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大屠殺的證言3 姚虎臣的鴻門宴

歐陽可亮 / 著‧張志銘/ 譯

內心的悸動仍未平息,五月初的某一天,我收到一封邀請函。姚虎臣特地寄來的邀請函。我有如遭受電擊一般,不知不覺間,那張邀請函從我手中滑落。姚虎臣的名字,我一直記在心裡,只是不曾見過他本人。我用顫抖的手指撿起邀請函,仔細讀看看,內容是「有事請益,明晚六點,於蓬萊閣恭侯光臨。」

蓬萊閣是位於二二八發生地,大稻埕圓環附近的一家飯店。從中山北路過去不會很遠,但是我卻不曾去過那一帶。到底姚虎臣找我,是為了什麼事呢?

我覺得有必要和林挺生商量看看,便去找他,沒想到他也收到同樣的邀請函。我們決定用生病做理由,不去參加。

那天,我很緊張,一心只禱告著時間趕快過去。結果,六點半時,宋隊長專程坐車來到林挺生家,很生氣的責備說:「姚處長特別設宴招待,為什麼你們不去呢?太失禮了吧!」

「不,不,只是太突然了,而且身體有點不舒服。」

「不管什麼理由,趕快準備,快跟我去。」

宋隊長和另一個部下,唰地扳出腰帶上的佩槍。

我們像被綁架一樣,一進到蓬萊閣,二樓的隔間裏面已經來了幾位客人,是林子畏先生和『全民日報』的馬總編輯。姚虎臣也已在上座等著我們。

我終於和殺人魔王對面對了。他約四十四、五歲,上身很長,威風凜凜的軍裝包裹著將近八十公斤結實的軀體,臉上透露著精悍的神情。

林子畏是板橋望族林本源的宗親,也是『全民日報』的社長。『全民日報』一如其他台灣人的言論機關,到二二八之前,一直不餘遺力地批判陳儀,因此許多記者被逮捕殺害。馬總編輯身為責任者之一,當然也被追究清算。他和我一樣好運,在要被送往西本願寺時,獲得保釋。後來林子畏驚悸之餘,將『全民日報』的報館、機械設備全數頂讓給特務頭子林頂立。(編輯部注:林頂立為「半山」。二次大戰中,在廈門擔任日軍和中國軍的雙面間諜。二二八事件時,擔任特別行動隊長,積極活動。以此功勛獲得上級提拔。後來,因為來日本秘密會晤廖文毅的事機敗露,才因而失勢。)

姚虎臣看到我們來了,很得意地點點頭。整桌連宋隊長和另一名副官,一共七個人。桌上擺了很多啤酒、紹興酒,精緻的料理也一盤接一盤地上桌。我們被叫來的四個客人吃得很少,只是看看著他狼吞虎嚥而己。

我們輪流向姚虎臣和他的二名部下倒酒,應和他們說些「這次真是辛苦您們了」、「台北雨季過去了,從現在到七月為止,是一年裡最怡人的季節」等不著邊際的話。

林子畏和林挺生更異口同聲說:「今天晚上不能讓姚處長破費,無論如何,一定要讓我請客。」

姚虎臣便假惺惺地說:「那真不好意思,是我邀請你們來的呀。」

說完,他便再三勸酒,邀大家同飲。我們不知道他等一下要提出什麼要求,只是心情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根本不敢喝上半口。終於,「咳,咳」姚密臣裝腔作勢,咳嗽一聲,開口說:「你們都是台灣有名的大企業家--」

大家一聽,便重新坐好,不敢亂動。

「和你們比起來,我不過是一介武夫。台灣呢,比我想像的還難治理,而且物價又貴。只靠陸軍少將的薪水,不容易生活的喲。」

我們四個也不是三歲小孩,一瞬間,便覺悟到今晚邀宴的目的了。

「所以,要和你們打個商量,----」「能不能請你們各別寫張借據給我?」

我們四人互相看來看去。

「借據?是說我們向姚處長借了什麼東西嗎?」林挺生聲音咽啞地問著。

「沒錯,中國的作風是以黃金幾兩計算的。物價波動這麼厲害,金錢是會貶值的。」

這話真是欺人太甚。不正面向我們勒索,變成是我們償還向他告貸的債務,真是狡滑。

開玩笑,是你虧欠我們,台灣人都還在看你們要如何補償。竟然黑白顛倒,變成我們欠你錢,這種說法如何叫人服氣?

可是,氣憤歸氣憤,我們一點辦法也沒有。我們不是傻瓜,他的要求再不合理,我們也只有服從而已,不然就無法活著走出這房間。

「明白了。以我的情形為例,寫個黃金二百兩,合金條二十條怎麼樣?」

年紀較大的林子畏瞧了一下林挺生,首先開口。

一兩是十錢,一錢有三點七五公克。我前些日子在神田町的銀樓問過,現在黃金一公克要一千三百五十日圓。二百兩黃金,以現在的日圓計算,少說也要一千十二萬五千日圓呢。

台灣或中國的黃金買賣,向來都是以兩或錢單位。尤其擔心通貨膨脹的關係,大家都不存錢而換買黃金或美金。雖然會變成不生利息的櫥櫃存款,也是不得已的。也有人存了一些錢,到銀樓買一錢或二錢的金戒指。存了數個金戒指之後,再換成手鐲或項鍊。這樣才方便逃難時攜帶。但是,考慮買賣資金的話,裝飾金的價值並不高。以黃金為例,十兩重,約十公分長的金條,也才一美元而己。

林子畏搶先提示金額,是「先發制人」。這需要相當的膽量和判斷。太少的話,對方會生氣,太多的話,又會被當成凱子。以林子畏的地位財富而言,二百兩黃金正是不多不少,剛好交代得過去的底線。

姚虎臣微微皺了一下眉頭說:「嘛,就這樣吧,那林挺生先生也一樣囉?」

「嗨,就照您的意思。」

他順口歎氣似地回答。

「那好,歐陽先生和馬先生就都各一半好了。」

一聽到要一百兩,我差點從椅子上摔下來。像我這樣靠薪水過活的人,要拿出台灣有數的大企業家的一半金額,真是太過份了。即使是十分之一,我也負擔不起呀。當時,我真想放聲大哭!

但是,仔細想想,馬總編輯和我都被抓到第二處,又能從西本願寺活著出來,被要求贖金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實際上,在二二八事件被逮捕的人的家屬,拵再多的金條,也都四處奔波,想辦法要營救被捕的人。其中受騙的,金條去了,人卻不回來的雙重受害者不在少數。

林子畏和林挺生並未被捕,卻也被勒索,一定是當了馬編輯和我的保證人之故。所以,合計起來,我們一個人的贖金將近要三百兩黃金呢!

「期限是一個月。遲繳的話,就把遲繳的部分加算利息。」

我第一次聽到遲繳贖金,還要算利息的。真是死要錢。

「我不是不信任各位,只是覺得請各位寫下字據較為妥當。

姚虎臣向他的副官翹下巴,要他去拿紙和筆墨;然後叫我們輪流到他身後的小茶几寫下借據。沒帶印章的,就按捺拇指。他把借據一張一張拿起來吹,墨汁乾了,才小心折疊,放入上衣裡邊的口袋。

「事情這麼快就解決,太好了。喝酒吧,今晚我們來喝個痛快!」

姚虎臣非常得意,接著又說:「你們喜歡音樂吧!」

也不等我們回話,自己就兩手一拍,叫侍者去叫來走唱樂人。

二二八之後,全島籠罩在風聲鶴唳當中,一般人根本無法也不敢在這樣的大餐廳請客。樂人也大概很久沒有生意吧,座椅擺好之後,鼓、銅鑼、嗩吶、胡琴等一組人高高興興地進來。

「先來個開天閣。」

姚虎臣命令著。「開天閣」就是戲要開演之前,聚集觀眾的開場樂。只見所有的樂器齊鳴,所發出的音量快要把整個餐廳給翻了。樂人也好像很久沒這麼開心演奏;在窄小的房間內,眾人的耳朵都快炸開了。

對姚虎臣而言,那似乎是樂不可支的享受。他暢飲紹興酒,嗑瓜子,細瞇著眼睛。而我卻一心想著趕快逃離這裡,去好好想一想從明天開始,如何湊足一百兩黃金。所以,我忍耐著,把嘴巴張開,以減緩耳膜的衝擊。

突然,門開了。進來一位氣質優雅的半百紳士。樂人們嚇了一跳,都停止演奏。我起初還以為是蓬萊閣的主人進來打招呼呢。

那位紳士是劉明。有名的煤礦大王。他和陳逢源都很熱心支助留日返台的台灣菁英,聲望頗高。

劉明看到我們嚇了一跳。

「我還以為是誰,原來是兩位林先生、歐陽先生和馬先生。今晚為什麼都到齊了呢?」

他好像不認識姚虎臣和宋隊長,沒和他們打招呼。而且,看到我們和「阿山兵」坐同一桌,心裡一定很反彈。

「像這樣咚鏘吵雜,一點也不像你們的樣子。隔壁的人根本無法談事情。我正在招待教育廳長許壽裳,討論成功大學昇格登記的重要事情。你們能不能安靜一點,拜託!」

劉明的抗議本來是很正當的。但是,卻多此一舉,炫耀出教育廳長的名字,成功大學昇格登記的事情,好讓人知道他很了不起,不得不叫人厭煩。

「對不起,對不起。」

林挺生歪斜著臉,小聲道歉,劉明才搖頭走出去。我偷瞄一下姚虎臣,不知道他懂不懂現在的台灣話。

「哼!」

姚虎臣輕哼一聲,臉色大變。接著打破沈默的是宋隊長,他很能揣測上司的心思。

「他媽的,我現在就去跟他要回面子。」

我直覺地認為這下慘了。姚虎臣點了點頭,宋隊長和副官就唰地起身,我們四人也被催促,魚貫地走進隔壁房間。

劉明吃驚地站起來,許壽裳也坐不住了。姚虎臣在距離不到三尺的地方,指著劉明大叫:

「劉明,你知道有天,不知道有地嗎?知不知道我是誰?警總第二處處長姚虎臣,就是我。」

劉明臉上酒氣全消,血氣全無。

「聽好,明早十點之前,來中山堂給我謝罪,否則,給我小心你們兩人的狗命!」

我們回到酒桌,比剛才更吵雜地繼續開天閣。

第二天早上八點左右,我去找林挺生討論一些校務和昨晚的事情。有人進來通告說,劉明先生有緊急的事要求見面。劉明慌慌張張進來之後,就雙腿一屈,跪到我們面前。

「林先生、歐陽先生,拜託,救命喲,我不知道那是姚處長。我這下完蛋了。」

林挺生急忙扶起劉明,抱著他坐到沙發上。劉明眼睛通紅,鬍鬚沒刮,顯然昨晚一夜沒睡。

「劉明先生,現在的台灣人都不知道災禍什麼時候會從什麼地方來。就是想救你一命,我們也是無能為力呀!」

「請不要這麼說,幫看看嘛!」

「我們自己也是自身難保呀。其實,我們昨天是被叫去勒索的。」

劉明沒空聽那來龍去脈。

「拜託,陪我去一趟中山堂。我一個人去,太危險了,拜託你們來當個中間人。」

說起來真可笑,和姚虎臣的關係,我們的確是比劉明來得親。於是,不管如何,看能幫多少算多少,我們三人就一起去了。

我們九點半就到中山堂等姚虎臣。十點五分,才看到姚虎臣後面跟著宋隊長和副官走進來。

中山堂早上幾乎沒什麼客人。坐到餐桌之後,劉明激動的不停叩頭,聲淚俱下:

「拜託,饒了我這條老命吧。我真是觸犯了天人不容的大罪,我在這兒向您陪罪。」

姚虎臣冷冷地瞪他:

「你知道錯了?這回就看在林先生和歐陽先生的面子上,饒你一命吧!」

說完,頭也不回就走了。

劉明並不就此平安無事。沒多久,不知因何罪名,他被警總逮捕,判了十年徒刑。此事報紙也曾刊登過,相信還有人記得吧?他一日不少地在砂石場整整服刑十年。

教育廳長許壽裳更可憐,竟被暗殺了。暗殺是當時沒有入罪藉口時,常用的手段。

我在期限的一個月後,到中華街一條巷子裏面姚虎臣的住宅去,交給他五十兩黃金,並得到他同意餘額用分期償還的。不過,每個月要算兩成的利息。不管通貨膨脹再怎麼嚴重,二成的利息是很重的負擔。而且,利息會再生利息。雖然我每月二萬、三萬的還,到最後都算不清本金還差多少,利息還差多少了。

後來,我聽說姚虎臣被檢舉,並且判了刑。正想說得救了;誰知姚虎臣竟派人到我家來催收餘款。我徹底的絕望,便向妻子說明一切原委,把基隆的房子交出來抵債。後來我搬去台北住,一直到逃到日本為止,都沒有在台灣擁有自己的房子。

我想,再這樣下去,台灣不是久居留戀之地。然而,就連我準備要離開台灣,這件事都傳進姚虎臣的耳朵。

他常去北投玩。聽說即使洗溫泉,也是槍不離身,總是放在即手可拿的地方。大概他也很清楚自己樹敵眾多吧。

配屬於他的第二處在二二八之後,仍繼續奉行蔣經國下令的共產黨。民族派系的大整肅,橫行一時。他們的口號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漏網一人」。捉人、放人都不需要公文。

在他們眼中,根本沒有法律。前文提過,他們徵收大同公司的福特汽車和吉普車,去逮捕教育處副處長兼『人民導報』社長宋斐如,被宋夫人記住車牌號碼,一狀告到法院一事,即使高等法院發文查詢,第二處理也不理;終於在再三催促之後,才回文「無徵收車輛一事」。後來,有一天一輛牛車拖了一台破破爛爛的車子到大同公司。職員們一時不敢相信那真是亮麗耀眼的福特汽車的下場嗎?玻璃全被打破,輪胎全沒了,車身也是凹凸不平。

如果說姚虎臣是冒牌的,讀者必定會大吃一驚吧。他的本名是姚敏生。曾經是心狠手辣的特務人員。但是,特務並不是光彩的職業。原本姚虎臣是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在抗日戰爭中陣亡。姚敏生在混亂時局中,搖身一變成了姚虎臣,晉身為陸軍少將。在中國三國演義般的社會中,這種事並不稀奇。在中國語的辭典中,都有摘錄「冒名頂替」這句成語呢。

四九年秋天,國民黨政權逃到台灣。在那前後,許多高級將領也渡海來台。為了安插他們職位,國防部人事處發布命令,要冒名的姚虎臣讓出二個兼職。就姚虎臣而言,國防部是太上機構,對他這個台灣警備的頭頭又能怎樣。正當他認為沒什麼了不起,不予理會的時候,國防部真的來抓人了。在軍法處接受調查當中,前述冒名頂替一事才揭露出來,被判徒刑二年。這是「冒名頂替罪」,不是判他二二八大屠殺罪,也不是勒索贖金的罪。而且,這二年徒刑,他以高血壓為藉口,改服自宅監禁。所以,他才能繼續派人來跟我催收餘款。姚虎臣在我來到日本不久之後,於五五年死於腦出血。

最後,我要列記二二八事件當中的一些零星見聞,以結束我的證言。

在二二八事件中,殺人最多的是姚虎臣、彭孟緝和林頂立三人。彭孟緝在台灣南部教台灣人聞風喪膽,特別是在高雄市進行了大屠殺。

而且根據估計,在基隆被丟入海裡的屍體,少說達好幾千人,其中還有漂流到日本五島列島的。在大直,他們挖了好幾個大坑洞,把槍斃後的屍體丟進去,聽說一下子就滿了。最後還嫌挖洞太麻煩,只要有凹陷的地方,就把屍體丟進去。我聽一位住大直的朋友說,他家後面有一個小山崖,許多屍體就從那兒被丟下去。

陳儀後來被調去當浙江省主席,一直到國共內戰的最後階段。蔣介石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發表下野聲明,退隱到故鄉奉化鎮。這正是陳儀的轄區。蔣介石的安全由特務組成的親衛隊負責,周圍則全都配置陳儀的部隊。

陳儀當時對國民黨很絕望,想要生擒蔣介石向共產黨倒戈,並將這個計劃告訴部下湯恩伯將軍。他如此信賴湯恩伯的原因,在於湯恩伯是他的乾兒子。豈料,湯恩伯竟將陳儀的計謀,拍密電通知蔣介石。蔣介石便愴惶離開奉化,飛向福州;但是,聽說陳儀的部隊還向蔣介石的座機發射砲彈呢。逃到福州的蔣介石於是命令上海的心腹特務毛森,潛入浙江逮捕陳儀,把他押到台灣去。

但是,陳儀卻不是受到刑囚而死的。他正式的接受軍法會議審判。因為陳儀是上將,軍法官三人也都必須是上將才行。其中,顧祝同早已是上將,才組成軍事法廷。其實,判決是早就擬好的。五○年十一月十八日,陳儀在他殺死眾多台灣人的馬場町刑場,被槍決伏誅。

在陳儀的處決上,省政府民政廳長蔣渭川代表台灣人到場見證。蔣渭川在三月十三日的大逮捕中,因女兒捨身相救而逃脫之後,一直躲到風暴過去為止。開明派的吳國楨當省主席後,任命蔣渭川為民政廳長時,大家對中國官場的變幻無常,都為之一嘆。蔣渭川比誰都畏懼姚虎臣。我曾在姚虎臣的住處,好幾次看到蔣渭川陪著笑臉,討好姚虎臣的樣子。

我想再舉一、二個例子,說明陳儀他們是如何的囂張,晏然以台灣王自居,對中央權力的介入相當反彈。

在一般的資料中,宣撫使國防部長白崇禧是三月十七日到台灣的。其實,白崇禧早在前一天就飛到松山了。但是,陳儀的部隊卻向白崇禧的飛機猛開砲火。白崇禧嚇得折回上海。在和陳儀談妥之後,第二天才平安到達。所以,白崇禧的宣撫只不過是一場戲後的餘興節目而已。三月十七日還正是逮捕虐殺的高峰期,許多台灣人還陸續地被關入西本願寺的黑牢呢。

另一方面,來自大陸的援軍和陳儀的關係也不融洽。只是,雙方確實都很敵視台灣人。

三月十二日,我被逮捕的前一天下午,二十五師獨立旅團的一部份部隊開進大同工業職業學校。他們命令騰出一部份校舍供軍隊住宿。由於這是私立學校,便請他們向公立學校交涉而予以拒絕。於是,他們又以軍用米尚未從大陸運到為由,要求暫時供應他們米糧。這個要求就很難拒絕。但是,像這樣的後勤支援,軍方上級都沒安排好,也真叫人搖首納悶。

學生當中有人對軍隊明白表示不滿,和他們起了衝突而被毆打。我連忙趕去道歉,教訓學生,平息軍隊的怒氣。那種情況之下,不這樣做,就無法救那些學生。另外有些學生不知事情原委,看到軍人打開倉庫拿米,大叫:「阿山兵搶我們的米」

從福州調來的二十五師獨立旅團,有不少士兵聽懂台灣話。就在學生大聲喊叫的時候,一個士兵突然拔出手搶,當場射殺那名學生。那種殘酷的景象,至今仍在我腦中揮之不去。

還有,中山國小的校長為嚮應陳儀的呼籲,「市民們請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騎腳踏車要去學校,卻在大同公司附近,被軍人射殺。這件事,我也當場目擊了。

林挺生那陣子也有麻煩。一個名叫傅土的中國人老守衛,他兒子因為唱了「義勇兵進行曲」,不僅被公司革職,也被關了十年。傅土懷恨在心,便檢舉大同公司在戰後私購日本海軍鋼材一事。林挺生走投無路。便透過管道向宋美齡哭訴。在宋美齡的關說之下,林挺生將相當於資材五分之三的錢繳還由中國海軍,解決問題。而傅土也得到了那五分之三的十分之一,做為檢舉獎金。

六四年秋天,我得到連絡說,范誦堯和某黃姓立法委員要來日本,住進銀座的日亞航大飯店。我急忙趕去,一看范誦堯,就跪下去向他磕頭致謝,感謝他在四七年三月十三日把我從地獄入口救出之恩。范誦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告訴我,就他所知,三月十三日被逮捕的人當中,只有我活到今天。

在與他交談當中,我告訴他,有二位美國人以「為了歷史,必須留下事實」為由,勸我發表二二八事件中的親身經歷。其中一個叫 Hordad S. Levy, 中文名叫李豪華, 是外交官培訓機構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 The Dept. of the States, Washington) 出身;另一個叫許芥昱 (Dr. Kai-yu Hsu),是舊金山大學教授。 後者在數年前發表周恩來傳,在日本名噪一時。我在教授駐東京外交官中文時,和他們認識,曾對他們約略提過二二八的親身經歷。

范誦堯說,現在政府的外交處境極端困難,若是再發表二二八真相的話,更會雪上加霜。甚至,也許你都會被暗殺呢。他要求我再忍耐十年。十年一過,也許衝擊可以減緩許多。

李豪華勸我用寫的,許氏要我錄音寄給他。但是,我整日為糊口謀生,很難照他們的希望,寫成文章或錄音下來。

今年是一九七七年,美國總統卡特發表尊重人權的宣言,並且採取庇護蘇連知識份子的行動,這對我產生極大的鼓舞作用。想一想,我被三度宣判死刑,並且三度獲救的二二八事件,今年也正逢三十週年。和范誦堯約定的十年,期限也早已過了。我才決定打電話給王育德先生。王育德先生比誰都和我一樣,對二二八有切身之痛,並且相信從二二八事件中,可以汲取出新的意義。基於這個理由,我才透過王育德先生,向世間發表我以上的證言。

譯者補記
原載《台灣史料研究》第11號/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1998年5月出版
日文原文登載於「台灣獨立聯盟」在日本發行的 《台灣青年》198期,1977.4.5

歐陽可亮簡歷
歐陽可亮先生,一九一八年出生於北京,三歲至八歲跟隨外交官的父 親住過南美的智利。歸國後,即立志於做書法家。曾任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講師、台北「大同工業職校」教師、日本外務省研修所、拓 殖大學教授、產能大學客座教授。一九五四年攜眷赴日,住在東京三 鷹市。一九九二年五月,因「心不全」病逝於八王子市的養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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