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密察
黃昭堂教授走了。很令人不捨。但是我不是悲傷。我認識他大約30年，知道他不會喜歡我們這些認識他的人因為他的離去而悲傷。我與他是同鄉（故鄉都是台南縣濱海地帶「北門區（郡）」），是校友（台南一中、台灣大學、東京大學），學術研究的領域大致相同（他的博士論文與我的大學畢業論文主題完全一樣。我們主要的研究領域，都是台灣的歷史與國際關係）。我一直當他是「鄉賢前輩」、「學術前輩」、「獨立建國運動的革命前輩」，而且也是我尊敬的「人格導師」（據說，我的一句話「你很像黃昭堂」被認為是對人的最高讚美辭）。我就在長期與歐吉桑的交往中，認識了他的親切、體貼、幽默和寬闊的胸襟。
1977年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想要有一個大學學習生活的具體紀念，雖然大學畢業之前已經不必寫畢業論文了，但我刻意地選修了「學士論文」，在李永熾教授的指導下寫「乙未割台與台灣民主國研究」的研究論文。當時偶而在中山北路、南京東路交叉口的那一家「永漢書店」書架上看到黃昭堂教授的『台灣民主國之研究』，當時我可以是不假思索地立刻迅速伸手拿了書就去櫃臺結帳。一般來說，當時在台灣買日文書相當貴，因此像我這種大學生即使買日文書也都是買些「文庫」、「新書」等小書，但這次竟然如此迅速出手買這本學術書（寫這篇追念文章時，我查了一下至今仍然黏在書套上的價錢，售價是新台幣780元，是我每個月生活費的1/3），一方面是因為我正在寫相關主題的「學士論文」，一方面應該是當時我已經知道「黃昭堂」是台獨，他的書進入台灣相當不容易，甚至有可能擁有這本書的本身就已經犯了國民黨的禁忌。所以現在雖然已經不知道我為何會知道「黃昭堂是台獨」，但至少1977年的時候我已經知道「黃昭堂是台獨」。
1981年左右，我突然很清楚地意識到台灣的政治、思想環境之閉塞，心理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脫出這個牢籠」（在此之前，主客觀因素都讓我沒有想到要出國留學）。1982年春天，我找到一個時機請一位琉球的朋友發給我一封邀請函，讓我辦理請假出國手續（當時我在台大歷史系擔任助教）。我到了琉球幾天之後，就從琉球那霸買了日本國內機票飛往東京，到了東京立刻與黃昭堂先生電話聯繫（黃昭堂的聯繫辦法應該是鄭欽仁老師教我的。鄭老師告訴我：到東京後在圖書館裡翻閱『台灣青年』，應該可以知道聯盟辦公室的聯絡辦法，然後向聯盟辦公室問黃昭堂聯絡電話）。結果，我用電話跟黃昭堂先生聯絡上了。他說昭和大學所在的「旗之台」比較沒有台灣人，在那裡碰頭應該對我比較安全。然後他就在電話上教我：先搭「山手線」到目睭黑黑的「目黑」，再換車到「旗之台」，他就在「旗之台」車站的出口等我。當時我是在池袋車站使用公共電話跟他聯絡的，一切都很不方便，聽了他的交待後一心一意在心裡暗記如何搭車、轉車的辦法，但是當時我的日文程度雖然平日可以看得懂寫的正經八百的學術文章，在口語上卻還不會換零錢、買車票，尤其不知道「山手線」是左迴、右迴的循環線，即使搭了反方向的車還是沒關係。所以我為了買票搭車便花了不少時間，後來搭車又連連出錯，而且越錯越慌，搞了半天才到了目黑可以改搭郊區線到「旗之台」。當我抵達「旗之台」車站時黃昭堂先生就站在出口（改札口），他問我：你是吳某某嗎？我說：是。接著。他說：「唉阿。你乎我驚死。我以為你被認出來，被抓走了」。原來他就在約定的「旗之台」車站出口，站著等我將近3個鐘頭。
1984年我終於到日本留學，由於我跟他的研究主題相近，而且也有同鄉之誼，而也當時有一位在IBM任職也算我親戚的紐約台灣人被派駐東京，日本的台灣同志經常在他家聚會，所以跟歐吉桑的來往相對地比較多。當時，對於我來說，不能回家而必須長年滯留異鄉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我當時壓根沒有想到可以、能夠長住外國）。因此，我經常跟他談起「回台灣」這件事。我也認為這位「鄉賢前輩」既然因為國民黨的阻礙離鄉背井這麼多年無法回台灣，而我自己既然可以自由來回台灣與日本之間，我便必須幫他作一些事。例如，到七股龍山村拍一些他老家的照片帶到東京給他看、將他的事蹟介紹回台灣。
當時，我們都以為他這一輩子將不可能回台灣了（其實，我自己當年也沒有想到有生之年國民黨政權會倒台，所以2000年的政黨輪替真有如「作夢」）。所以，我們談到「如果人不能回台灣，藏書也要用什麼樣的辦法回台灣」。我答應他我回國後會想辦法盡量讓他的藏書放進台大圖書館。一般來說，日本的人文社會學者都會在自己的研究領域裡買很多書，在自己的家裡形成一個具有特色的「私人圖書館」。歐吉桑的研究領域是台灣的歷史和國際關係，在當時的台灣島內更少有這樣的收藏，因此這批藏書回到台灣的本身就具有相當意義。他來說如果他的書可以回到台灣，那麼至少他的精神與志業是一部份回到台灣了。他甚至於說，如果這件事可以成功的話，他還可以想辦法跟郭榮桔先生、許世楷先生商量是否也將書一起送回台灣。
結果，世事的發展比我們當初的預期更樂觀。1992年，歐吉桑回到台灣了。他的人不但回到台灣定居，他的書也運了回來，原來放在倉庫當中，但是我們還是記得當年在東京的構想，於是由我與台大圖書館交涉，這批書終於無償捐贈給台灣大學圖書館，目前台大圖書館五樓特藏組特別闢了一個開放書庫的空間成立「黃昭堂文庫」（後來，許世楷教授的書也捐贈進來），達到歐吉桑的心願：使這批書可以讓台灣的人大家使用。歐吉桑不止將他已經有的書讓台大圖書館搬走，還跟台大圖書館說：我以後還是會繼續買書，繼續買回來的書我使用了之後也會全數捐贈給你們。因此，現在當他聯盟辦公室的書又有一些擁擠的時候，他就會打個電話給台大圖書館的館員來搬書。
歐吉桑跟台大圖書館的館員說：「我會將我的書全數送給你們圖書館。但是有一些我經常會用到的書，暫時還是留在我身邊。到了我死前三個月，我會打電話請你們來把最後這一批書搬回去」。充分表現了歐吉桑的豁達，和他獨特的黃氏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