。
金門島雖然是位於中國大陸沿海的小島，但是國軍擊退解放軍，這是因為鑒於該島的戰略重要性，蔣介石下定決心防守，預料到解放軍會登陸作戰而集中兵力，並不斷進行訓練。而與金門島相比，海南島的面積較大，儘管與中國沿岸也有一段距離，但是蔣介石以放棄該島為前提考量，因此直接導致在兩個星期陷落。
1950年5月，解放軍調集了近50萬人的兵力（戰鬥部隊為30～38萬人），由粟裕（後來成為解放軍大將）擔任總指揮在福建省設立前線指揮部。解放軍部隊展開水陸兩棲登陸訓練，準備發動台灣戰役。然而同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戰略重心從東南沿海轉向東北地區，解放台灣被迫擱置起來。
1951年10月，解放軍部隊進駐西藏的拉薩，後來朝鮮戰爭於1953年7月停戰，解放軍的任務重點再次轉向台灣作戰。台灣軍隊在浙江省、福建省沿海佔據的島嶼不斷被解放軍攻克。經過1954年9月金門島炮擊戰、以及解放軍於1955年1月發起建軍史上首次陸、海、空三軍聯合作戰的一江山島戰役，同年2月，台灣軍民約3.4萬人在美國艦隊的協助下從大陳列島（浙江省近海）撤退（第一次台海危機）。
至上世紀50年代前期為止，蔣介石政權佔據了中國沿海36個島嶼，以這些島嶼為據點對潛入中國進行游擊活動。從1949年秋至1953年7月，台灣軍隊進行了上百人至上萬人規模的70多次登陸游擊活動，動員的兵力累計達407萬人次。這是蔣介石以「反攻大陸」為口號的攻勢戰略，然而由正規軍發動大規模的反攻大陸作戰實際上難以實現，在中國沿海進行小規模零星游擊活動不單是對內也是對外表明反攻大陸決心的最佳手段。另一方面，雖然美國政府阻撓中國進攻台灣，但也採取了不允許台灣反攻大陸的方針。其具體表現是1954年12月簽訂的《美台共同防禦條約》。根據該條約，台灣（以及澎湖列島）的安全獲得保障，1954年前後，台灣軍隊的軍事力量也在美國的援助和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指導和訓練下得到出乎意料的戰力強化。然而另一方面，蔣介石政權佔領的區域經過上述第一次台海危機後，僅剩台灣本島、澎湖列島、金門、馬祖，亦即與現在的台灣相同的區域。當時，解放軍的武器系統能夠直接攻擊的只有與中國近在咫尺的金門、馬祖地區。1955年年初，美國聯邦議會通過了《台灣決議案》（福爾摩沙決議，Formosa Resolution），授權美國總統可以在其認為有必要時防衛台灣、澎湖以外的中華民國領土。據此，金門、馬祖也可解釋為在美國的保護傘下，這成為蔣介石總統死守金門的強烈動機，防守兵力從6萬人（1954年）增加到10萬人（1957年）。隨後，從1958年8月至10月發生了金門炮戰（第二次台海危機。台灣方面稱為「八二三炮戰」）。激烈的炮戰從8月23日開始持續到10月6日，共有47萬4,910發炮彈落在金門島，每平方公里承受約1,472發炮彈。
台灣透過攻勢戰略保持與中國作戰態勢的同時，致力於經濟復興。在1953年階段，台灣831萬人必須負擔近60萬人的台灣軍隊。總人口數的7.2％為軍人，該比率與現在北朝鮮按照總人口數約2,500萬人、總兵力120萬人計算的4.8％相比，明顯高出許多。必須負擔如此多兵力的台灣自然需要促進經濟發展。在獲得美國經濟援助的同時，透過土地改革提高農民耕作意願，農業生產增長，對軍事財政的支援也發揮起巨大作用。研究表明，在1951年至1965年的15年間，占總產值約30％的1,050萬噸穀物被徵收和收購，其中的70％用於軍用糧草及公務員糧食。進入上世紀60年代後，中國的大躍進政策失敗，蔣介石政權於1962年基本上已經完成「反攻大陸」的準備。但是，由於大規模反攻登陸作戰不可或缺的美軍運輸支援遭到拒絕，台灣軍隊僅持續小規模的軍事攻擊，從1963年年初開始，海上的集中攻擊和潛伏中國的遊擊戰成為重點。此後，中國從1966年8月開始了文化大革命，台灣判斷是「反攻的絕佳機會」，然而最終還是沒有能夠獲得美國的支援。同時期的台灣進入經濟發展期，達到持續性高度成長。雖然這種態勢也支持了蔣介石政權企圖「反攻大陸」的攻勢軍事戰略，但是1969年7月，美國總統尼克森發表了尼克森主義聲明（Nixon Doctrine，或稱關島主義Guam Doctrine），主張亞洲各國各自負起強化自我防衛能力，當時國際環境對台灣不利，因此對「反攻大陸的攻勢戰略」被迫進行調整，開始採取重視台灣防衛的攻守一體戰略。
2.默認民主化和台灣化的蔣經國
1975年蔣介石總統辭世，經過了嚴家淦總統時代，即使從1978年開始進入蔣經國總統時代後，台灣的國策依然堅持反共。然而1971年中國獲得聯合國合法席位，1971年～1972年中美接觸，1972年9月日中邦交正常化等，台灣所處國際環境更加嚴峻。1979年1月中美邦交正常化，中國為了在政治上拉攏台灣，將統一戰線工作轉向和平統一。對此，台灣的對中政策仍然維持「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三不政策」。另一方面，蔣經國總統於1987年7月解除了戒嚴令。在該時期，反對戒嚴令的人數實在太多，蔣經國也覺得無法壓制。另外，同年11月，以「台灣地區民眾赴大陸探親」的名義開放赴中國探親，打開了中、台兩岸交流的大門。根據李登輝的證言，蔣經國說「我也是台灣人」的言論也是自1987年才開始主張。從那時起，蔣經國可能開始深刻地自我意識到國民黨必須在台灣紮根。在前一年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提出以建立台灣共和國為目標的黨綱突襲組黨。雖然組成新政黨在戒嚴令下的台灣屬於違法行為，但是蔣經國下令予以默認。這樣的事實可能也說明了蔣經國的內心變化。
(二)推進民主化的中華民國—李登輝政權時期—
由於蔣經國總統於1988年1月辭世，副總統李登輝根據憲法接任總統。雖說成為總統，然而該時期的李登輝在國民黨內毫無權力基礎。李登輝是從同年7月召開的黨大會上正式被選為黨主席、在黨內的政治鬥爭中獲勝、於1990年在國民大會被選為總統後才開始在國民黨內逐漸發揮力量。從此，李登輝政權正式開展對中政策。
1990年10月，李登輝總統在總統府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開始研究制定《國家統一綱領》。1991年1月，在行政院設立計畫和處理政府有關中國相關業務的大陸委員會，同年3月成立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接受政府委託進行與中國的交涉和處理事務性程序。另外，同年4月30日，李登輝總統宣佈「動員戡亂時期」結束，並宣佈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這是內戰結束的宣言，意味著此後不會將中國共產黨政權視為反叛勢力，而成為談判對象。此外，台灣政府於1992年9月施行《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台灣雖然宣佈內戰結束，但是由於並沒有相互正式承認互為國家，因此不適合國家組織之間的接觸。對此，台灣成立了海基會，中國成立了名為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的民間組織，台灣與中國向各自的相關組織授權進行交涉。台灣方面，李登輝政權從制度、法律、組織方面完整建構與中國接觸、交涉的體制。根據最新的研究結果顯示，台灣的攻守一體戰略在「光復大陸」的方針下維持到1991年前後。摒棄「光復大陸」方針後的台灣採用新的守勢防禦戰略，提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方針以確保台灣的安全。
然而將中國視為交涉對象，對於中、台交涉的進展毫無意義。在李登輝政權時期，雖然海基會與海協會持續交涉，但是沒有開始任何朝統一方向進行的具體行動。關於對中政策同樣地，李登輝政權限制台灣資本對中投資，發表「戒急用忍」（用忍耐的態度戒除急躁）政策，並將此法制化。此時中國將李登輝定位為「台灣獨立派」。被視為台灣獨立派的理由之一是李登輝的外交姿態。此前，在憲政下中華民國總統外訪的只有嚴家淦於1977年7月出訪沙烏地阿拉伯，蔣介石、蔣經國都未曾外訪。然而李登輝積極出國訪問。從1989年3月訪問新加坡開始，1994年2月訪問菲律賓、印尼、泰國，同年5月訪問尼加拉瓜、哥斯大黎加、南非、史瓦濟蘭，1995年4月訪問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和約旦。雖然其中也有與台灣無邦交的國家，但是李登輝以「國家元首訪問」的形式以及不拘泥「中華民國」的名義開展「務實外交」。李登輝時代的正副總統和行政院院長訪問無邦交國家累計達24國（同時期對友邦國家的訪問累計為36國）。「務實外交」也是對企圖限縮台灣在國際社會活動空間的中國做出反抗。1995年李登輝總統的訪美，可以理解為在這種情勢下的一環，但卻成為將中、台關係從緩和走向對立的分水嶺。李登輝總統在他的母校康奈爾大學進行的演講中反復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強調台灣與中國大陸獨立存在，更進一步加深中國方面認為「李登輝是台獨派」的印象。此後，中國增強對台灣的政治面、軍事面上的壓力。再者，次年1月，在國民黨內主管大陸政策的大陸工作會主任指出，將於3月初舉行的台灣總統民選，中國方面認為阻礙中、台統一，可能試圖採取影響選舉結果的行動。正如預料般，中國向台灣本島周圍進行飛彈試射和軍事演習（第三次台海危機）。李登輝對中國始終否認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國家的立場感到惱怒，1998年8月啟用時任國家安全會議諮詢委員的蔡英文成立「強化中華民國主權國家地位小組」開始進行研究。
根據該小組研究成果，李登輝於1999年7月在接受德國之聲記者採訪時，宣稱「特殊的國家與國家的關係」（所謂的「兩國論」）。至此為止，中、台之間以海基會和海協會的高層會談為首舉行了各種層級的會議。然而因李登輝訪美明顯冷卻的中、台關係，由於「兩國論」的主張，中、台間關係立即斷絕。後來的陳水扁政權時期，直到2008年5月馬英九政權成立為止，都沒有舉行過海基會和海協會的高層會談。
(三)民進黨政權帶來的衝擊—陳水扁政權時期—
1.中國不相信陳水扁政權
2000年3月舉行了第二次總統民選，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的陳水扁、呂秀蓮以遠低於過半數的39.3％得票率當選第十任正副總統。陳水扁從1994年開始擔任台北市長，1998年以連任為目標參選。儘管當時台北市民對陳水扁的施政滿意度上升到76％，但是陳水扁仍然在台北市長選舉中敗給前法務部長馬英九，因此決定參加總統選舉。另外，國民黨決定推動台灣化、民主化的李登輝總統不再參加總統選舉。在尚未確定誰來接班的階段，以台灣省「凍省」（1998年）為直接原因與李登輝決裂的前台灣省長宋楚瑜脫離國民黨，以無黨派候選人參加總統選舉，因此國民黨陣營的選票被連戰副總統和前台灣省長宋楚瑜分成兩部分，使民進黨漁翁得利。
2000年5月20日，陳水扁政權執政。回顧陳水扁政權時期，一般的評價是該時期的中、台關係緊張，沒有開展多少交流。的確，事實表明，進入馬英九政權時期後，中、台關係明顯的獲得改善。但是，在陳水扁政權成立的初期，顯現打算與中國建立友好關係的姿態。例如，陳水扁在總統就職演說中聲稱，「只要中共無意對台動武，本人保證在任期之內，不會宣布獨立，不會更改國號，不會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會推動改變現狀的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家統一綱領》與國家統一委員會的問題」，即所謂「四不一沒有」。民進黨意識到，如果成為企圖推動台灣獨立以及更改國號的政黨會受到中國方面的戒備，因此宣稱不會將兩個中國列入憲法或者廢除李登輝政權時期制定的國家統一綱領，因此也是向中國的善意表態，不會單方面推進台灣獨立。在2000年階段，由於國家統一綱領存在，因此在總統就職演說中也有「在既有的基礎之上，以善意營造合作的條件，共同來處理未來『一個中國」的問題」的內容。另外，任命在中國大陸出生、中、台統一意識強烈的唐飛前國防部長（歷任空軍總司令、參謀總長等，國民黨籍）出任行政院長的理由之一，一般認為都是在暗示陳水扁政權並不是推動台灣獨立的政權。此外，在總統就職一個月後的新聞發佈會上，陳水扁總統在表明意識到關於1992年海基、海協香港會談的事情，雖然就「一個中國」的問題雙方進行過討論但沒有形成共識的同時，闡明對於「一個中國」的含義，需要站在雙方都能接受的基礎上得出結論。然而在6月27日，陳水扁表明願意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對於「一個中國」的解釋，中、台各自以不同的方式表述）的『九二共識』。這雖然表明不接受中國提出的【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觀點，然而這是與後來的馬英九政權相同的立場，對此必需要加以留意。
2.陳水扁提出「一邊一國」論
從陳水扁總統就任開始，中國對陳水扁政權的態度保持一貫冷淡。對其惱怒的陳水扁總統表明「如果我們的善意無法得到中共相對的回應，我們要思考是否要走自己的路」。對此，陳水扁總統於2002年8月提出「一邊一國」論中更加清楚地闡述。「一邊一國」論是陳水扁總統在世界台灣同鄉會年會上通過視訊會議發言表明的概念。陳水扁總統在該發言中宣稱，「台灣不是其他國家的一部分，不是地方政府，也不是一個省。台灣不能成為第二個香港、澳門。因為台灣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簡而言之就是台灣跟對岸中國是一邊一國（各為一個國家），要分清楚」。這與李登輝政權的「兩國論」同樣表明從中國正統政權之爭轉變為台灣主權之爭的姿態。
從此之後，中國對陳水扁政權的態度非常嚴厲。尤其是在2004年3月陳水扁煽動台灣民族主義連任總統後，中國於2005年3月制定《反分裂國家法》，建立對台武力動武的法理依據，並與成為在野黨的國民黨開始交流等。
對此，陳水扁政權也進行反抗，將以中國、中華冠名的名稱改成台灣等推動「正名運動」。另外，於2006年2月終止李登輝時代制定的《國家統一綱領》和「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適用與運作。民進黨色彩的歷史學者張炎憲對廢除《國家統一綱領》的評價是，還給台灣人民能夠有多項選擇的權利。此外，陳水扁總統重視外交訪問，在8年的任期中總共外訪15次，都是對友好國家的訪問。對於陳水扁的外交政策，國民黨批判為「烽火外交」（四處點火引起麻煩的外交），而張炎憲則稱其為「攻勢外交」。然而，陳水扁的政策也受到美國的批判。使用總統專機出國訪問時，通常被指定在洛杉磯或舊金山等大城市過境，但在陳水扁政權的末期遭冷落對待，甚至被指定在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過境。
在陳水扁政權與中國的關係開始明顯惡化的前後，台灣的軍事戰略方針也出現了變化。2002年將軍事戰略從「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消極守勢防衛戰略向「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積極防衛戰略轉換。轉換的方針是基於「全民總體防衛」理念的主動軍隊建設。該軍事戰略維持到2008年陳水扁卸任總統為止。為了使該戰略有效發揮，實際上要求具備阻止中國對台灣攻擊的攻擊能力。彈道飛彈、遠距巡弋飛彈、轟炸機、攻擊機、潛水艇等均屬之。然而在2002年至2008年間，由於沒有能夠立即配置這些種類的武器裝備，因此不能說積極防禦戰略發揮了實際作用。基本上應被視為局限在守勢防衛的範圍。
儘管與中國高層之間的交涉事實上中止，但在實務事務運作面上卻是不斷進行協商。必須特別指出，這關係到馬英九政權期間中、台交流所獲得的成果。
其中之一便是中、台之間空運直航的通航。台灣與中國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是完全開放「三通（通商、通航、通郵及通訊）」，在陳水扁政權時期開始週末包機。空運直航逐漸擴大航行期間、航班數量以及機場的範圍，從最初經由香港（開始時著陸，後來通過香港飛行情報區）變成真正的空運直航，並且從包機升級為定期航班。2016年，台灣方面有10座、中國方面61座機場可用於中、台直航班機，每週有890架班次往返於中、台之間。關於貨物的海運直航，雖然限制比空運少，但有不少是僅在單據上記載經由第三國、地區而實際上直航的情況。
另一個交流專案是開放「小三通」。「小三通」是指中國與中國相距咫尺的金門、馬祖間，各自以航線連接直航的交通形態。小三通是根據李登輝政權末期的2000年4月以發展離島為目的公佈的《離島建設條例》的措施。陳水扁總統在就職演說中承諾階段性開放三通，2001年1月1日開始「小三通」。
無論對於開通中、台空運直航還是小三通，最後的課題均是存在軍事上的隱憂。然而在中國與台灣加入WTO（2001年11月）的眼下，台灣工商界紛紛要求放寬李登輝總統在1996年制定的「戒急用忍」對中投資限制政策。民進黨也在2001年10月的黨大會上，將對中政策從「戒急用忍」朝「積極開放，有效管理」進行了政策方向轉換。以此為契機，台灣的對中貿易總額增加。雖然「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的政策方針於2006年1月改成「積極管理，有效開放」，但是在陳水扁政權時期，中、台之間的貿易持續增長，「小三通」也成為固定的方式。在開放小三通的當初禁止台灣本島經由金門、馬祖與中國的直接往來，也在馬英九政權時期開始被認可。目前，由於中國遊客赴台觀光解禁，小三通在觀光領域發揮的作用不大，但是承擔著保衛台灣「最前線」任務的金門、馬祖成為交流的窗口別具象徵性意義。
(四)加速對中融合政策的結局—馬英九政權時期—
1.加速兩岸交流與台灣人個性的增強
馬英九在2008年5月的總統就職演說中表明，以「九二共識」為基礎恢復中、台交流，堅持「不統、不獨、不武」的三不政策，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中國對馬英九政權的成立表示歡迎，李登輝政權以來停止的海基會與海協會首腦會談很快於同年六月重啟。此後，直到馬英九政權結束的2016年期間，海基會、海協會首腦會談共舉行了11次，簽署的協定達23項。在馬英九政權時期，與中國的緊張對立關係立即獲得緩和。在這個時期，台灣與中國的經貿關係大幅發展，中國遊客赴台的團體觀光、個人觀光相繼開放，中國各地由共產黨省委書記或省長率領的代表團陸續訪台。
此外，政府機構負責中、台關係實務的官員間舉行多次會談，可說是馬英九政權時期的中、台關係特色。除海基會和海協會這種民間機構的交涉形式外，在實務官員間能夠進行交涉的背景，是因為以經貿為中心的中、台關係深入發展下，雙方強烈感到中、台當局者之間有必要進行意見溝通。中、台雙方政府分別設立了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等主管兩岸之間實務部門。從台灣方面將該會談稱為「兩岸事務首長會議」也可以看出這一點。
但是對於會談，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將台灣方面稱為「台灣方面大陸委員會負責人」，在實際會談中，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對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王郁琦稱「主委」，而王郁琦主委則稱對方為「主任」。「主委」是正式職務的簡稱，將較長的名稱縮短，在中文中沒有生疏感。另外，由於該名稱在台灣也被通常使用，因此這樣稱呼也未必失禮。但是新華社以「台灣方面陸委會負責人」的方式報導，可認為是未刻意避免正式名稱。
海基會與海協會、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進行多次會談，作為中、台交流的最終成果，2015年11月7日馬英九總統與習近平總書記（國家主席）會談實現。在該會談中，雙方沒有互稱對方的職稱，而相互稱為「先生」，避免承認對方是國家的代表，雖然是在第三國新加坡為舞臺實現，但是沒有發表聯合公報或聯合新聞發佈會等，並且也沒有成為在2016年1月總統選舉中扭轉國民黨頹勢的導火線。相反地，隨著馬英九政權加深與中國的關係，台灣民眾的台灣人自我認同逐年提高。這種傾向表現在2014年3月～4月發生的學生反對中、台簽署的《服務貿易協定》上，佔據立法院近一個月的「太陽花學運」，以及在2016年1月的立法委員選舉中代表年輕一代感觀、台獨色彩濃厚的新政黨「時代力量」的候選人在民進黨的選舉協助下有五人當選等。在馬英九政權下，台灣與中國的關係雖然趨於穩定、深化，但在另一方面，台灣人認同感強化，強烈希望維持中、台關係現狀的呼聲更加高漲。
2.軍事戰略朝防衛性變化
對於軍事戰略，馬英九政權將陳水扁政權時期的「有效嚇阻，防衛固守」的積極防衛戰略改變為「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消極守勢防衛戰略。雖然該軍事戰略在馬英九兩任政權維持了8年，但是馬英九政權前半期的特點是對中國的危機感過於薄弱。關於這一點在2008年7月舉行的台灣軍隊軍官學校、國防大學聯合畢業典禮上的演說尤為明顯。馬英九當時指出，雖然中國的1,000多枚短程導彈瞄準台灣，但是台灣與中國也有十分密切的經貿往來。此外，由於二十多年兩岸關係的演變，中國既是一個威脅也是一個機會。在中國文化中，危機的「機」也是機會，藉由妥善處理，危機可成為「轉機」。馬英九當時訓示，「備戰才能止戰」，「我們絕對不求戰，但我們也絕對不避戰、不畏戰」。然而掌握與中國交流商機的願景不是在會見台商（進入中國發展的企業、商務人員）、而是在對軍官學校及國防大學畢業生的訓示時表明，在歷代總統中前所未聞。此外這也可以看出，馬英九第一任政權期便滿心期待推動與中國的軍事互信機制。在馬英九第一任任期的2009年公佈的《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DR）的正文中，以16行的內容記載了推動與中國的軍事互信機制。然而在第二任的QDR（2013年版）中姿態改放低調，相關記載大幅減少到4行，並闡明「主客觀條件尚未成熟，因此關於軍事互信，未來將配合政府政策，審慎研議推動」。另外，關於推動中、台之間的軍事互信，前台灣陸軍司令胡鎮埔回顧，雖然陳水扁政權時期在台灣軍隊內部進行過討論，但得出的結論是在沒有形成政治互信基礎的情形下無法推動軍事互信。
3.與中國保持政治距離的馬英九政權
馬英九政權雖然在經貿方面與中國交流密切，但是關於具體的政治性合作則持慎重姿態。特別值得關注的是2013年2月，台灣外交部關於尖閣列島問題聲明不與中國合作。該聲明指出，中國反對提交仲裁解決，並且與周邊各國發生「領土戰爭」，解決爭端的構想與台灣不同，長期以來台灣與美國、日本在政治、經濟、國防領域均具高度共同利益等。如果中、台在這方面合作，將影響到台灣保有與美國及日本的合作關係以及東亞地區的政治與軍事平衡，尤宜審慎。雖然馬英九政權已經再三表明在主張尖閣列島主權時不與中國合作，但是由於台灣佔有第一島鏈上地緣政治學的重要位置，以及重視與日本的合作關係等，關於對尖閣列島問題的處理，拒絕與中國形成統一戰線非常重要。同年3月，海岸巡防署王進旺署長宣佈，今後如果從事「保釣」（保衛釣魚島）活動的台灣船隻懸掛中國國旗，為了避免讓外界產生兩岸聯手保釣的聯想，海岸巡防署的巡邏船將不會進行護衛。在台灣，中華保釣協會的抗議船不時進入尖閣列島海域，也有報導指出，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提供相關資金援助。
三、美國的台灣問題
論述中、台關係時，美國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美國的對中、對台政策是構建在與中國穩定的戰略關係、以及與台灣作為友好國保持信賴的平衡的前提下成立。這樣微妙的平衡關係藉由1972年上海公報、1979年中美建交公報和與台灣關係法、1982年的中美聯合公報以及6項保證等基本文件體現。進入本世紀，在中國向大國發展的過程中，關於台灣政策，在美國國內發生了放棄台灣論、加強與台灣的關係論以及維持現狀論之間的爭論。然而儘管出現這樣的爭論，美台的安全保障關係仍然透過實務層次的對話交流方式持續發展，這一點應當受到矚目。
(一)美國歷代政權的對台政策
美國的對中、對台政策建立在構建與中國穩定的戰略關係、以及與台灣保持作為同盟國、友好國信賴性的平衡基礎上。這樣的微妙平衡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已經存在，但在1971年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季辛吉( Henry Alfred Kissinger )秘密訪中以後更加明顯。以下將縱觀從尼克森政權到柯林頓政權，表明美國關於台灣立場的基本文件，並且進一步闡述布希、歐巴馬兩個政權時期的美國關於台灣政策的推展。
1.從尼克森政權到柯林頓政權—以基本文件為中心
（1）.1972年《上海公報》
在美中接近的過程中，美方起初沒有認識到台灣問題會成為重大問題。美國期待美中接近可牽制蘇聯，獲得東西方關係改善和越南戰爭的出口。
然而中方極其重視台灣問題，要求接受「一個中國」原則。尼克森總統訪華時發表的公報採用了兩論並述的形式。中方重申自己的立場：「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必須從台灣撤走」。
對此美方聲明：「在台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美國政府「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關心」，「確認從台灣撤出全部美國武裝力量和軍事設施的最終目標」。
但是，當時存在與公報並行的口頭確認。即，①中國只有一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②美國不支持台獨運動；③行使影響力，減少日本對台灣的干預；④支持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不鼓勵反攻大陸；⑤探索兩國建交。佐橋亮論述，在公報中反映「一個中國」原則，不提出以調整美國對台灣的干預和駐台美軍的數量為前提、與台灣問題和平解決相關的具體要求，提出5條內容的口頭承諾等，無法否定美國對台灣問題的讓步。
(2).1979年《中美建交公報》以及《台灣關係法》
1979年中美建交時，美國表明，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與中華民國斷交，並撤銷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同時美國人民保持與台灣人民的文化、商務等非正式關係，並且期待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但是，關於繼續軍售的問題，美中無法達成一致，保留著「不完全解決」的狀態。
隨著美中建交，美台的外交關係結束。然而在現實中為了維持以經濟為首的關係，需要設立法律性規定。另外，美國議會希望台灣問題的和平解決和保證台灣的安全。由此，作為美國國內法於1979年通過了《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成為1979年以後美國對台灣做出承諾的基礎。與台灣關係法提出，「使美國保持抵禦會危及台灣人民的安全或社會、經濟制度的任何訴諸武力的行為或其他強制形式的能力」，「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運來決定台灣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和安全威脅，並為美國嚴重關切之事」，表明反對以非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姿態，規定向台灣提供防禦性武器。
《台灣關係法》在表明美國對台灣的安全關注的同時，對於一旦台灣受到攻擊時美國將如何應對含糊不清。此外，關於軍售也沒有明確定義「防禦的性質」。
(3).1982年《八一七公報》
由於制定了《台灣關係法》，1980年以後，美國重新開始對台灣軍售。1981年就任的雷根總統試圖向台灣出售戰鬥機。然而中國對此強烈反對，反而提出了設定終止軍售期限的要求。亞歷山大·黑格國防部長考慮到對蘇戰略中的中國價值，擔心軍售問題會損害對中關係，主張向中國讓步。1982年8月，雖然美方最終對設定終止軍售的最終期限表示拒絕，但在出售戰鬥機以及軍售的數量等方面妥協，發表了中美聯合公報。
在公報中，美國表明「重申無意推進『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政策」，並且「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美中建交後幾年供應的水準，準備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
(4).1982年「六項保證」
1982年7月，雷根總統向台灣提出六項保證，作為實質性的政策宣言推行，即①對台灣軍隊售不設定終止期限；②對台灣軍隊售不事先與中國諮商；③不扮演台北與北京的調解人；④不同意修改《台灣關係法》；⑤關於台灣主權問題的長期立場不變；⑥不施壓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談判。
目前，這6項保證被視為與《台灣關係法》同等的美台關係的基石。2016年，美國參眾兩院通過決議對其再度確認，敦促總統和國防部正式確認六項保證。「六項保證」首次以正式檔案記載，值得關注。
(5).1994年對台政策調整
在冷戰結束後的1994年9月，柯林頓總統宣佈調整對台政策。其背景是台灣的民主化不斷發展，因天安門事件對中國共產黨的評價更加嚴厲，由於冷戰結束，中國在對俄戰略中的價值降低。
調整的重點並不是全面重新討論美台關係，而是以提升美台交流級別為中心。例如，將台灣方面對口單位名稱從北美事務協調委員會駐美國辦事處改成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允許明確主體，美國政府人員可進入台灣的政府機構建築物，台灣的政府相關人員可進入除白宮等數座建築外的美國政府機構建築物，在國防部可召開僅次於最高級別檔次的會議，可進行副部長級經濟對話等。對於這些調整，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亞洲事務資深官員陸士達（Stanley Roth）表示「不進行調整較為明智」等意見，此外，台灣方面對於該調整沒有表明支持台灣加入國際機構的態度感到不滿。但是，這些變更對於後來的實務性關係的發展也可以說至關重要。
(6).1998年「三不」原則
1995年～1996年的第三次台海危機結束後，美中關係逐漸趨於恢復。經歷了危機的柯林頓政權將李登輝總統的行動視為危險。江澤民於1997年訪美後，1998年柯林頓總統訪問中國。柯林頓總統在上海表明，①不採取「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政策；②不支持台灣獨立；③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機構以及必須由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國際組織，即「三不」原則。這是首次正式表明不支持台灣獨立的聲明。
事實上，該方針已經透過非正式方式在相當早的時期向中方傳遞。真正出現危機是1995年8月，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將柯林頓總統寫給江澤民國家主席的親筆信交給了錢其琛外交部長。雖然該親筆信的內容至今仍不明確，但錢其琛表示包含了「反對台灣獨立」的內容。
2.布希政權以降
布希（George Walker Bush）總統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中，將中國視為「戰略性競爭對手」等，對中國表現出強硬姿態，而對台灣採取了明確的支援立場。2001年4月宣佈大規模軍售，同時明確表示將深化美台之間的軍事關係。另外，因同月在海南島近海發生了美中軍機撞機事件，美中關係進一步緊張。布希總統表示，如果台灣受到中國的攻擊，「美國將盡其所能來幫助台灣自衛」等，對於如果中國攻擊台灣時美國的反應，試圖減少「戰略模糊」而提出「戰略清晰」。
然而在前述文章中也提到，這種美台之間的蜜月關係也由於陳水扁政權反復試圖採取台灣獨立行動而成為不穩定狀態。除此之外，中國的戰略重要性上升，美中關係的穩定受到重視。在2001年9月11日發生了系列恐怖襲擊事件後，開始出現了反恐戰爭以及朝鮮核武器開發問題，美國需要中國的協助，要求保持美中關係的穩定。因此，布希政權開始將陳水扁視為麻煩製造者。最後，布希總統於2003年公開表明「反對台灣獨立」。
歐巴馬政府以布希政權後期與中國的合作為基礎，繼續開展維持台灣海峽穩定的政策。在台灣，馬英九政權成立，兩岸關係保持穩定。歐巴馬政權歡迎這種傾向。雖然歐巴馬政權認為中國的協作對於維持原有秩序重要，但是在2009年以後，中國開始採取更加強硬的對外政策，亞洲的形勢越發緊張。
由於亞洲經濟的重要性和對興起的中國的擔憂，歐巴馬政權在2011年以後提出重返亞洲戰略，表現出比以往更加重視亞洲的姿態。關於在重返亞洲中的台灣定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議會證詞中提出了「應與實力強、多面性的台灣保持非正式關係」是重返亞洲的重要部分，並進一步表示，與中國的建設性關係不是犧牲與台灣的關係而是相輔相成的認識。
然而，中、台關係穩定，也沒有發生較大的問題，在歐巴馬政權時期的美台關係總體上沒有看到明顯的變化。但是在美中關係惡化、並且在2016年誕生了蔡英文政權的同時中、台關係後退的形勢下，2017年誕生的美國新政權可能再次不得不面對困難的局面。
(二)美國國內有關台灣問題的爭論
在美國，關於對中、對台政策始終持續著爭論。近年來，在中國興起的形勢下，針對美國應該如何應對的問題引發了爭論。在應採取怎樣的對中、對台政策的爭論中，大致出現了3種觀點，①放棄台灣；②加強與台灣的關係；③維持現狀。
首先，關於放棄台灣論。隨著中國的興起，出現了美國應該減少或完全收回對台灣承諾的觀點，受到關注。這種觀點未必在美國的研究學者和具備實務經驗的人員中占多數。然而這是來自有名的研究學者和具備實務經驗人員的觀點，不能忽視這些人的觀點在美國對實際的政策將產生影響。
持此一觀點者大致又可分為為兩種，①為了規避發生美中戰爭的風險而與中國和睦相處、以及②台灣自身的中立化。
關於前者，為了規避發生美中戰爭的風險而減少或收回美國對台灣的承諾，與中國形成某種討價還價。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格拉澤（Charles Glaser）指出，美中的大國之間競爭有不少抑制性因素。擁有核武器難以進行領土侵略擴張。此外，如果美國堅持對日韓等的明確承諾，維持常規兵力的前方部署和高生存性核武器，中國則會由於看不到打破現狀的希望而不會激烈對立。但是只有台灣問題的性質不同。關於台灣現狀的正當性，美中無法一致。雖然美國考慮維持現狀合理，但是中國並不這樣認為。隨著中國軍事力量的現代化，發生軍事衝突的風險升高。減少對台灣的承諾，可以降低美中衝突的危險。另外，格拉澤教授在其他論文中闡述，作為收回對台灣承諾的利益，①可減少美中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②可大幅改善美中關係；③可緩和美中之間的軍備競賽。另外，由於美國收回對台灣的承諾，作為回報，中國應和平解決在海洋的領土糾紛，承認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及安全保障中的長期作用，主張應該進行這些大交涉。
此外，芝加哥大學教授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認為，美中在亞洲對立的可能性較高，對於中國的興起，雖然美國試圖與周邊各國聯合進行封鎖，但是台灣不能加入這個行列。這是因為，首先，在今後的10年或更長的時間，在台灣受到中國攻擊時美國將無法協助防禦，考慮到台灣與中國在地理上的接近也應該站在中國方面。其次，由此引發美中戰爭的可能性較高，不會給美國帶來利益。
除此以外，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具備實務經驗的人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
關於放棄台灣的第二種觀點，如果台灣自身選擇了中立化，美國只能減少對台灣的承諾。在中國對地區的影響力上升的局面下，如果台灣自身逐漸中立化或者「芬蘭化」，可能會選擇不持續與美國之間的緊密安全保障關係。這時，作為美國既無法留住台灣，也無法獲得利益。布魯斯吉利(Bruce Gilley)在2010年的論文中提出了台灣的「芬蘭化」的可能性。根據該論文，馬英九政權在推進中、台之間的關係緩和中，美國的模糊政策成為問題。或是利用台灣形成與興起的中國之間的勢力平衡，或是促進中、台之間的經濟、社會、政策性關係緩和，實現長期性和平，美國需要做出戰略選擇。民主化的台灣作為自發性選擇，如果希望中立化，美國對此允許，可增進中、台關係的穩定和美中關係的穩定。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薩特（Robert Sutter）等的意見也反映了相同的觀點。
對於上述放棄台灣論有各種反對意見。尤其作為重要的反對意見包括，①放棄台灣會對其他同盟國、友好國對美國的信賴造成不良影響；②無法保證中國對只解決台灣問題而滿足，並且產生可以進行新擴張的錯誤認識；③過高評估中、台關係的改善。此外也有意見指出，由於台灣具有地理上的重要戰略性，如果假設統一到中國，對東海航線的安全產生影響，並且中國的影響力將在東南亞上升。但是，關於如果台灣統一到中國對地區的軍事性、戰略性影響，目前深入進行的討論並不多。放棄台灣論的背景是2008年以後的中、台關係改善以及美國自身對未來的能力悲觀。然而如前所述，中、台關係的改善出現了極限，美中之間的相對力量轉變並沒有按照當時討論的那樣迅速發生，因此對放棄台灣論的妥當性存在疑問。
其次是主張加強美國與台灣關係的立場。由於中國的興起，為了維持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需要加強台灣的安全保障。另外，隨著中國對外政策的逐步強硬，在對抗方面，台灣的戰略重要性增加，也有這樣的觀點。但是，對於加強到怎樣的程度，並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
作為美國重返亞洲的主導者而聞名的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主張維持和加強與台灣的關係，根據《台灣關係法》，為了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美國應提供必要的手段，繼續軍售和擴大軍事及安全保障關係，以台灣防禦中國所必要的水雷為首，支援非對稱能力的提高，支持台灣加入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部長級官員的往來等，提出了具體內容。
作為重視壓制中國的觀點，通過與台灣的軍事、安全保障合作，提升台灣自身的防衛能力，同時加強對中國的情報監視。台灣保持自身的防衛能力，對於保持東亞的力量平衡也很重要。特別是在中國的軍事力量現代化發展中，提高台灣在海上的遏制能力更加重要，尤其要求加強潛艇、水雷、導彈等。此外，主張美國需要對此提供一定的支援。
另外，眾議員蘭迪·福布斯（Randy Forbes）在2014年提案，將台灣的早期預警雷達納入美國的導彈防禦體系。台灣致力於提高海上的情報、監視、偵查能力，具備較高的掌握海洋狀況的能力，可向美軍太平洋部隊提供情報，因此也有應在這方面深入合作的觀點。此外，不僅深化美台的軍事交流，而且應該搭橋，使台灣通過加入環太平洋軍事演習（Rim of the Pacific Exercise, RIMPAC）與其他國家的軍隊開展交流，也有這樣的觀點。
最後是認為無需大幅改變當前政策的政策性現狀維持派。上述主張強化與台灣關係的觀點與為了維持台灣海峽的力量平衡而主張強化關係相比，可以說維持政策一貫性的視點較強。
例如，美國前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包道格(Douglas H. Paol)強調，對於放棄台灣論，在未獲得台灣民眾同意下對中國採取綏靖政策，可能引發中、台之間的關係進一步緊張，美國向台灣的軍售承擔著維持西太平洋和平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包道格對於蔡英文政權在台灣誕生造成中、台關係乃至美中、台關係不穩定持謹慎態度。包道格表示，為了維持台灣海峽的穩定，首先應該重溫美中之間的三個公報（上海公報、中美建交公報、八一七公報）以及台灣關係法，如果選擇提高與台灣的關係水準或者加強日美台安全保障合作，可能招致中國方面的強烈反彈，結果導致發生難以預測或控制的成本，因此應持慎重姿態。
(三)美台安全保障關係的深化
1.軍售
如上所述，美國根據《台灣關係法》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軍售除了實質性提高台灣的防衛能力外，象徵性意義也很強，僅這一點就容易被關注，易上升為政治問題。美國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主任傑佛瑞．貝德(Jeffrey Bader)對於向台灣軍售的目的列舉了以下3點，①向台灣提供為了在美國到來之前抵禦中國攻擊的手段；②發出美國繼續承諾保障台灣安全的信號；③向地區內的同盟國和友好國顯示美國的信賴性。中國對於軍售非常反感，使用「強烈憤慨」的非常強硬的詞句表示抗議，有時停止各種交流。
美國向台灣的軍售，受到美國對中、對台政策的政治動向、台灣的國內政治以及中、台關係的大幅影響。
2001年，布希政權公佈了向台灣大規模軍售的計畫。然而台灣方面的軍購程序受到國內政治的影響遲遲沒有進展。特別是為了採購愛國者PAC-3導彈、P-3C巡邏機、柴油動力潛艇而難以籌措巨額費用，產生了招致美方逐漸惱怒的結果。台灣在怠慢自身的防衛努力的同時 也給美國留下避免刺激中國的強烈印象感。因此2007年以後，雖然台灣方面終於通過了軍購預算，然而布希政權對向台灣軍售的態度轉趨冷淡。
2006年以後，台灣向美國方面提出採購F-16C/D戰鬥機的要求。F-16C/D是比台灣擁有的F-16A/B性能更高的戰鬥機，期待通過該軍購來挽回開始被中國壓制的空中戰鬥力的平衡。但是布希政權討厭被台灣國內政治所擺佈，並且顧及到對戰鬥機出售極其敏感的中國而拒絕了該項軍售。
進入歐巴馬政權後期，中、台關係得到改善，該政權力求穩定對中關係，因此軍售並未成為受到非常關注的問題。儘管如此，如上所述，歐巴馬政權仍致力於與台灣「維持多方面強有力的關係」，2010年1月通知美國國會，政府部門決定批准相當於64億美元的軍售案。另外，雖然2015年12月又批准18億美元規模的軍售，但是關於懸而未決的柴油動力潛艇以及F-16C/D戰鬥機則是毫無進展。即使這樣，歐巴馬政權於2011年還是對原有的145架F-16A/B戰鬥機提供了升級程序，包括對F-16A/B裝備主動相位陣列雷達（AESA）和聯合直接攻擊導引炸彈（JDAM），一般認為可提升F-16C/D能力達八成左右。
2.軍事、安全保障關係的制度化
不僅限於軍售，美國為了強化台灣的總體防衛能力，採取了被稱為以軟體為中心加強的方法，這方面的重要性上升。這裡的軟體包括訓練及教育、防衛政策對話、台灣的軍事組織改革、軍售程序的改革等。
以軟體為中心加強是從第三次台海危機後開始的。坎貝爾前國防部副部長助理（負責東亞、亞太地區）、薛瑞福前國防部秘書辦公室資深主管（中國、台灣、蒙古擔當）、馬克‧史托克斯前國防部秘書辦公室主任（中國、台灣、蒙古擔當）等提出，從僅限於軍售交流的軍事關係，朝向以進一步實質性提高台灣防衛力量的做法轉換為目標。
通過展開有關台灣安全保障的實質性討論，台灣方面可以獲得美國所掌握的軍事方面最新知識，並緩和在國際上的孤立感。美國藉由這些討論，可以瞭解有關台灣安全保障的構想，並能夠使意見交流更加順利進行。
進入布希政權時期，軍事、安全保障關係明顯深化，包括如下所示的軍售程序改革、對話管道的多元化、訓練視察、派遣評估小組、派遣現役將校官員、以及對防衛產業改革提供支援等。另外，重要的是這些措施也被歐巴馬政權繼承，持續施行。軍事、安全保障關係的深化逐漸不因政權的不同以及總統的決策而受到大幅影響，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形成了制度化。
3.軍售程序的改革
2001年4月，布希政權發表了向台灣軍售程序的改革。以往的軍售程序，台灣方面每年11月向美方提交軍購計畫，次年4月之前美方得出結論答覆，是固定化程序，並因此而容易受到關注，具有此項特點。以往軍售的政治性色彩非常強。台灣方面將軍購視為美國支援的象徵，並沒有實際如何提高防衛力量的想法。另外，美方也怕刺激中國，對出售的武器附加限制。
台灣的實際防衛需要哪些武器，關於這一點，美國並沒有足夠的認識。對可以訪問台灣的政府相關人員設有限制，負責制定亞太安全保障政策級別的官員無法訪問台灣。由於與台灣方面無法進行涉及到作戰的討論，因此美國方面沒有機會瞭解台灣的防衛計畫和構想。
布希政權將軍售程序轉換成與通常國家相同模式，根據台灣方面在需要與必要時提出計劃的模式。由此不僅可以保證軍售的靈活性，而且還能夠避免受到過度關注。另外，軍售與提高台灣的實際防衛力量議題相互結合，所以美台之間有必要更加緊密的對話。
4.對話管道
從柯林頓政權末期開始，建立了美台之間有關軍事及安全保障的實質性對話管道，定期進行對話開始制度化。這些對話大致可區分為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層級、國防機構層級以及軍種級別的三種級別交流層次。
首先是作為有關安全保障的實務性最高級別會談「蒙特瑞會談」（Monterey Talks）。蒙特瑞會談首次於1997年舉行，此後每年舉行會談，美方以國防部副助理部長為首、台方以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為首參加，有來自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國防部門（美國國防部與台灣國防部）以及外交部門等的相關人員參加。2015年首次在五角大廈舉行會談。
其次是國防部門級別會談，分別舉行美台國防重新檢討會談、美台安全保障合作會談、將官級指導小組會談等。從2001年開始的國防重新檢討會談是國防機構之間討論次年度防衛合作方向以及相互關心問題的會談。此外，於2001年設立關於安全保障合作會談，取代了以往每年的軍售談判，作為討論與軍售相關的技術及管理的會談。將官級指導小組會談是在軍職人員之間關於軍事作戰、戰術進行的定期會談。
另外，美軍太平洋部隊與台灣陸海空軍之間舉行分別稱為「陸威」、「碧海」、「藍天」的軍種之間的實務性交流。
除此之外，重要的交流管道還有美台國防工業會議（U.S.-Taiwan Defense Industry Conference）。這是從2002年開始每年舉行一次的半官方半民間性質的會議。2002年以名為「美台防禦高峰會」而舉行，當時，由美國防部副部長伍佛維茲（Paul D. Wolfowitz）以及台灣國防部長湯曜明參加會談。從2003年開始，會談名稱變更為美台國防工業會議，就台灣防衛產業的實質內容進行討論。
5.其他交流
國防部評估小組對台灣的軍事力量和其課題進行了調查。發生台海危機時，美國沒有關於台灣軍事力量的情報和與台灣軍隊的聯絡管道。通過派遣該小組，可獲得台灣的軍事情報，並且對裝備的統合及提高運用效率發揮作用。1999年，評估小組首次派往台灣。評估小組於2000年編寫了關於台灣海軍現代化的報告，提交國防部和議會。此後，2001年派遣了指揮協調、空軍裝備、防空能力等的評估小組。另外，從2007年至2009年，台灣國防部在美國的協助下實施了統合國防能力評估，討論了台灣軍隊的改革方向和必要裝備。2009年對台灣的防空、反導彈能力提出了評估報告。2011年對空軍力量提出了綜合性報告。
除此之外還進行了訓練視察。2001年4月，美國的現役校官級官員首次視察了漢光17號演習。此後，對演習的視察形成了定期化。另外在教育方面，台灣向美國的國防大學以及亞太安全保障研究中心（檀香山）派遣了將校官員。
另外，美國向台灣派遣了現役將校官員。2002年，美國政府批准向美國在台協會派遣政府官員。繼而從2005年8月開始，向臺北派遣了現役陸軍上校。現役將校官員的派遣對於強化美台之間有關安全保障的緊密聯繫發揮了作用。
四、中、台關係變化與「維持現狀」
在馬英九政權時期，由於與中國的關係得到改善，容易產生貿易額和投資額大幅增加的印象。雖然在馬英九政權時期大陸的觀光客的確大幅增加，但是台灣的對中貿易總額以及對中投資總額開始明顯增加的是陳水扁政權時期。在此基礎上，雖然中、台在經貿領域的交流加深，但是希望既不統一也不獨立而維持現狀的台灣民眾逐漸增加，在2016年達到約8成。另外，自己認為是台灣人的台灣人認同也以馬英九政權成立為契機明顯增加。馬英九政權的對中融合政策對於將台灣民眾引往中、台統一的方向並沒有產生任何實質作用。另一方面，即使面對馬英九政權，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壓力也沒有任何絲毫放鬆。正因為蔡英文是以「維持現狀」作為承諾而當選總統，儘管自身並不會採取與中國敵對的政策，但是諸如表現在獲得年輕一代選民的支持、在台灣史中對原住民族的重新評價、以及開始推進新南向政策等，都被認為將提出與中國的關係保持更進一步相對化的政策。
(一)台灣人認同的增強
關於中、台關係，兩個政治實體在台灣海峽兩岸持續存在，對此雖然可稱是「維持現狀」的狀態，但是其實際內容與1949年當時相比發生了巨大改變。在國際環境方面，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台灣的存在感範圍急速降低，在經濟實力方面，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在軍事力量方面，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台之間的軍事平衡朝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轉換。在其他方面，中國將台灣視為中國的核心利益，是與中國大陸不可分割的存在，雖然中國的大多數民眾也是這樣認為的，然而在台灣，台灣人認同感顯著增長，在心理上與中國保持距離的民眾逐步增加。
在逐漸增長的台灣人自我認同感背景下，蔡英文政權試圖阻止從對台灣有利的「現狀」，朝對中國有利的中、台關係之「維持現狀」大幅傾斜的變化趨勢。
1.中、台經濟靠攏的實情
馬英九政權時期，被稱為以經貿領域為中心深化了與中國的交流。例如，就赴台的各國遊客而言，從馬英九政權時期開始，中國遊客劇增，壓倒了所有其他國家。台灣於2008年7月對來自中國的團體觀光遊客開放，目前設定了每天5,000人的上限。由此，截至2016年4月，累計有1,119萬人次的中國遊客訪台。另外，馬英九政府於2011年6月開放個人遊客訪台，目前以中國47個城市的居民為對象，設定了每天接收5,000人的上限。截至2016年4月，累計有380萬人次訪台。這種狀況直接反映到中、台之間的航班數量以及中、台之間新開通的航空線路。然而雖然中國遊客的數量將來自其他國家的遊客數量遠遠甩在後面持續增長，但是2016年6月的訪台中國遊客人數為27萬1,478人，相較前一年同時期相比減少11.88％，創下了2014年3月以後的最低記錄。
自2014年開始到2015年，觀光客數量的增長已經呈現停滯狀態。蔡英文當選後，中國對台灣限制遊客數量，今後該數字增加的可能性恐怕不高。
另外，中、台貿易總額在簽訂ECFA的2011年達到最高，此後亦稱不上呈現恢複傾向。
關於台灣向中國的投資額，如果從1999年開始算起大致呈現增加的趨勢，2011年達到最高，為131億美元。最顯著的變化是每個專案投資規模的變化。陳水扁政權時期是小規模投資，而在馬英九政權時期明顯變化成為大規模投資。由於投資額自身已經到達了一定程度，並且也因為中國與台灣的經濟不景氣，2010年、2011年達到130億美元左右的對中投資額在後來也回落，2015年又回復到超過100億美元的規模。
雖然一般認為馬英九政權成立後，台灣在經濟方面的對中依存度增加，然而在台灣的貿易總額中，中國佔有的比例明顯增加的是2002年的陳水扁政權時期。此時像對照對的是從李登輝政權「戒急用忍」的對中經濟政策朝「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轉變的年度。在2000年階段，對中依存度為11.6％（335.2億美元），而2007年增加到28％（1,303億美元）。馬英九政權開始的2008年為26.7％（1,324.9億美元），2015年達到30.4％（1,548.7億美元），由此可見在陳水扁政權時期的對中依存度劇增，而在馬英九政權時期增長反而緩慢。然而30.4％的數值相當於第2位東盟（ASEAN）的2倍，中國成為台灣貿易上的重要夥伴，在這一點產生了巨大變化。另外，2009年的貿易總額和對中投資額急劇下滑，是受到了2008年下半年發生的雷曼危機的影響。
由此可見，以經濟和貿易為中心的中、台之間交流的確呈現增加、深化的傾向。然而這並不僅是馬英九政權時期的特點，而可認為是陳水扁政權成立以後的長期性趨勢。馬英九政權時期中、台關係的特點可歸納為致力於深化政治性接觸。但是，對於中、台之間政治性接觸的深化，台灣民眾反而持否定性的意見居多。
2.拒絕中國對台政策的台灣人
2016年1月台灣舉行了總統選舉和立法委員選舉，這是台灣民眾對中國國民黨政權的對中融合政策表示明顯拒絕的實例。這並不是一時性結果，2014年3月，以反對立法院審議批准與中國簽署《服務貿易協定》為契機引發「太陽花學運」，在同年11月舉行的地方公職人員選舉，俗稱「九合一選舉」的結果也表明了同樣的傾向。從資料中可以得知，在馬英九政權時期推行中、台融合政策的結果絲毫沒有動搖台灣民眾對於統一與獨立的意識。至少，「維持現狀以後統一」與「儘快統一」的數字合併所代表，希望統一的群體確實呈現減少的趨勢。也可以這樣認為，在台灣民眾的總體民意逐漸趨向於台灣獨立的形勢下，馬英九政權推行對中融合政策，導致了民意不滿的上升。
另外，關於認為自己是哪裡人的台灣民眾的認同，回答自己是台灣人的台灣民意持續增加。特別是在首次舉行總統民選的次年，該比例暴增了10個百分點。另外，在陳水扁政權時期、馬英九政權時期的各八年期間，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分別增加了約10個百分點。陳水扁政權強調台灣人的認同。另一方面，雖然馬英九政權經常使用「炎黃子孫」（中國傳說中的皇帝為炎帝和黃帝，是中華民族的先祖）、「中華民族」的表現方式，然而台灣人的認同仍然維持著增加的趨向。
(二)中國對台灣的軍事壓力
在馬英九政權的8年間，與陳水扁政權相比，通過開展經濟、文化、教育等領域的交流，兩岸關係得到了改善。儘管中、台之間的接觸增加，然而台灣民眾的情感轉向獨立傾向、或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民眾增加的理由之一是中國對台灣不友好，對台灣不斷施加的各種軍事性壓力，這種觀點也可能成立。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強調，「台灣問題事關國家統一和長遠發展，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另外，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2005年）以及《國家安全法》（2015年），關於對台灣採用非和平手段統一賦予國內的合法性。
1979年以後，中國對台灣提出以「一國兩制」實現和平統一。該方針無論台灣是國民黨政權還是民進黨政權都沒有改變。然而台灣國防部一貫堅持「解放軍正在完善奪取台灣作戰的準備」的觀點。在中國政府正式宣稱「核心利益」的西藏、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以及台灣之中，台灣是唯一沒有收復的地區。為此，中國一方面提出和平統一，另一方面沒有放棄對台灣行使武力的權利。關於中國在怎樣的情況下對台行使武力有各種觀點，在1992年台灣國防部首次發表的《國防報告書》中將其分為以下七點。
①台灣走向「獨立」時
②台灣內部發生動亂時
③台灣戰力相對薄弱時
④外國勢力干預台灣內部問題時
⑤台灣長期拒絕談判統一問題時
⑥台灣發展核武器時
⑦台灣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和平性顛覆）危及中國政權時
關於⑥或⑦的情形，一般認為與其他情形相較之下現實性較低。雖然③的情況基本上已經出現，但是中國領導人也都曾經提到上述七類情況，今後仍需要密切注意觀察。中國將台灣海峽的局勢朝著有利於自身的方向引導，為了獲得未來武力解放台灣的優勢進行著各種準備。
中國配備的短程彈道導彈（SRBM）（估測射程：300～1,000km）的數量變化如表所示。2015年11月，與習近平主席舉行會談的馬英九總統就對準台灣的解放軍導彈配備提出詢問。就此習近平主席對馬英九總統明確表示，『導彈的部署基本上並不是針對台灣』。台灣的將領指出，中國的地對地彈道導彈和巡弋飛彈已增加到1,500枚，其幾乎全部都是短程導彈，除台灣外進入射程範圍的對象國家並不存在。關於SRBM的數量，2008年以後沒有發現大幅增加。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導彈的命中精度每年都會提高。此外，關於已陳舊的導彈，為了維持可靠性應該已進行了更新，一般認為戰鬥力已經獲得強化的觀點應當是合理的推測。
2016年台灣所舉行的第32次漢光演習是在陸海空三軍的年度演習中規模最大的聯合演習，作為因應中國武力進攻台灣作戰而開始計畫舉行。每年雖然依例邀請美國的現役、退役高級將領參加，但從去年開始，退役高級將領也參與演習的計畫和評估，在相當程度上具備台灣與美國進行軍事合作的意涵。
以往認為對台灣的第一波攻擊是採用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的飽和攻擊。據說今年的漢光演習對此更改演習內容，首次假想由已經潛伏進入台灣內部的解放軍官兵（俗稱：第五縱隊）與網路部隊配合進行的第一波攻擊。這樣的假設是認為在發起飛彈攻擊之前，第五縱隊已經先行對台灣的軍事基地以及台灣重要設施進行潛伏破壞攻擊。
1.以台灣軍隊為目標的間諜事件頻繁發生
2011年1月，現役陸軍通信情報處少將處長被逮捕、2012年，退役將領被逮捕等，以台灣軍隊幹部為目標的間諜事件持續發生。2013年，蔡得勝國家安全局長在立法院證實，『現在到處有很多不該來的人』。蔡局長補充說明，中國的間諜混在官員以及訪台團成員、學者、一般觀光客中來台。另外，淡江大學陳文政助理教授（2016年5月起擔任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指出，『只要中國有這個打算，可使全副武裝的解放軍士兵乘上連接中、台的飛機，如果在（位於台北市中心）松山機場準備好車輛，解放軍用不了10分鐘就可到達距離只有1公里外的國防部。而國防部僅有一個憲兵營的武裝和少數哨兵守衛』。另外，台灣報刊的報導指出，在每年達300萬人的大陸觀光客中，如果潛伏有1％的解放軍特務，則可以達到兩個師兵力的3～4萬人。
2.針對退役將領開展的統一戰線工作
關於馬英九政權時期作為焦點的中、台之間的交流，可以說是退役將領團的頻繁訪中。2013年5月，以前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許曆農退役上將為團長的退役將領團訪問了北京和天津。訪問團在釣魚臺國賓館接受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張志軍主任的款待，並且在人民大會堂與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主席俞正聲會面。俞正聲政協主席自我介紹是前台灣國防部長俞大維（1897～1993）的親戚。當時訪中的將領團成員都是前國防部長俞大維的直屬部下。報導稱將領團一行訪問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和北京的解放軍部隊、國防大學（舉行座談會），並且還訪問了總參謀部。
此前，由隸屬於中國統一戰線組織——黃埔同學會（成員為解放軍退役將領）作為接待單位，也有組織台灣退役將領團訪中的先例，但是報導稱本次超過了此前的規格，由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負責接待。曾金陵是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前陸軍上將），主管預備役、以及退除役軍人的重新就業以及福利提供支援等工作，雖然他在立法院的答詢中說，「這些退役將領出發前有事先報備說明，（諸如民進黨議員指責的那樣）絕對不能講是『叛將』，且就制度而言，退役將領沒辦法影響到現在的政治作為」，但其也指出退役將領以團體接受招待並不合適。除此之外，台灣軍隊與解放軍退役將領還藉由頻繁的高爾夫球活動加深友好關係。中國方面透過黃埔同學會向台灣軍隊周邊展開統一戰線工作，此一情形應該是台灣國防部必須關注的事項。
以上內容說明，即使中、台在經貿方面的交流深化，對中國推動武力進攻台灣的準備絲毫沒有產生任何改變。
(三)台灣軍隊的軍事應對狀況
2016年8月25日，蔡英文總統視察了在屏東縣仁壽山演習場舉行的三軍聯合軍事演習——漢光演習。蔡英文總統在訓示中提出，需要「確認方向」、「改變文化」的軍事戰略，必須在2017年1月完成其初稿。關於該解釋，台灣的中華戰略學會李華球國防戰略研究員列舉了近年來在台灣軍隊中頻頻發生的各種醜聞，並指出除了軍紀渙散、戰備訓練不足以及危機意識不夠等外，存在軍人不知道為何而戰的情形。此外，李華球還列舉雄風三型導彈誤射事件以及士兵虐待小狗等各種事件，說明需要改變在軍隊內部蔓延的不良風氣的觀點。從這個意義來看，蔡英文總統的發言並非單純是軍事戰略意義上的發言，而可能是意旨在改善軍隊文化。
另外，在前述中已經詳細闡述，與中國對抗的台灣軍事戰略已從攻勢性質轉變成防禦性質。儘管在上世紀50年代初期占總人口8％左右的龐大軍隊數量逐漸削減，然而在宣佈內戰終結的1991年時，台灣軍隊仍占有總人口數2.3％的47萬3,000名現役軍人，維持著由2,061萬台灣民眾負擔的結構。此外，直到上世紀90年代前期為止，台灣軍隊編制仍然採用在中國大陸時期大陸型的軍隊編制沒有任何改變。以大陸型的軍隊編制為前提的中華民國國軍編制，在僅有九州面積大小的台灣島實難以發揮作用，由於台灣的軍事戰略已不再企圖反攻大陸、隨著軍隊高科技化的縮小規模是全球性趨勢、少子化在台灣也逐漸導致兵源不足敷應有的定額、解放軍不論是軍事戰略或武器體系均已經相當程度現代化，從而為有效因應等理由，台灣軍隊的少數精銳化勢將成為必然的潮流。
認清與中國的關係和社會形勢的變化，台灣軍隊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根據《十年兵力整備建設計畫》、《精實案》、《精進案》、《精粹案》等四項組織改造計畫，順應現實進行軍隊編制轉型。
【十年兵力整備建設計畫】1994年～2003年（1996年中止）
對計畫於2003年完成時的台灣總人口按2,200萬人估測，總兵力控制在相當於全部人口數1.7％的40萬人以下。並規劃精簡參謀本部和陸海空軍司令部等高司幕僚單位。三軍兵力以制空、制海防衛作戰優先，調整軍種兵力。淘汰老舊設備，更新防空系統，按計畫建造採購二代飛彈巡防艦等。實現指揮控制的自動化以及反潛作戰的立體化，加強反封鎖作戰能力。實施兵力結構（軍官、下級軍官、士兵的比例）調整和兵員裁減。進行組織精簡，減少階層。當時的軍事組織編制為參謀本部→三軍各總司令部→軍→師→旅，等共五級。組織重複，規模雜亂，人員過多，各單位之間相互牽制，指揮毫無靈活性。改革目標規畫將各軍種總司令部改隸屬於參謀本部轄下的各軍種司令部，平時負責訓練，總政治作戰部改隸屬於參謀本部轄下的組織部門等。
雖然該計畫在指揮機構的精簡、將官的削減等方面獲得了相當程度的成功，然而因為主要推動者參謀總長劉和謙（海軍上將）的卸任，該計畫於1996年無疾而終。其理由是因為陸軍對重視海軍和空軍的改革不滿。
【精實案】1997年7月～2001年1月
《十年兵力整備建設計畫》在不完善的狀態下於1996年不得不中止，然而由於實施總統民選以及對其干擾的中國導彈演習等台灣內外情勢的轉變，要求軍隊轉型為『台灣軍隊』而制定進一步的計畫。《精實案》以守勢防衛作為軍事戰略的指導思想，進行軍隊組織改革。根據該方案，台灣軍隊的兵力員額依然過高，將官的比例亦偏高。
為此，國防部採取倒金字塔型的比率方式削減員額，嚴格實行各幕僚單位的組織精簡，以達成目的。
【精進案】2004年1月～2008年12月
陳水扁政權在2004年1月著手推動《精進案》的軍隊改革。這是將兵員數量從38.5萬人削減到27.5萬人，同時以提升聯合作戰效能為主軸的計畫。該大規模兵員裁減的主要對象是陸軍。同時也包含佈署在金門、馬祖、澎湖等外島部隊的裁減。其主要背景可能是因為在該時期已經以金門為主開始了「小三通」，金門島的定位從對立的象徵轉變成交流的象徵之島，以及解放軍導彈戰力的強化充實，金門、馬祖未必能夠徹底發揮防波堤的作用等。
該方案在削減兵員數量的同時也提出了提高軍力的課題。特別是因為軍事戰略轉變成積極防衛戰略，獲得和充實具備強大阻絕效果的武器裝備是必然的趨勢。紀德級驅逐艦以及P-3C反潛巡邏機的實戰佈署，雄風3型反艦飛彈的量產和佈署也是從該時期開始。
另外，在李登輝政權時期的1999年將2年的兵役期縮短為1年10個月，並分階段縮短到1年8個月、1年6個月以及1年，義務役的現役期間結束、轉為預備役的士兵退役年限也從40歲降低到35歲。由於兵員數量的削減和組織裁併，固定員額減少而採取縮短兵役期的措施，減少了新兵的絕對數量。此外，由於多次的兵力縮減計畫導致預備役人數增加，因此採取降低士兵除役年限的方法解決。台灣目前為止分別以軍官採用志願制、士兵採用徵兵制作為主體運作。然而，兵役期間的縮短導致無法熟練操作逐年高科技化武器士兵的情形。完全募兵制度不拘泥於兵役期限、能夠招收自主國防意識高的年輕人投入，陳水扁政權時期正式開始討論推動，在馬英九政權時期分階段開始實施。
【精粹案】2011年1月～2014年12月
馬英九政權時期，正式推動軍事改革，兵力員額總數從27.5萬人縮減到21.5萬人，以小而精的軍隊建設為目標，對國防部組織也進行了大幅對改革。其結果，參謀總長級別從四星（一級上將）改成三星（二級上將），平時不設一級上將，將陸海空三個軍種司令部以外的憲兵司令部、聯勤司令部、後備司令部（負責預備役的召集和訓練）降編為指揮部。在司令部時代，司令官由上將擔任，但是指揮部的指揮官由中將出任。徵兵制度原本計畫預定於2014年年底前全部結束，目前暫時延期。實際上兵員總數量未達20萬人的19萬人左右。
【勇固案】
馬英九政權時期，精粹案結束後，在該政權時期原先規劃將固定員額進一步縮減到17萬～19萬人左右的《勇固案》，但是該計畫有所調整，並延期實施。即使目前的蔡英文政權，這種狀況應該也不會有所改變。
在馬英九時代，透過與中國的積極交流建立了比較穩定的安全保障環境，在採取「防衛固守，有效嚇阻」的守勢防衛戰略的同時，以建立符合台灣實際需求、小而精的台灣軍隊為目標進行軍事改革。雖然沒有引人注目的新式武器裝備更新，但是佈署裝載雄風三型超音速反艦飛彈、以及具雷達匿蹤功能的雙船體沱江級巡邏艦、光華六號飛彈快艇等。這些武器裝備的佈署，可以說是在無法像解放軍般大幅增加艦艇及戰鬥機的條件下，選擇性佈署低預算、高效能武器裝備的結果。
與中國的關係在不如預想的情勢下，馬英九政權時期的守勢防衛戰略也可能發生變化。根據《國防法》的規定，國防部必需在總統就職後的10個月內向立法院提出《四年期國防總檢討》（QDR）。蔡英文政權時期國防部應該提出的期限是2017年3月19日，也有消息指出，可能在該時、或是計畫在2017年發表的《國防報告書》中，提出蔡英文政權下的新軍事戰略。
2016年6月，馮世寬國防部長表明，國防部將對由行政院主導設立網路部隊提供協助，暫稱「第四軍種」。另外馮部長表示，該部隊的重點放在非對稱攻擊能力、特別是嚇阻部分。台灣是中國網路部隊的攻擊對象，他們發明了新的攻擊手段後，以台灣及美國作為對象進行嘗試。根據2013年的統計，行政院每週平均遭受1,990次網路攻擊以及每月遭受440封電子郵件攻擊。根據台灣報章雜誌的報導，中國網路部隊經常攻擊的對象是外交部和國防部，伴隨中、台之間交流的進展，經濟部、財政部、衛生福利部等也成為情報的竊取對象。
(四)旨在「維持現狀」固定化的蔡英文
兩個政治實體在台灣海峽兩岸對峙的基本結構在1949年以後沒有發生改變。然而中、台的力量對比以及雙方的軍事戰略、台灣的政治體制、台灣民眾對台灣及中國的意識發生了較大變化，「維持現狀」的實際內容也發生了變化。
最重要的問題是台灣民眾大多數早已不將中國視為統一對象的此一事實。蔣介石、蔣經國時代的台灣發佈了戒嚴令，表明「台灣獨立」會直接危及到生命。然而作為民主化實現後在台灣出生和成長的世代而言，中華民國是一個政治自由、主權獨立國家。2016年選舉時提出的「天然獨」（一出生就是台灣獨立派）的說法明顯地說明這一點。台灣民眾對台灣與中國各不相同的認識目前似乎不會有太大的變化。
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5月的總統就職演講中，作為社會正義的問題提到恢復原住民族的權利。其後更將8月1日定為「原住民族日」，以中華民國總統的名義，向此前對原住民族的不公平對待道歉。蔡英文總統進一步在總統府成立以總統為首的原住民族委員會，並承諾向行政院要求定期召開《原住民族基本法》制定會議。蔡英文總統重視原住民族的權利和歷史的背景中，一般認為蔡英文總統是在強調台灣的存在與中國大陸是在不同的歷史和社會環境下發展之意涵。
但是，與中國的商貿關係占台灣貿易總額30％是台灣無法視而不見的。既然要採取「維持現狀」政策，台灣方面就不會有片面否認目前生效的商務相關協定之意。對此台灣只有盡可能減少貿易總額中的中國所占比，降低對中依存度。為此眾方所期待提出的替代政策是「新南向政策」。2016年9月，行政院宣佈「新南向政策」的推動計畫正式開始。新成立的「行政院經濟貿易談判辦公室」負責政策的調整和執行，目標是東協十國和南亞6國（印度、孟加拉、斯里蘭卡、尼泊爾、不丹、巴基斯坦）以及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共18個國家。除了投資、貿易方面的關係外，並致力於構建民間交流、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夥伴關係。
1998年，台灣貿易夥伴前三強的美國、日本、歐盟（EU）合計占比57％。對此中國僅占12％。日、美、歐的比例在2015年相繼降低到33％，而中國提高到30％；將貿易的主軸轉向中國以外的方針本身是正確的。兩個政權時期的南向政策的不同在於對象地區增加了澳大利亞、紐西蘭以及南亞，實現區域化。這些人口眾多地區，有可能成為對台灣有魅力的市場。然而在李登輝政權時期和陳水扁政權時期，雖然施行南向政策，但最終均告失敗，說明要成功有相當之困難度。由於無論東協各國還是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係緊密，因此中國對台灣造成妨礙是無庸置疑的。此外關於南亞，政府級別的關係並不密切。為了獲得新南向政策的成功，台灣經濟力量的成長和有效的貿易政策勢必不可或缺，不單僅只是政策確實實行的外交能力，包括在綜合性整體實力將受到考驗。
關於外交，蔡英文政權提出了「踏實外交」的外交理念。雖然對於其內容需要根據今後的出訪判斷其方向。一般認為正由於蔡英文總統提出了與中國「維持現狀」的方針，因此難以想像會發起外交戰來爭奪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大致上應該是展開固守現有邦交國家的外交政策。
關於中、台關係，要恢復到如同馬英九政權時期那樣的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以及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與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的首腦間會談的關係恐怕較有困難。而是回到如同陳水扁時期那樣的中、台民間機構之間根據具體事務性需要會談形式的可能性似乎較高。可以預想得到解放軍對台灣所施加壓力會強於馬英九政權時期。蔡英文政權勢必對此採取相關因應措施。
五、結語
本報告論述了1949年10月在中國大陸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隨後不久中華民國政權撤到台灣、將台北定為臨時首都維持政權以後的中、台關係。釐清該過程中的相關問題。
對於中國而言，台灣是應該統一的對象，並且始終是與美國對峙的前線。因此，圍繞台灣問題發生美、中衝突的可能性從冷戰時期開始便一直持續。在這個意義上，台灣問題對於地區的穩定非常重要。在其他方面，由於中國近年來的崛起，台灣問題別具意義且十分重要。在中國向大國發展的過程中，台灣問題以對中國有利的方式達到相對穩定的結果，中國無需再像以前那樣對台灣投入精力，而是可以跨越台灣向海洋發展，並且不時伴隨強硬的行動，對區域的穩定形成影響。如果台灣對自主防衛毫無作為，中國的行動有可能更進一步擴展。從這個角度而言，台灣加強防衛能力有利於區域的穩定。另外，從海洋的觀點來看，台灣位處連接東海、南海、太平洋的海上交通要衝。在東亞的地緣政治學性對立的局勢加劇下，台灣的戰略地位重要性更形上升。
關於中、台關係，一般多以台灣的政權輪替為一個階段劃分進行論述。的確，不僅是在國民黨一黨獨裁體制、界定為與中國的關係為內戰狀態的蔣介石、蔣經國兩個政權時期，事實上，即便在民主化和台灣化發展的李登輝、陳水扁兩個政權時期也同樣地，中、台之間的高層接觸處於斷絕狀態；然而，進入馬英九政權時期雖然在表面上容易被理解為恢復了中、台之間的交流，但是空中直航雖然算不上完整的形式卻是從陳水扁政權時期開始的交流，而中、台之間的貿易和投資也正好是在陳水扁政權時期出現急速增長。馬英九政權可以說是，在絕佳的政治情勢條件下更進一步擴展了陳水扁政權時期所構建的交流基礎。馬英九政權的唯一突破性貢獻是開放中國遊客赴台觀光。
一般認為，在李登輝政權後期以及陳水扁政權時期2002年以後中、台關係局勢緊張，在馬英九政權時期軍事方面較為緩和。然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台灣海峽兩岸分隔而治以後至今的長時間而言，中、台之間的軍事緊張關係的確呈現下降的趨勢。上世紀50年代初期，台灣軍隊與解放軍在中國各地持續戰鬥，1954年、1958年發生了台灣海峽危機。上世紀60年代，中、台之間也發生了非常小規模的戰鬥。相較於持續這種熱戰的毛澤東、蔣介石政權時期，在鄧小平、蔣經國政權時期，雖然也分別舉行了解放軍攻擊台灣的演習以及台灣軍隊為了對抗解放軍登陸作戰的演習，但是卻沒有發生實際上的戰鬥。另一方面，中、台關係雖然在經濟、貿易、旅遊等方面持續深入發展，但中國同時也表明並沒有放棄對台灣軍事力量的強化，此舉顯無益於中、台之間軍事互信機制的建立。
習近平政權對蔡英文政權持高度戒備。蔡英文承認原住民族的權利並予以道歉，隱藏著將以台灣歷史與中國歷史分割的形式重新建構的可能性。另外，蔡英文政權決定廢除馬英九政權時期所制定重視中國歷史觀的高中歷史教育課程指導綱要。有關南海仲裁庭的裁決，蔡英文政權提出異議的僅是台灣實際控制的太平島被稱為「礁」。對於作為中國主張南海全域島嶼主權根據的九段線之原有十一段線的有效性沒有積極提出異議，在這一點表現出與馬英九政權不同的態度。
對於台灣，中國今後依然會施加各種壓力或試圖進行瓦解。其中之一是對成為在野黨的中國國民黨給予援助。2016年9月，國民黨黨籍的8個縣市長組團訪中，主管台灣問題、擔任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的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主席俞正聲以及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張志軍舉行了會面。另外，為了發展陳水扁政權時期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等創建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簡稱『國共論壇』），亦將其改名為「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在外交方面，以APEC台灣首席代表的選定、世界衛生組織（WHO）大會以及國際民航組織（ICAO）大會為首，對於此前在馬英九政權時期曾經認可台灣出席或加入國際組織的可行性，中國已經開始施加壓力。事實上，2016年的ICAO大會就沒有邀請台灣參加。此外，中國也可能奪走台灣的友好邦交國家。在軍事方面，解放軍很有可能舉行以進攻台灣為目標的演習和增強武器裝備，加強網路攻擊等。
中國今後仍將加強解放軍的力量保持軍事實力，阻止美國勢力介入台灣海峽問題，並且在維持馬英九政權時期所構建經貿關係的同時，對蔡英文政權施加政治壓力，使台灣民眾對民進黨政權的不安感升高。解放軍軍事改革完成的目標設定在2020年，此舉可認為是，為了台灣下一次總統選舉，解放軍具備對台灣的武力進攻能力而來。但是，蔡英文政權獲得民眾的廣泛支持，民進黨在立法院也控制了過半數席位。擁有穩固政治基礎、堅持「維持現狀」姿態的蔡英文政權只要沒有在內政方面受到嚴重的指責而陷入支持率長期低迷的趨勢，對於中國而言可能會成為比陳水扁政權更難對付的政權。習近平政權對李登輝和陳水扁的個人譴責但尚未對蔡英文個人提出，被認為是留下與蔡英文政權交涉的餘地。蔡英文也非常注意避免與中國對立的激化，從中可以發現中、台交涉的微小細節。儘管如此，考慮到大多數台灣選民的民意既不是「台灣獨立」也不是「中、台統一」而是「維持現狀」，一般認為蔡英文政權今後將針對「維持現狀」的「固定化」制定相關政策。
【附錄】習近平體制下國防和軍隊改革與對中、台關係的影響
2015年11月，中央軍事委員會改革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習近平在會議上強調，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提出（1）組建陸軍領導機構，（2）吸收四總部的功能，強化中央軍事委員會的許可權，（3）構建中央軍事委員會—戰區—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和中央軍事委員會—軍種—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4）為了嚴肅軍隊內部紀律，組建新的中央軍事委員會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法委員會等改革方案。此外，提出了在2020年前基本上完成一系列改革的時間表。2015年12月31日，中國人民解放軍（1）成立陸軍領導機構，（2）第二炮兵改名為火箭軍升格為軍種，（3）新設戰略支援部隊並舉行授旗儀式。2016年1月11日發表了將此前的四總部體制改為由15個部門構成的新的中央軍事委員會體制。
2016年2月1日宣佈，將此前的7大軍區撤銷建立5大戰區。新的戰區由東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戰區構成，分別組建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各戰區司令員都是陸軍出身，政治委員除了空軍出身的朱福熙（西部戰區）外也均由陸軍出身的將官擔任。此外，各戰區的副司令員分別由來自陸軍、海軍、空軍的將官擔任。關於從副司令員中選拔的戰區參謀長，南部戰區由海軍的魏鋼少將、中部戰區由空軍出身的李鳳彪少將分別擔任。
這項軍隊機構改革的特點是，（1）強化中央軍事委員會的許可權以及強化習近平對軍隊的領導權，（2）根據「軍委管總、戰區主戰、軍種主建」（中央軍事委員會全面管理，戰區主要負責作戰，軍種主要負責建設）的戰略格局，構建精簡、合理的新指揮命令體系，（3）部分糾正作為解放軍傳統的「陸軍中心主義」。
特別是關於（2），本次的改革將作戰指揮體系（軍令）與領導管理體系（軍政）分離，根據《解放軍報》，由於原有軍區實行作戰指揮與建設管理職能合一的體制，作戰指揮職能不明確，對聯合作戰體制也造成了影響。此外，本次改革構建戰區聯合作戰指揮機構，使作戰指揮職能和建設管理職能相對分離，把聯合作戰指揮的重心放在戰區，強化聯合作戰體制。
報導指出，通過精簡指揮命令體系，解放軍能夠以中央軍事委員會為中心，加強聯合作戰能力和應急處理能力。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表示，施行這種改革的理由之一是“應對國際形勢的深刻且複雜的變化”。對於該發言可認為是針對有關南海問題的美中關係以及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惡化、有關尖閣群島的日中緊張狀態。在這個意義上，目前中國所處的國際形勢的惡化，可考慮為習近平在這個時刻果斷實行國防、軍隊改革的要因之一。
經過本次改革，負責台灣海峽正面的是名列五大戰區首位的東部戰區。與以前的軍區體制相比，新成立的戰區體制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統帥下，強化了有關聯合作戰的戰略、戰役級別的作戰指揮許可權。劉粵軍（前蘭州軍區司令員）和鄭衛平（前南京軍區政治委員）分別擔任東部戰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並分別任命了來自陸、海、空軍的副司令員、副政治委員。針對聯合作戰，在司令部分別配備來自陸、海、空軍的人員。目前，由於戰區參謀長以及政治工作部主任等重要職位由陸軍佔據，雖然在東部戰區仍為陸軍佔優勢人事配置，但是未來仍具有其他軍種的副司令員級別人員晉升為司令員的可能性。
解放軍要具備真正意義上的聯合作戰能力存在相當的困難度，為了克服這些困難，東部戰區也在成立的同時積極實施聯合作戰訓練和演習。這些訓練被認為是針對朝台灣發起武力進攻而實施的。另外，東部戰區陸軍在五大戰區陸軍中排首位，優先推動最新裝備的配備以及資訊化，因此也可以看出，東部戰區受到重視。這種負責平時的部隊訓練和武器裝備的維護保養的東部戰區司令部設在台灣對岸的福州。考量到東部戰區是面向太平洋和台灣的地區，對在該戰區內配備的第31集團軍等陸軍兵力，或許可視為主要的對台灣進攻的戰力。東部戰區的陸軍司令部設在福州的理由可能也在於此。
迄今為止對於台灣軍隊而言幸運的是解放軍依然不具備越過台灣海峽投射兵力的能力和周密地推動三軍聯合作戰的能力，以及台灣軍隊在科學技術方面的優勢和島嶼防衛的地理性優勢。雖然中國完成國防、軍隊改革需要一定的時間，但是台灣國防部發行的《國防報告書》估測，解放軍在2020年之前將完全具備可進攻台灣的戰鬥力。中國的國防、軍隊改革很可能會提高對台灣的軍事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