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大屠殺的證言1 戰慄的三月十三日

歐陽可亮 / 著‧張志銘/ 譯

在國際東方學者會議認識王育德先生以來,我和他建立了深厚的交情。一九五九年,正當我奔忙於春秋學院設立基金的籌款時,王育德先生不顧本身生活上的拮据,慷慨解囊,也捐了日幣五千圓給我。王育德先生的深情厚意使我永生難忘。

那次的會議上,當我看到王先生的名牌時,大吃一驚。(王育...,王育...)於是,我鼓起勇氣向他問道:「請問,您和王育霖先生有什麼關係嗎?」「啊,王育霖正是亡兄。你和我哥哥是..」,「我曾經和令兄一起被關在西本願寺。我九死一生地僥倖存活,可惜,令兄竟死於非命。」

王先生當時訝異地說不出話來。驚訝,是當然的。據我所知,幾乎沒有人能從西本願寺活著出來。他們釋放我的時候,警告我絕對不可以說出曾經被關在西本願寺,更不准提起寺內的一切,否則性命難保。那種恐怖感真是揮之不去。所以,只要與西本願寺有關的事情,連囚犯的家屬也無法探知一二。

王育德先生不但是語言學家,對歷史的造詣也相當深厚。一般而言,關心歷史的人都有強烈的好奇心。王先生很想從我口中探知西本願寺的情況,可是,我卻仍然默不做聲,絕口不提。因為我曾經歷那樣的災難,王先生也不再追問,只是一直等待機會而已。這真教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耐性。

今年(編按,本文寫於1977年)適逢二二八事件三十週年。我想,時機終於到了。於是,我打電話給王育德先生,告訴他我想說出二二八事件中的親身體驗。只聽到王先生用激動的口吻說:「真的嗎?太好了。我等了好久。只是,怕記憶不會完整,我可以錄音嗎?」「嗯,好吧。我也五十九歲了,再活也沒幾年。而且,絕對不會再去台灣了。我有一個信條,就是每個人都必須向歷史負責。我本身的遭遇可以說也是貴重歷史的一部分,無論如何,也該想辦法記錄下來。」

就這樣,透過王先生的筆,留下苟存於世的我,對二二八事件的證言。雖然我可能說漏某些部分,一些瑣碎之處,記憶也會錯誤;可是,大體上的要點都包括了。

我認為二二八事件只是緝私人員毆打賣香煙的老太婆,從這樣的小事件蔓延出來的偶發事件。當群眾湧向行政官公署陳情時,如果陳儀能出面安撫群眾,承諾處罰肇事的緝私人員,並答應今後進行政治改革的話,群眾的情緒當可安撫下來。

然而,陳儀卻用機關槍接待群眾,又打電話命令部屬從北門的鐵路局用機關槍掃射;群眾進退不得,因此才暴發成為事件。再說,在這次事件當中,根本沒有中國人身亡。像我,一點也不覺得有生命危險。

可是,按照陳儀的說法,未受到台灣人報復的中國人都是反政府份子。如果忠誠地實行陳儀的政策,那才是必然會引起台灣的反感。在二二八事件中,不只台灣人犧牲了,許多中國人也是一樣。陳儀賭上自己的官運,要將所有批評他,反對他的人統統除去,這才是他發動大屠殺的真正意圖。也因此,許多無辜的市民才被牽扯進去。

此外,三月八日從基隆登陸的二十五師獨立旅團也充滿了騰騰的殺氣。他們認為「陳儀把台灣失守了,我們要來收復台灣」。於是以同仇敵慨的態度,從基隆向台北進攻。依我的估計,犧牲掉的台灣人數目大約在三萬到五萬之間。

蔣介石當時既不責怪陳儀的惡政,也未制止他對台灣人的大屠殺,最後還調陳儀去當浙江省主席。二二八事件,蔣介石可說是陳儀的共犯。蔣政權至今仍不放過住在日本的我;經常向我施加壓力。對他們的憎惡,我和台灣人是一樣的心情。

陳儀睜著眼睛說瞎話,把二二八事件說成是共產黨的陰謀。蔣政權對二二八事件也佯裝不知,絕口未提。這完全是意圖要抹殺台灣人的歷史。另一方面,北京宣傳二二八事件是由共產黨指導,將它說成是台灣民渴望祖國解放的證據。這也是顛倒是非的謊言。如果事實被如此扭曲的話,那二二八事件中犧牲的人就太冤枉了,台灣人也會完全沒有自己的立場。

我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來到台灣。日中戰爭時,我曾在上海同文書院擔任中國語教師。同文書院是日本人經營的學校。戰爭結束後,謠傳說曾在日本學校任職的中國人,將以漢奸的罪名遭受逮捕;於是,我才避難到台灣去。好歹,當時台灣是個特別地區。

通過簡單的審查,我被任命為台北州立第二初中的接收委員。在那兒,我認識了大同鐵工廠的年輕老闆林挺生先生。林挺生是該校的畢業生;他為即將歸國的今崎校長舉行送別會,同時也邀請我一起出席。

林挺生為了適應新的政治情勢,剛好在物色一位中國顧問。他極盡禮數地邀請我住到中山北路三段的大住宅。認識林挺生這種知識份的大企業家,讓我覺得很有保障。到我通知妻小來台的半年之間,我成了他的門下食客。他對我非常親切,又在住宅門口掛上我的名牌。不知情的友人來訪,吃了一驚,還以為我什麼時候變成大富翁呢。

我教林挺生中國話;告訴他有關中國人的性格和大陸的政治的情勢。林挺生要我從成功中學(州立二中)跳槽,不但讓我當鐵工廠的協理(次長),還分了一些股票給我。此外,又任用我當大同職業工業學校的董事(理事)兼教務主任。

當時,鐵工廠內的空地堆存了大量的鋼材。那此鋼材是什麼性質?從哪裏來的?我當然沒有必要知道。只是,基於直覺,我想那些東西一定有內情。後來我才知道,那些是北部的日本海軍在敗戰愴徨之際,轉售出來的東西。南部的日本海軍也是一樣,聽說將鋼材賣給了唐榮鐵工廠。本來,日軍所有的武器彈藥,軍需物資應該全部移交才對。這種事情對日軍和台灣商人來講,都是重大的犯罪行為。被發現的話,不是那麼簡單就可以了結。後來唐榮被檢舉此事,唐傳宗被捕,他的工廠被沒收。大同公司也許是高明地湮滅證據,沒出問題,才有今日的局面。(編輯部注:林挺生是當時的台灣人當中,少數當上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的一人)

一些要好的朋友常到林挺生的住宅來找我。我的房間比較狹窄,所以,我常常利用他家的客廳。我向朋友們介紹林挺生。林挺生便加入我們的聊天圈子。漸漸地,林挺生也認識了些長官公署的高官要人。交情較好的有鐵路局長陳清文、日產處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兼台灣銀行董事伍守恭等人。

由於戰時的美軍空襲,鐵路局有五千多輛貨客車廂損毀,造成許多困擾。政府所屬的三處工廠--松山、高雄和花蓮都趕不及修理,正要委託民間工廠承包代修。而指定大同公司為代修工廠,則是茶餘飯後的閒談中所做成旳決定。因為提到在搬運上經費會超支,及決定從淡水線的圓山車站接鐵軌接通到大同公司。大同有修理五百輛車廂的能力,可獲得不少利潤。另一方面,從日本海軍非法購得的鋼材,也可做為修理的原料,可說是一舉兩得。

此外,台灣銀行在資金通融和匯款方面也給大同公司極大的方便。不用說,這當然是透過伍叔恭的關係拉來的。賺到的這些錢,成了今天大同系列企業的資本。對我而言,學校的經費得以更加充裕,是銘心感謝的一件樂事。

因為我的家人要從大陸搬來,我便在基隆買好一棟房子。二月二十八日那天,我正從基隆前往大同的途中;火車到松山就不開了。大同公司派車來接我們,並繞道進入學校。我們儘可能地幫助前來求助的受傷民眾。因為擔心今後的生活,我才決定把家人從基隆接到學校來住。學校有一片空地可以通往林挺生的住宅。

那陣子,美國領事館的副領事喬治.柯每天都到街上攝影;他在一位女性領事向大同公司租借的洋樓那兒,把拍攝到的影片放給我們看。

三月六日,陳儀偷偷地向蔣介石要求派遣援軍。(編輯部注:那夜,陳儀還播放第三次廣播,說要成立處理委員會,要誠心地解決這次事件。陳儀使用兩面手法,欺騙台灣人。)增援部隊三月八日在基隆登陸。然而,軍隊根本不受陳儀指揮,完全採取自己的作戰行動.(編輯部注:三月九日,總參謀長柯遠芬公布戒嚴令。當援軍到了之後,竟在三月十日宣布處理委員會為非法組織,命令他們解散。)

三月十二日晚上,陳儀召開重大會議。參加者有秘書長葛敬恩,從福建就跟隨陳儀的嚴家淦、參謀總長柯遠芬...等人。

會議徹夜進行,卻一直無法達成結論。凌晨三點,陳儀終於做出決定。「凌晨四點開始行動,由我陳儀負全部責任。與二二八事件有關的嫌疑人士,不問姓名,當場處決。」

由特務組成的行動隊和憲兵第四團首先決定工作分配,按照準備好的黑名單同時行動。因為擔心消息傳出之後,逮捕對象有逃亡之虞,所以逮捕行動要爭取時間。處決的刑場分為兩處,行動隊在圓山右側的大直;憲兵第四團在馬場町的螢橋。

為了緊急逮捕,要從許多地方徵調車子。來逮捕我的人,坐的是台北市政府的巴士。他們到大同鐵工廠詢問我的下落;聽說我不在那兒,便急忙趕到學校來。

那時,我剛起床。十幾個便衣一陣敲打大門之後,湧進我的房間。

「你是歐陽可亮嗎?」

「是的。」

「跟我們走。」

雖然我當時嚇了一跳,可是,我仍記得在問答之間,我反而異常地平靜下來。

「我有什麼嫌疑呢?」

「等一下再慢慢說。」

押上巴士之後,我被蒙上眼睛,雙手被反綁在後。

「你要在大直被槍決了。」

「到底我犯了什麼罪?」

「這個我們不管!」

「總要給我一個理由吧,我不能死的不明不白。」

「哼,你是台灣獨立黨的成員。二二八之後,你在永樂町和林樑材(編輯部注:謝雪紅的同志,事件後逃往中國大陸)一起開過會。」

「誰是林樑材?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

「你們密謀要成立新華民國。王添燈當總統,歐陽可亮是總統府秘書長。由你起草憲法。」

「胡說八道。我一直都在工業學校的宿舍裡面。」

「住嘴!」

經過這一番問答,巴士已走到劍潭的小山坡;車子的引擎卻逐漸不靈光,終於停了下來。原來是沒有汽油了。

事後我才知道,當時物資缺乏,有許多小偷專偷車子的汽油。市政府的巴士司機在下班時把油漏出來,第二天上班時再把油加進去,以免油被偷竊。行動隊的人不知道這種情形,匆促之間徵調巴士,才會有車子因汽油不夠而停在半路的結果。車子在下坡路段,油箱前傾,汽油湧到油管口來;上坡的時候,油箱後傾,汽油就到不了油管。

「畜牲,竟然走不動了。」

司機粗野地叫罵著。

「沒辦法,就在這兒處決吧。」

一個人這樣說。剛剛向我問話,像是隊長的人說:

「不行。根據長官的命令,要把犯人帶到大直槍決,不可以在路邊槍決。」

我那時只是不停地向上帝禱告而已。

「喂,大同鐵工廠有汽油嗎?」

他們問我。

「有吧,大概五十加侖。應該是放在倉庫裡面。」

「有車子嗎?」

「車子有一輛福特汽車,一輛平台貨車,一輛吉普車。」

「你帶路,全部給我調來。」

巴士倒車,回到大同鐵工廠。由於還很早的關係,上班的職員很少。他們去叫倉庫管理員,叫了好幾次,就是找不到人。不得已,他們便命令我去把鑰匙找出來,將巴士加滿油,再分別坐上搶來的汽車。

「浪費太多時間了,快一點,快一點。」

隊長大聲催促。

「這傢伙怎麼辦?」

「真是個麻煩人物,把他連同巴士移交給憲兵第四團好了。」

我因此才逃出行動隊的虎口。

可是,他們卻開著從大同搶來的福特汽車和吉普車,前去逮捕教育處副長兼「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先生(編輯部注:「半山」)。當天早上,就在大直將宋先生槍斃。由於宋太太記得車牌號碼,事後,她以誘拐、內亂罪殺人嫌疑的罪名,向高等法院控告車主林挺生的父親林提灶。宋氏夫婦係孫科做媒成親,宋太太(中國人)因為有強硬後台,才能勇敢地出面控訴。當然,這對林挺生來講是非常冤枉的事情,後來我出面做證,才洗清他的冤屈。

台灣大學文學院院長林茂生也是在大直被槍殺。淡水中學的校長、副校長、教務主任、體育老師等多人,也都被載到大直槍斃。花蓮出身的國大代表張七郎,他的台北住宅遭受襲擊,全家遇害。蔣渭川被便衣收押時,利用機會從後門逃走,可是,他女兒卻當場被射殺身亡。此外,遭受毒手的人數,難以估計。在三月十三日這一天被逮捕的人當中,大概只有我倖免於死吧。

我在馬場町的憲兵第四團等待槍決。直到那時,眼睛才沒被蒙住。憲兵執行死刑時,習慣在槍決之前,先問犯人的姓名。

「你叫什麼名字?」

「歐陽可亮」

「現在要槍斃你了,有什麼遺言要交代?」

「槍決的理由不明不白,我要聽聽法院的判決。」

「不要法院判決。陳儀長官下命令要全部槍決。」

我又被蒙上眼睛,拖到刑場。說時遲,那時快,我聽背後大聲喊叫:「等一下,現在要槍決的是誰?」

「歐陽可亮。」

「范副參謀長來了緊急命令,不要槍斃他。」

我才因此死裡逃生,留下一條小命。

原來,大同職業工業學校有建教合作,學生畢業後要到大同鐵工廠工作一定的時間,以免除四年的學費。由於我是基督徒,和蘇州教會有很深的淵源。蘇州教會的附屬孤兒院送了四個孤兒過來,託我照顧。我便安排他們到大同工業學校上課。

這四個學生一聽到我被逮捕的消息,就騎自行車,或用跑的,去中山南路的國語禮拜堂向翁節敦牧師報告。翁牧師便又火速地去找范誦堯副參謀長。

國語禮拜堂是為來到台灣的中國基督徒設置的。主任委員是唐守謙(曾任東海大學校長),副主任委員則是范誦堯。

范夫人名叫林德君,她的妹妹林慰君(現在舊金山任教職)也和他們住在一起。她們的父親林白水,是新聞記者,被軍閥張宗昌槍斃掉的。我無緣無故地遭受逮捕,並即將被處死。范誦堯一知道這情況,即刻寫了一份命令書。

「歐陽可亮不適合引用陳長官的緊急措施條例,必須經過審判。」

用中國話來講,就是「槍下留人」的意思。

命令書發送出去之後,范誦堯問翁牧師:

「幾點來抓人的?」

「六點。」

「大概來不及了。」

「欸,為什麼這麼快?」

「會議開到凌晨三點,陳長官發出緊急措施條例。四點開始行動,六點去抓人。」

「現在才八點而已。」

「啊,也許六點半就被處死了。翁牧師,你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我昨晚整夜沒睡。向我傳來的報告都是誰被逮捕、誰被處死了的消息。歐陽先生不可能還活著的。只是因為你來拜託,我姑且發出命令試試。如果他是被行動隊抓去的話,應該已經在大直被處決了。如果是憲兵第四團的話,或許我還攔得住槍口。然而,說是這麼說,也只是姑且一試罷了。」

託范副參謀長「攔槍口」成功之福,我才保住一條性命。由於要接受審問,我被送到西門町的西本願寺。當時,警備總部第二處設置於此。

譯者補記
原載《台灣史料研究》第11號/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1998年5月出版
日文原文登載於「台灣獨立聯盟」在日本發行的 《台灣青年》198期,1977.4.5

歐陽可亮簡歷
歐陽可亮先生,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北京,三歲至八歲跟隨外交官的父 親住過南美的智利。歸國後,即立志於做書法家。曾任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講師、台北「大同工業職校」教師、日本外務省研修所、拓 殖大學教授、產能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五四年攜眷赴日,住在東京三 鷹市。一九九二年五月,因「心不全」病逝於八王子市的養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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