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費城踏出的第一步

羅清芬(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副秘書長)

  一九六三年夏,外子福全完成早稻田政經學系碩士學位後,斷斷續續聽聞他參與的一九六○年關仔嶺集會後已有人受牢獄之災。國內風聲鶴唳,福全改變原本回台工作的計劃。為了繼續學業,我倆先後於一九六三年秋抵達美國獨立聖地──費拉德拉費亞簡稱費城,也是早期台灣獨立運動的大本營。

  六十年代,莘莘學子離鄉背井,即使在美國自由天地,台灣的白色恐怖、政治陰霾一樣濃厚的籠罩著校園和台灣人社團。我們從參加同鄉會敘鄉情到由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秘密地討論台灣的獨裁專制政治與台灣的將來。抵達美國短短不到半年,還在摸索如何紮根新天地的時候,我們以為當仁不讓,毅然參加一九六四年二月廿八日在華盛頓向中華民國大使館控訴國民黨二二八暴行的示威遊行。

  當時留美學生人數有限,能夠挺身亮相的確實不多。當天,參加遊行的人數在三十人左右。抵達華盛頓後,先在楊肇嘉先生的公子Kenneth Young的家裡聚集,每個人的表情不像室外氣溫攝氏零下的冰冷。沒有一個人稱名道姓,大家心情雖然沈重,但是滿懷決心。UFI(UNITED FOR INDEPENDENCE)的主席也是遊行總指揮的陳以德交待如果萬一被襲擊打倒,吩付福全撐旗繼續示威,不要退散。遊行中,大多數戴起黑色眼鏡,有的在頭部罩著褐色紙袋掩飾真面目、有的互相交換大外套仍擔心會被認出來。由於蔣家特務在埸照相,瞥見逼近咫尺的相機真令人忍不住低下頭來。一位向我借用白枕套,剪下兩個洞套在頭上的公費留學生最受媒體和特務的注目,被形容儼然三K黨,他的照片登上紐約時報,成為台灣白色恐怖的象徵。回憶第一次的示威遊行正是此生難忘的一頁。從此,我們放棄護照,成為無國籍居民。

  隨著日月的推移,這群有心的費城同鄉在一九六六年促成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的成立。在美國除了台獨聯盟外,擴大台灣同鄉會組織,先後又有人權會、婦女會、台灣公共事務會等的設立。七十年代台灣民主運動的蓬勃發展,使一九八一年一份屬於海外台灣人的報紙──《台灣公論報》創刊。未料,一九八四年國民黨試圖利用毀謗罪即四腳仔官司逼使台灣公論報關門時際,擔任發行人的福全和我都曾出庭作證。公論報的勝訴再度向國際社會揭露國民黨的醜形,鼓舞了多海外台灣人對故鄉的關懷。在聯盟決定遷回台灣的時候,沒有台灣的護照如何返鄉?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何康美和我突破黑名單,成功地由海外闖關潛入台灣,出現在數萬人的民眾大會,聯盟的旗幟編成一片旗海,鄉情橫溢是我一生最難忘的一夜。

  千禧年春,我們結束將近四十年的海外生活。四十年來,無論居住在美國或日本期間,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一直是我們生活的中心,也是我們青春的寫照。

  俗稱近鄉情怯,此刻我們的心情與其說是葉落歸根,倒不如說鮭魚回歸、重建家園的一顆心更為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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