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安保情勢變化與臺灣的戰略選擇

董思齊
臺灣東北亞學會副秘書長
臺灣智庫國際事務部主任

 

「基於臺灣在地緣戰略上的重要性,目前臺灣與美國的關係恐將無法完全定義與處理臺美實質互動的問題。事實上,不僅經濟議題,臺灣與美國在區域安全、全球反恐,以及人道救援等課題上亦是重要夥伴,因此未來臺美關係需要的可能不是個別的法案,而是必須有整體性架構的提出。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則必須要在思維上有所突破,亦需要臺美智庫之間持續不斷地共同思考與合作,在互相激盪的過程中,提供創新的思維與想法給臺美兩國政府,做為未來政策擬定的參考依據。」

一、前言:

2012年,美國政治風險與諮詢公司「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總裁布瑞默(Ian Bremmer),在其著作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一書中提出了G-Zero的概念。他認為,當各國僅顧自身的短期利益無暇建立國際共識之時,將造成國際組織的僵化停滯。而這種全球事務的狀態則為G-Zero,在G-Zero世界中,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或持久聯盟能面對全球領導統御力的挑戰;而一個缺乏領導人的世界,將無力解決面對的重大災禍。[1] 若觀察在該書出版之前的東亞地區秩序,由於美國因反恐的戰略構想,將重點放在歐洲、中東和阿富汗,而中國的「新型大國關係」亦並未成熟發展,因此東亞原本也許會如伊恩·佈雷默所預測的那樣,進入一個霸權國家缺位的權力真空(G-Zero)時代。然而,2011年11月前任美國總統歐巴馬於APEC提出「亞太再平衡」,加上約略差不多的時間點開始,中國將過去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逐漸拓展成為「新型大國關係」,這使得美、中兩國在區域以及全球間的競合關係,日益受到矚目。

而在近年來,東亞地區有四個熱點倍受國際所關注,從北到南分別是:韓半島、東海、兩岸與南海。姑且先不論兩岸議題,我們可以看到2013年底開始,東海出現了「防空識別區」的爭議;緊接著在南海議題上,2016年七月出現了「南海仲裁案」並引起廣泛地討論與爭辯;而自去年起一直到目前為止,北韓持續進行的核武試爆與長程飛彈試射,亦引發東北亞區域間極度地緊張與不安。在這幾個關鍵的區域議題之中,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皆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毋庸置疑地,中國是亞太地區的一等強國,也被認為是崛起的大國。但我們卻也發現,當區域衝突升高需要中國協助管理與回應之時,或許因出於政治體制的回應方式,亦或是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中國的表現卻往往無法匹配上週邊國家對這個大國的期許。[2]

而與此同時,在美國仍表達「長期性將亞太事務列為優先」的戰略目標之下,「美中關係」的變化將更加影響到東亞安全環境。最明顯的是,將會影響美國在該地區的盟友和合作夥伴對美國在此地區安全承諾的信心。本文將先分析近年來東亞安保情勢的結構性變化,接著探討近來北韓核武議題對臺灣所產生之影響,最後提出審視目前的東亞安保局勢,臺灣如何以重新定義「臺美關係」,做為回應變局的戰略依據。

二、東亞區域安保情勢的結構性變化

綜觀近年來東亞區域內國家的國內政治與區域間國際政治情勢的演變,李明峻指出目前在東亞區域,出現了以下六組「結構性」的變化:[3]

  1. 中國在南海填海造島建設軍事基地,意圖將整個南海納為中國控制領域的新佈局,同時提出「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和創建亞投行,不同於過去「韜光養晦」的做法,已展現做為國際社會大國的態勢。但也改變過去的「睦鄰政策」,與東南亞各國一直存在矛盾,與日本也紛爭不斷甚至一度劍拔弩張,與韓國因薩德問題交惡,跟蒙古因達賴問題關係緊張,現在和印度又因領土問題爭執不休;
  2. 美國先前宣稱重返亞洲,提出「再平衡戰略(Rebalancing strategy)」,決定在2020年將在亞太區域的艦艇戰鬥力量由目前的50%提升為60%;在川普上台這半年多裡,美國海軍在南海不同地區進行多次「航行自由」行動,並與東亞盟國頻繁進行軍事演習,決意在南韓部署薩德系統,表現出對中國在西太平洋的勢力進出毫不退讓的立場,川普在韓半島也表現強硬態勢,美中兩國在多項議題上則呈現直接對峙的狀況;
  3. 日本自安倍首相上台以來,極力增強日本在國際社會的發言權。先是於2014年宣佈對行使「集體自衛權」的解禁,接著在2015年通過『新安保法』,放寬日本自衛隊行使武力防衛日本國家安全的規定,並明白朝修改憲法方向努力;
  4. 2016年臺灣政權輪替,主張「一個中國」的馬英九政權敗退。雖然蔡英文總統主張兩岸「維持現狀」,對中國方面表現極大的善意,但因為不承認「九二共識」,使得中國對台採取強硬冷淡的策略,造成對亞太區域和平的新挑戰;
  5. 菲律賓角色變化,影響東南亞安全結構。菲律賓與中國原本因南海爭議陷入緊張,但2016年6月底杜特蒂就任菲律賓總統以來,雖然菲律賓在7月12日於國際仲裁法庭獲勝,而北京拒絕接受這項裁決,只是杜特蒂推崇習近平是偉大的領導人,還一再向美國爆粗口發難,使得北京願意改善中菲關係,讓今後的美菲關係充滿變數;
  6. 越南角色轉換,東南亞安全情勢調整。2016年4月,越南國會投票免除親美與改革派的阮晉勇總理職務,選出阮春福替任,越南共黨總書記阮富仲則留任,新任國家主席陳大光成為越南新一代領導人,代表越南有可能向中國接近。然而,越南亦想在中美日之間取得平衡,這顯示東南亞的形勢正在轉變。

在上述的分析之中,我們可以見到東亞區域之中,本地政治(domestic politics)的發揮作用,這使得各國政府開始出現有異於過往的對外外交戰略構想。然而,即便如此,東亞各處仍舊不免保有「美中角力」的痕跡。與此同時,日本亦在尋求彰顯其在區域中,掌握確保區域安全重要性的機會。是以,美國這個世界強權、中國這個崛起的世界大國與東亞區域強權,以及日本這個東亞區域強權,被視主導東亞區域的最重要的三個國家。不過,近來東亞安保情勢的變化中,卻出現了一個戲劇性的變化,那就是北韓長程導彈試射以及核子試驗的推進,所引發區域緊張局勢之升高。在北韓的長程彈道導彈以及核彈頭小型化與輕量化技術有著十足長進之下,北韓開始無視東亞區域中「美中」兩強對立的格局。而北韓執意以發展核武來獲得擁核大國地位的肯認,亦使得東亞的區域安全出現了新的變局。

三、北韓核武議題造成的東亞安全困境

在日益升高的北韓核武議題上,東亞安保議題上出現了一個異於過往的狀況。過去由美中所主導的區域競爭,出現了一個至少表面上不受兩國影響,並且敢於挑戰美、中兩國,甚至逼迫美、中兩國表態的國家:北韓。事實上北韓發展核武與長程彈道導彈的歷史已久,自舊蘇聯瓦解之後,北韓就希望能透過發展核武技術,來完成其自保的能力。因此在冷戰結束之後,北韓的外交政策一直在軟與硬的兩極擺蕩:當政權穩定時,北韓的外交政策就趨向軟性;當政權不穩,或是有特定外交戰略考量時,就會轉而趨於強硬的態度。而型塑北韓成為實際上擁有核武的「核政治」,則是其在冷戰之後長期以來具體的戰略目標。包括核彈、長程導彈,以及人造衛星在內的「兩彈一星」之發展,則是做為其強硬外交的最佳後盾。

外界好奇的是,北韓為何膽敢不顧來自國際社會,特別是不顧來自其「血盟之交」的中國制裁,一意孤行的發展核武。我們若以北韓的角度來思考,對於四周都是敵對國家的北韓來說,維持體制的穩定與國家安全才是第一要務。而與中國的外交關係的確至為重要,但發展核武器的主要目標對象乃是邪惡的美帝,因此對朝鮮來說這不是個衝突的選項。從歷史上來看,體制的不穩定性使得北韓在對外政策上選擇強硬態度的時間越來越長,而軟性態度的應用時機就顯得非常的功利主義了。

 

表一、冷戰結束後北韓外交政策的「柔軟/強硬」循環

時期 性質 內容
1989~1993 柔軟 與美國關係的改善,與日本關係正常化會談

展開與南韓高位者的會談,締結基本協議書

選定羅津、先鋒為自由貿易區域後推動開放

1993~1994 強硬 陷入體制崩潰危機

退出核不擴散體制宣言,準備開發核武器

與美國進行雙邊協商獲得有利成果

1994~1999 混合 克服體制崩潰危機(金日成1999.07.08死亡)

自美國與國際組織獲得解決經濟危機的援助

「通美封南」:維持與美對話協商,同時保持敵對南韓

2000~2001 柔軟 金正日政權的鞏固,開始對外活動

南北高峰會談與北、美高位人士相互訪問

北韓推動全方位開放外交

2002~2006 強硬 與美國布希共和黨政權的對立

第二次核危機:擁有核宣言與試射火箭與進行核試驗

有限地維持與南韓之間的關係(開成工業園區)

2007~2008 柔軟 六方會談的推動:2.13協議、10.3協議

維持與美國肯定的關係:解除恐怖活動支援國

推動與南韓的高峰會談

2009~現在 強硬 六方會談中斷,要求對於消除核武器的核裁軍會議

發生天安艦事件與延坪島事件,造成兩韓關係惡化

金正日死亡(2011.12.17)與金政恩體制的建立

資料來源:김계동,2012,《북한의 외교정책과 대외관계(北韓的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頁441。

 

北韓雖然自2003年正式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然而過去北韓核武技術能力,包括核子導彈小型化技術能力、長程飛彈的飛行能力還沒發展完全,卻時常以「發展核武與導彈、升高區域緊張衝突局勢,暫停核武與導彈發射計畫」的「戰爭邊緣政策(Brinkmanship)」來換取其國家利益。然而北韓議題不僅是美蘇冷戰遺緒,亦緊密牽動美中之間的關係。區域間為了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亦曾發起六輪的「六方會談」。然而在2009年北韓宣佈退出之後,六方會談宣告失敗。而美國的歐巴馬政府則從過去的戰略忍耐,轉變為對北韓的戰略忽略,並不將北韓的核武問題視為必須優先解決之議題。只是在2011年,北韓政權領導人世襲第三代的金正恩正式繼任之後,北韓開始不顧外界動輒施以經濟制裁的壓力,傾全國之力發展與核武相關之技術。不但氫彈試爆成功,有望將核彈小型化與輕量化,進幾次的導彈試射亦應正其長程彈道導彈的技術能力已有十足進長,讓軍事專家普遍認為北韓離正式具有可遠距離投射之攻擊性核子武力已剩一步之距。

而北韓不但一方面與美國總統川普喊話要投射飛彈到關島,同時還實際朝著日本的北海道上空進行彈道飛彈的試射;另一方面亦以第六次核子試驗的實際行動,表達對中國與俄羅斯的不滿。[4] 而9月3號的第六次核子試驗就技術層面或政治目的而言,與前五次核子試驗不可同日而語。此前的核子試驗雖也帶有政治目的,但其意義似乎更多地在於北韓為研發核武器而進行的技術探索。但此次核子試驗則是技術需求和政治意圖兩者並存,而其政治目的要不是意圖將美國拉往談判桌,要不就是對其核武能力已有了極大的自信心 [5] 而目前的局勢看來,北韓已有意不顧美中兩國的干預,希望能按照自身所制定的時間表,逐步完成投射裝載小型化核彈頭的洲際彈道飛彈的核武大國計畫。事實上,中美兩大國似乎亦無法有效地阻止北韓的核政治意圖。

四、北韓核威脅之下變動的東亞安保局勢

面對日益升高的北韓核武威脅,雖然美國與韓國透過軍事演習與武器演練,表達出不排除以武力解決,與此同時,聯合國亦在近兩年之間,通過了五度的對北韓制裁案。[6] 雖然美國提議對北韓實施更嚴厲制裁,包括禁止北韓出口紡織品,並希望能對北韓實施全面禁運石油以給予北韓最大的壓迫。然而甫通過的決議略顯「縮水」,一方面並未對北韓實施全面禁運石油,僅規定對北韓原油出口量不得超過400萬桶,並將對北韓成品油出口量配額設定為200萬桶;另一方面也未凍結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資產。一般認為,美方對制裁內容軟化是為了獲得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的支持。而美國總統川普則一再地將矛頭指向中國與俄羅斯。

川普總統在其推特中曾提到:「我對中國非常失望。我們愚蠢的前領袖們允許他們一年靠貿易賺進數千億美元,然而…他們為我們在北韓問題上毫無作為,光動嘴皮子。我們將不再允許這繼續下去。中國可以輕易解決這個問題!」法新社亦報導,美國國務卿提勒森在聲明中說:「作為北韓核武和彈道飛彈發展計畫的主要經濟促成者,中國和俄羅斯對於這項造成區域和全球穩定的日增威脅,有獨特且特殊的責任。」提勒森譴責這項試射「公然違反了反映國際社會意志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多項決議。」北韓政權當前只剩中國這個唯一主要盟友,而俄國總統普亭曾警告國際社會不該對平壤的核武政權「沉不住氣」。[7]

而中國一方面持續抗議韓國設置「薩德」,並且不放鬆對韓國經濟制裁的力道;另一方面則表達制裁北韓絕不是最終目的,目的是要把朝鮮半島核問題拉回談判桌,透過談判來尋求最終的解決辦法,因此希望各方認真考慮北京提出的「雙暫停」(北韓暫停核導彈活動、美韓暫停大規模軍演)以及「雙軌並行」(藉「雙暫停」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並在當地建立安全機制)方案。在北韓核武議題緊張形勢節節升高之下,雖然美、中對於處理北韓議題並不同調,但據聞川普總統有意於十一月訪中討論北韓問題,顯見對美國來說,北韓議題亦有可能還是被放在「美中架構」之下來探討的課題。[8]

事實上韓半島的局勢與臺灣息息相關。如眾所知,因東學黨事件所發生的清日甲午戰爭,最終結果使臺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日俄戰爭結束之後,臺灣成為大東亞共榮圈計畫中的南方基地;而韓戰之爆發,則讓原本「轉進」至臺灣的國民政府出現喘息機會。韓戰後續所出現的美蘇冷戰格局,更造就了中華民國在臺灣的立足機會。這意味著,韓半島的每次政局變化,特別是戰爭的爆發,都對臺灣有著深刻之影響。[9] 從目前的狀況來看,為了解決北韓問題,臺灣也有可能成為美、中角力或國家利益計算之下的籌碼。

舉例來說,北韓於7月3日試射華城-14型洲際彈道飛彈後,美軍於7月30日派遣B-1B轟炸機飛入韓半島上空做為回應。當北韓進一步威脅將以中程彈道飛彈攻擊關島,美軍再於8月8日出動兩架B-1B戰略轟炸機飛越半島以震懾北韓。而隔天8月9日解放軍的運8電戰機即出現在宮古島海域,其後在12日、13日、14日都有中國軍機繞臺灣外海飛行。根據國防部的《106年中共軍力報告書》之統計,從2016年8月18日至2017年的8月9日,包含運8、運9、轟6等中共軍機共繞台訓練16次,航線有9種。然而,在8月9日之後,在6天之內中國4度派出軍機密度罕見。8月21日至31日美軍與南韓進行聯合軍演,24日解放軍即以6架轟-6K穿過宮古海峽。雖說,這或許是中國或有意圖掌握美、日軍事行動之意圖。[10] 然而,中國的軍事行動,卻直接威脅到臺灣的國家安全,連帶地讓人不禁聯想,是否中國有意將兩岸議題做為中美討論北韓問題時的籌碼之用。同樣地,由於美國總統川普有著「可交易性」的商人性格,亦使得臺灣無法不重視在解決北韓問題上,美中之間關係可能發生的變化。

五、臺灣應有的戰略選擇

熟稔美國政治的學者嚴震生曾指出,在蔡英文政府執政將滿週年之際,美中臺關係出現了三個完全不同的雙邊關係:兩岸關係從一開始就進入冷和,始終沒有新的改變;臺美關係雖然出現短暫的驚喜,但隨後則是回到原先的平穩狀態;美中關係則是一度陷入低潮,但在兩國領導人見面後,大致已走出低盪的陰影,重返競合關係,因此臺灣的國際空間將受到線縮。[11] 然而,從目前的狀況來看,美中關係上雖然美國要求中國的合作,但美中之間的競爭本質並未改變,而美中之間的關係出現了變化,因此臺美亦出現尋求新架構的需求。[12] 事實上在今年(2017年)四月間,蔡英文總統就曾裁示,要求各個行政機關必須從策略合作夥伴思維出發,致力建構臺美關係的全新架構。她指出,目前複雜多變的外在情勢,對臺灣是挑戰也是機會,須從全方位角度應對全球經貿秩序的劇烈變化,包括總體經濟策略、對外經貿策略、臺美、臺日、臺歐及和其他重要經貿夥伴的經貿關係及交流合作等,都要有通盤的檢討和規劃。其後,包括國防部與外交部等行政機關亦針對「臺美關係新架構」進行多次的討論並提出報告。

而對於臺灣來說,至少有三個理由必須重新審視美國的政策:第一、一國的外交政策應盡可能符合客觀現實,而客觀現實是:臺灣根據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是獨立的,主權的國家;第二、如果不承認臺灣在國際社會的合法性,兩岸分歧的最終解決(統一)將會受到其他國家廣泛的認可;第三,台海的軟平衡可更好地支持美國在促進世界民主基本利益。總結來說,臺灣的存在,歷史意義和對國際社會的潛在貢獻符合美國的內在價值。[13] 雖然一般認為,川普總統的「可交易」的特質,使其決策較為難以預測,目前臺灣掌握了一個或許可能永遠不會再出現的積極的三重整合機會:其一、在多個法案中,美國國會力求加強與臺灣的合作。其二,川普政府以言語與行動再次保證將遵循臺灣關係法。其三,美軍太平洋司令部(PACOM)指揮官哈里·哈里斯上將在國會保證,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有能力履行臺灣關係法下的美國承諾,並強調將「繼續定期對台軍售武器」。[14]

若從全球經濟與戰略的角度出發,便能發現臺灣新政府的政策,與美國新政府的需求相符。臺灣與美國之間有許多共同的戰略利益,並且在經濟與安全等課題上,有著諸多合作的可能機會。而世界局勢的發展已經證明,如果只有一個製造的中心,將會造成國際強權在傳統安全層次上的對抗。在非傳統安全層次上,也會造成國際間貿易順逆差跟財富的不均,產生嚴重的貿易與貨幣戰。這樣的發展也很清楚告訴我們,國際經濟與安全彼此的連結程度越來越深。因此,未來全世界除了中國之外,還應該出現幾個「負責任的製造強國」。相較於中國的紅色供應鏈、獨占整個生產鏈的韓國,或是已經具有完整獨立產業鏈的日本,臺灣與美國過往在產業鏈上的合作模式,更加符合臺、美雙方的國家利益。這項合作模式包含三大力量,第一是美國先進技術以及領導品牌力量、第二是美國終端消費市場力量,第三是臺灣生產代工。正是在於臺美雙方追求產業分工上的互補與互惠,而非獨占整個產業利益,使得臺美的全球產業分工鏈具備全球的競爭力。面對新時代與新技術所產生的新經濟要求,結合臺美在「研發設計」、「品牌創新」、市場與中段的「製造分工」等三項力量,以形成新的「臺美產業鏈」;以其獲得川普總統期待的製造業回美國、分散過度集中在中國的製造比重,以及臺灣的新南向產業合作策略等三大目標,將能達到新時代的臺美夥伴互利雙贏模式。[15]

而近來美國國防部所提出「第三抵銷戰略(Third Offset Strategy)」的構想,亦是推動臺美關係的重要參考座標。因為,這個戰略不僅是美國軍力結構與國防戰略的根本改造,更強調如何善用民用科技的軍事潛力。鑒於軍事事務革命在過去曾是科技發展的關鍵推手,臺灣的產業發展與科技能力如要取得提升,讓臺灣成為美國防產業生產鏈的一環,會是重要關鍵。因此,「打造臺美新產業鏈」就有其重要性。而在川普總統主張「製造業回流美國」的政策下,若臺灣能支持中間段零組件的生產,且進一步結合東南亞與南亞的生產製造基地,將能有效抗衡中國為世界安全與區域和平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六、結語

臺灣地處世界最大海洋和地球最大陸塊之間,亦為東亞花彩列島之軸心位置,加以美、日、中等主要國家環伺周邊,亦為第一島鍊的中心位置,有著非常重要的戰略樞紐地位。美國「域外平衡派」的戰略本質傾向於與分享自由市場價值的海洋國家合作,因此當然重視對臺灣安全的承諾,也不將臺灣視為美中關係的障礙。對臺灣的戰略本質而言,應可較不必顧慮美國在安全方面會放棄臺灣,反而在外交方面能有進一步發展關係的機會。[16] 只是長久以來,美國因為與中國之間競合關係的戰略考量,既不承認中華民國政府,卻又不願中華民國改變國號。但是兩國在新政府上台之後,在面對新的國際局勢與新的國內需求,臺灣與美國理應必須共同思考,如何創造出新的臺美關係之架構。否則,在中國亟欲挑戰現有的國際政治結構之下,臺美雙方將難以推動彼此的合作計畫,亦無法完成自身的國內政治目標。

事實上,不僅經濟議題,臺灣與美國在「區域安全」、「全球反恐」,以及「人道救援」等課題上亦是重要夥伴,因此未來臺美關係需要的可能不是個別的法案,而是必須有整體性架構的提出。雖說目前「維持兩岸現狀」的政策是短期內的最佳選擇,但長期來看卻是無法永續下去。此外,美國若繼續採取被動和模糊的做法,實際上只能拖延中國對臺灣的無理主張,最終將導致臺海更加不穩定。以此,臺灣不僅需要爭取美國更明確地承諾捍衛臺灣,同時亦得對自己防衛能力有所展現與承諾,方能以此威懾中國並穩定區域安全,並有效嚇阻中國以武力來解決臺灣問題的野心與嘗試。

[1] Bremmer , Ian(2012), Every Nation for Itself: Winners and Losers in a G-Zero World. Portfolio. 該書亦有中譯本,見伊恩.布雷默著,董珮琪譯,2012,《G-Zero:為什麼世界政經缺乏領袖?未來何去何從?》,財信出版。

[2] 這一點我們從近來持續升高的韓半島議題上可以看的非常清楚。雖然是區域內最重要的大國,但明顯地,中國並無法具體地協助緩解北韓核武議題對東北亞區域所帶來的可能威脅。

[3] 李明峻,2017,〈東亞區域安全結構展開新變化〉。發表於「匯流新聞」,網址:https://cnews.com.tw/122170825-01/。檢索日期:2017,09,07.

[4] 韓聯社報導指出,韓國外交部還分析稱,在中國(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9月3-5日)和俄羅斯(東方經濟論壇,9月6-7日)舉辦重要外交活動之際,北韓接連挑釁也是為表達對中俄兩國的不滿,並意圖削弱兩國在北韓問題上的影響力。

[5] 金東葉,2017,〈北韓第六次核試驗的技術意義與政治目的〉,IFES Issues and Analysis,No66[2017-16]。

[6] 分別為回應北韓2016年1月6日實施第四次核試驗的第2270號決議(2016年3月2日通過)、回應北韓於2016年9月9日進行第五次核試驗的第2321號決議(2016年11月30日通過)、關切北韓核子與導彈試驗的第2356號決議(2017年6月2日通過),回應北韓於2017年7月3日和7月28日進行導彈試射的第2371號決議(2017年8月5日通過),以及針對北韓於2017年9月2日進行第六次核子試驗的第2375號決議(2017年9月11日通過)。

[7] 見『世界日報』報導,「川普:未制約北韓 對中國非常失望」。2017/07/30。

[8] 據報載,已去職的白宮首席策略師班農 (Steve Bannon)於8月15 日曾向傳媒披露白宮的對華政策路線。他揚言「美國跟中國打經濟戰」是首要任務,北韓只是「餘興節目」,狠批白宮近日對中國及北韓政策。班農在電話訪問時指出與中國打經濟戰的重要:「對我而言,與中國打經濟戰就是一切。我們要瘋狂地集中在這件事上。如果我們在經濟戰若繼續失敗,我們距離美國的經濟實力永遠無法挽回的轉折點,只有 5 年至最多 10 年。」見「鉅亨網新聞中心」報導,「班農:美對中國要狂打經濟戰 北韓只是餘興節目」。2017/08/18。

[9] 董思齊,2017,〈臺灣韓國研究的現況與問題點〉,發表於國立高雄大學韓國研究中心與東亞語文學系主辦,韓國學中央研究院協辦,「促進臺韓交流與培育韓國學人才之相互關係」國際學術會議。地點: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107視聽教室。時間:2017年5月12日(星期五)。頁3。

[10] 王信力,「陸軍機繞台 一石三鳥」。發表於「中時電子報」。2017/08/27。

[11] 嚴震生,「中美再度合作 臺灣籌碼何在」。見「蘋果日報」,2017/05/17。

[12] I-chung Lai(2017), “Taiwan-U.S. Relation in the Next Fifty Years— New Framework Need?”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Developing a New Framework for Taiwan-US Relations under Changing Dynamics in the Asia-Pacific”, hosted by Taiwan Thinktank, 2017.08.18.

[13] Stokes, Mark Alan (2017), “The United States and Future Policy Opt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Developing a New Framework for Taiwan-US Relations under Changing Dynamics in the Asia-Pacific”, hosted by Taiwan Thinktank, 2017.08.18.

[14] Kan, Shirley(2017), ”New Framework for U.S.-Taiwan Cooperation: More Equal Partnership.”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f “Developing a New Framework for Taiwan-US Relations under Changing Dynamics in the Asia-Pacific”, hosted by Taiwan Thinktank, 2017.08.18.

[15] Lin, Jia-long(2017), “Developing a New Framework for Taiwan-US Relations under Changing Dynamics in Asia-Pacific.” Keynote speech of the conference of “Developing a New Framework for Taiwan-US Relations under Changing Dynamics in the Asia-Pacific”, hosted by Taiwan Thinktank, 2017.08.18.

[16] 蕭新煌、李明峻,2005,〈變動的東亞與臺灣因應策略〉,《亞太研究論壇》,第二十八期。頁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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