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十月我以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史小組成員的身分，向黃昭堂主席作了兩個下午的訪談，後來那一份近四萬字的訪問記錄就一直「擱淺」放在他的抽屜裡；今年適逢舊金山和約六十年，台灣國家聯盟由南而北辦了幾場公開座談會，最後九月四日還在台北市辦一場大遊行，過程中他每看到我就說不好意思，終於下決心把稿子修訂好，九月三十日終於交稿了！交稿的方式竟然是要我們夫婦到錦州街的日本料理店給他請客，理由是「作為seinbai的人不應該這樣對待後輩」。當時順他的意，不過總想改天把他「回請」。
知道黃主席將要為眼睛的病動手術，我遂在十一月十一日寫電子郵件去約下週一，可惜十四日聯盟辦公室回答說主席當晚有事，就這樣錯過了，成了彼此之間永遠無法兌現的約會。
這一份訪問稿有他的密密麻麻筆跡，包括整段刪掉的，例如當初到日本留學是早稻田大學發證書給他辦簽證，後來先考上東京大學就沒去考早大，這樣「失信」必須託人帶他去向校長致歉的經過，他覺得太冗長就把它刪了；更多的是人名的補充、措詞的精確化，例如就讀台大經濟系的時候回台南幫「無黨無派」的候選人助選，不是幫「黨外」助選。訪問稿不免要敘述王育德領導的「台灣青年社」、陳純真事件、辜寬敏委員長、柳文卿事件等等，儘管別人（例如宋重陽的《台灣獨立運動私記》）已經有所記載，但由黃主席本人說來格外生動。特別是柳文卿當時已被日本法院判決不准遣送回台，入管局和國民黨特務卻搶先作業，所以他們這一批留學生匆匆決定去機場冒險救人的經過，那時黃昭堂本來還在猶豫博士論文最後結論如何定調，為了怕第二天有所不測，就當晚三更半夜把它結了，睡前望著睡夢中的妻子和三個孩子，後悔以前對他們不夠好…不過，清晨五點出門上了計程車，就一心想著如何救人，家事已全拋腦後，訪問至此黃昭堂幽默地說：所以男性是無情的。
獨盟遷盟回台以後適逢李登輝主導的民主化以及民進黨轉型為選舉黨，對於新階段的台獨論述以及體制內體制外路線的問題，獨盟和黃主席都經歷了辯論和掙扎。時代畢竟不同了，從現實出發，台灣人選上總統成了達到魂牽夢縈目標的必要條件，所以他有時顧不得理論的純粹，在一片混亂的時候堅定地支持陳水扁、李登輝、蔡英文，是可以理解的。
對於有些人把他們這群留學生當年在海外做的事稱作「民主運動」，黃昭堂深不以為然，他說獨立運動是一個民族要建立國家的運動，這種民族運動是非常崇高的，至於民主運動，「我覺得是小兒科。」聽到這話，我可以感受到他幽默口氣中的嚴肅意義。
昭堂仙，一路好走！我們會繼續您的未竟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