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能力」與「利害」,完成「寧靜革命」 ──李登輝著《台灣的主張》讀後感

宗像隆幸◎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 為何現在出版本書?

李登輝的著書《台灣的主張》於五月二十日由台北市的遠流出版社發行,而日文版的《台灣主張》則於六月十七日由PHP研究所出版。再一年(西元二千年五月)李總統的任期一滿即將退任,然而,為什麼此時寫這本書且又非出版不可呢?這是我本人最大的疑問。繁忙的李總統為了這本書徹夜努力地趕寫,聽說因而感冒入院。如此拼命地完成這本書,應該有其相當大的理想才是。於是,我看了這本書。

先從結論說起,李總統為了要明確自己主導完成的「寧靜革命」的意義,並將為繼承「寧靜革命」而該執行改革的方針明朗化。因此,對今後需要什麼樣的指導者,做了綜合性的指示。不是嗎?我覺得如果這是目的的話,針對下任總統大選,這本書是非出版不可。最近下任總統候選人即將出齊,他們各自表明自己的信念及基本政策,讓台灣的有選舉權者參考以選出下任的總統。

■超越能力的信念

當我看第一章〈我的思想歷程〉時,覺得本書開頭似乎是哲學家兼政治家的自傳。但是,再繼續往下看,我立刻明白不是這麼一回事。在面臨複雜的內外情勢下,為了今後也能順利推展「寧靜革命」,必須有一個堅定的哲學與信念的指導者,我認為李登輝先生想說的就是這個吧。他是這麼敘述的──

「歌德的思想精髓,用較為通俗的解釋來說是,雖然我們都是只考慮自我的利己主義者,但要在這個社會生存,就必須以受相互扶持。如果我們彼此的愛,也能如同神的大愛一般,社會就能充滿關懷與活力。這也就是我的政治哲學以及從政的基本理念。」(中文版,以下皆同。第52頁)

僅此,李先生想表達的到底是什麼,實在很難理解吧。於是他針對這個主題從各個角度反覆地說明。

李先生對於孫文倡言「民權主義」而且積極宣揚「天下為公」的事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而指出──

「事實上,這也是人最欠缺的觀念。」(第57頁)

在中國的歷史上,從未尊重過人民的權利。在如此的社會裡已經徹底地利己主義化的中國人欠缺「為人、為社會」,也就是「為公」的精神。

在毛澤東指導下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樣,未能打破這樣的中國傳統文化。李先生是這麼寫的──

「共產革命的結果,並未脫離中國的傳統,也沒有擺脫『亞洲之停滯』的困境,反而促使霸權主樣抬頭,帝制主義再度興起。」(第64頁)

皇帝至上的王朝一概不承認「民權」,將人民當奴隸來支配,妄想中國是世界的中心而想霸權四周。這是從秦始皇以來就有的中國傳統文化。即使取代了王朝的中國共產黨,取代了皇帝的「主席」,或如鄧小平般的「最高實力者」,這一切實質上還是中國傳統式的王朝幾乎沒有改變。國民也好國家也好,全是皇帝與王朝的私人財產。

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總統的急死,由李登輝先生繼承總統職位。當時的中華民國的確地如中國傳統的王朝一樣。李總統與司馬遼太郎的對談中說及:「國民黨也是外來權,只不過是來治理台灣人的政黨罷了。」(《週刊朝日》一九九四年五月六─十三日期刊)。國民黨不只是外來政權,還將中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原封不動地帶入台灣。這個照理應稱之為蔣王朝的國民黨政權,將台灣及台灣人看成了王朝私人的財產而支配著。

蔣經國提拔了被支配者的台灣人李登輝為副總統,並不是要給予他權力,而只不過是為了與台灣人妥協,與台灣人和解。在經濟方面,雖然國民黨控制了大企業及國內市場,但是,由於台灣人的中小企業的輸出急速成長,維持了台灣的經濟成長,因此無法忽視台灣人的力量。

成為總統的李先生認為將被支配者的台灣人之政治地位拉到與「外省人」同等地位是他自己的使命。但只不過是陪襯物的副總統昇格成總統後,其國民黨、軍隊和特務機關以及政府仍然都是在「外省人」的支配之下。在如此的情況下,他苦惱著自己能夠做些什麼?處在李先生的立場想一想,就可以理解他所寫出的下一段話──

「人們若欲超越理性的『能力』及機關算盡的利害關係,就必須先去體驗一下『能力』及『利害』所不能及的境界。」(第209頁)

「政治家有時必須拋開『能力』與『利害』的束縛。」(第210頁)

「日本明治維新後的留學生及政治家,離鄉背井站在外國土地上的時候,懷抱著的,應該是同樣的心情。而二次大戰結束之初,身在異國,心懷母國的日本人,心情也應該是相同的吧!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於『信念』。」(第211頁)

在國民黨政權下,為了擁有某種程度的權力,必須於黨、軍、特務機關、政府中任何一處擁有相當的支配力。為了成為絕對支配國民黨政權的「皇帝」,則必須完全掌握這四個機關。但是,當時的李登輝先生無法擁有支配四個機關中的任何一個的「能力」。如果,李先生以現實所擁有的「能力」為基礎來考慮事物的話,那就連「寧靜革命」也想不到吧。

於此,超越「能力」的「信念」是有必要的。因而使李總統聯想到明治維新後的日本。

面對亞洲諸國接二連三地變為各個列強國家的殖民地,抱著危機感的幕府末期的志士們打破幕藩體制,建立了中央集權,認識唯有將日本的力量結合為一,才能使日本免於被殖民地化。他們實行了明治維新,建立了中央集權制度。但是,實際地觀察過歐美諸國的人,了解敵我實力的差距後都相當地愕然。如果,以當時的日本實力為基準來考慮事物的話,就如其他亞洲、非洲等諸國一樣,不會有想要趕上歐美諸國的構思了吧。然而,當時的日本人秉持著超越「能力」的「信念」,亦即排除常理,「只要肯做的話沒有辦不到」的信念。

雖然,當時的李先生被稱為沒勢力的「傀儡總統」,但卻一直秉著排除常理的「只要肯做的話沒有辦不到」的信念。幸而,李總統得到了處在被支配者立場的台灣人絕對的支持。台灣人在台灣人口上占了百分之八十七的比率,如果是個民主國家的話,這將是無比的大力量。但是只要尚未民主化,這個力量將無法發揮出來。台灣的民主化成為台灣人與李總統的共同目標。也就「寧靜革命」的開始。

■何謂超越「利害」?

李總統強調超越「能力」的同時必須超越「利害」。我原本只不過是一個與台灣毫無關係的日本人,但由於參加了台灣留學生所組織的台灣獨立運動,大約四十年與他們共同行動。我由此經驗試著來解釋李先生話語的意義。

我的朋友於一九五○年後半到台灣留學時,是和李登輝夫妻親密往來的日本人中的一人。我從他那兒聽到這樣的話。

他在李先生的府上一邊喝酒一邊只顧著與其夫妻談話,一不留意才發覺已過了深夜十二點。正好是戒嚴令下禁止通行的時間,整條街都進入一片死寂。因為回不去就和李夫妻繼續談話,劃破寂靜的吉普車聲漸近,李夫妻倆緊張地互望,待吉普車聲走過後,才放鬆了一口氣。

李總統與司馬遼太郎談話中曾說──

「在以前我們這些七十歲左右的人從未好好地睡過覺。」

這是當時所有台灣知識份子的共同現象吧。只要一批評國民黨政權就是反叛罪的時代。不管當事人是否有反政府之言行,一旦誰被特務機關以反叛罪拘捕的話,以拷刑逼供朋友的名字,再拘捕這些友人,而這些友人再招供朋友的名字,順藤摸瓜式的逮捕。因此特務們開著吉普車以「反叛罪嫌疑犯」來逮捕都是利用深夜禁止通行的時間。於是,在深夜一聽到吉普車聲的台灣知識份子就再也無法入眠而擔心是否來逮捕自己了。

對於台灣知識份子來說,台灣並不是個安全的地方。只要一從大學或專門學校畢業服完兵役取得留學資格,他們就往海外逃跑。與其說是留學還不如說是政治亡命。這些留學生的一部份,分別於美國、日本、加拿大、歐洲等等組織了台灣獨立運動。一旦被發覺參與了獨立運動,就無法再返回台灣了。

只要不是國民黨派來監視留學生的特務留學生,而是在國外呼吸自由空氣的台灣知識份子們,誰都知道台灣不合理的政治體制而對蔣政權愈來愈反感。但是,為了參加獨立運動必須超越利害而放棄歸國。甚至,因參加獨立運動而使台灣的親兄弟遭到政治迫害的恐懼。如果考慮到個人的利害關係的話,無論如何也無法參加獨立運動的。然而,仍然有台灣留學生世界各地組織獨立運動,讓許多的年青人參加。

即使沒有參加獨立運動,歸國後決心參加反體制運動的也大有人在。譬如說,現任的高雄市長謝長廷先生曾說:「京都大學留學期間,閱讀《台灣青年》後認清了政治,想於歸國後實行反體制運動,所以也就沒有參加獨立運動。」他於返台後以律師身份參加救援政治犯的運動,與同志們一起觸犯戒嚴令所制定的禁止結黨令,而組織了民主進步黨。

李登輝先生兩次留美,我不知道留美期間的他是做何想法。但在美國時曾於台灣獨立運動者有交情關係,所以歸國後的李登輝先生自己也絕不是安全的。事實上,當他是台灣大學教授(兼農復會技正)時,曾被特務機關找去嚴加調查了一個星期。李先生於本書的後記這麼寫的。──

「我一生中最痛苦,不是自己面對危險與死亡的威脅,而是因為我的政治活動,而使內人身處險境。」(第295頁)

和平的日本讀者也許很難理解,但這一切絕無誇大其辭。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因高雄事件被逮捕的林義雄先生於入獄中第二年的二月二十八日,也就是二‧二八事件的三十三週年紀念日,其母親與二個女兒在自宅中遭到殘殺,另外一個女兒被刀子刺傷六處造成瀕死的重傷。

一九八四年,《蔣經國傳》的作者江南(本名是劉宜良)於加州自宅中被台灣派來的特務機關人員暗殺了。指揮這次暗殺的特務機關人員的台灣暴力團頭子陳啟禮也曾企圖要暗殺在美國活動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張燦鍙先生(現任台南市長),但被美國聯邦調查局查獲。對於這件事,美國新聞記者問張燦鍙先生感想時,他回答:「早已將自己與家族的生死置之度外了。」為了與以恐怖政治控制國民的獨裁政權鬥爭,不只自身的利害關係,就連牽涉到家族的生命之利害關係也非置之度外不可。

李登輝總統花了十年推展「寧靜革命」。所謂革命是徹底地改革社會體制。就算以和平的手段實行的「寧靜革命」,革命就是革命。當然,不拼命是無法與死守既存體制的勢力鬥爭的。

■李總統於任期內想完成的事

李總統的這本書,篇幅不算長,內容卻很精彩重要。若要將感想詳細地寫下,恐怕會寫成另一本書吧。於此,再針對兩個問題寫一些吧。

第一個問題是,於去年十二月的三合一選舉(立法院及台北、高雄市長以及市議會議員之選舉)時,有關李總統提倡的「新台灣人」之說。當時,李先生並未說明其內容,而遭到對「新台灣人」說詞上的爭論。但是,本書有以下之記述,而使「新台灣人」的意思明朗化了。

「台灣是一個移民社會,融匯不同的族群與文化。」(第98頁)

「直到一九九六年,競選第九任總統時,我才提出『主權在民』的主張。」(第75頁)

「台灣人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已經『脫胎換骨』。從身處威權體制下的無能為力,蛻變為民主制度下的活力充沛。」(第162頁)

「今天,在這一片土地上共同成長、生活的我們,不論是原住民、是數百年前、或是數十年前來的,都是台灣人,也都是台灣的真正主人。我們對台灣過去的發展,有著相同的貢獻;而對台灣的未來前途,更有著共同的責任。如何以對台灣的愛,和疼惜同胞的情,化為具體行動,開創台灣更大的發展格局,是我們每一個『新台灣人』無可旁貸的使命。」(第264頁)

由於一九九二年以來國會議員全面改選,由國民直接選舉而選出,及一九九六年國家元首也是透過國民直接選舉而選出來,台灣人已經成為台灣的主權者了。已經沒有支配者與被支配者之差了。跨越民族與文化之差異、愛著台灣,只要努力於建設自由、民主、繁榮的台灣的人,皆是李先生所說的「新台灣人」。

李登輝總統對於議會制度和司法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是這麼寫的──

「如果不能將這三種制度建立完備,或人民不能充分了解這些制度的深層意義,就不算是真正民主化的國家。在總統任期內,我希望能完成這三大改革。」(第282頁)

關於這三大改革的討論已在進行中,於此省略不提。

現在,對於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中的台灣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國家定位而適用於國際社會中。李總統針對此事是這麼記述的──

「我們目前將台灣定位『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具有國家的主體性,也保持了主權獨立。」(第240頁)

「為確台灣的存在,我們不僅要拒絕這種簡化存問題為獨立問題的方式,更必須在法理上奠定無可辯駁的論據。因此,我希望在卸下總統職務之前,能集國際法學者之力,就台灣的國家定位問題,提出更完整的解釋。」(第240頁)

台灣被國際社會所孤立,是因為蔣介石政權在聯合國沒有爭取到中國代表權。也就是說,聯合國總會否定了中國大陸的領土主權屬於中華民國的蔣政權之主張。然而,從那時起至今也有三十年了,中華民國的地圖仍將中國大陸及蒙古列入版圖之內。因此也理解到中華民國至今在法律上仍不想放棄中國大陸的領土主權。因此,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些國家是無法承認中華民國的。

從被國際社會孤立的國家,至安全上付出重大之犧牲來看,台灣如此地執著於虛構,外國人根本就很難理解。但是,對於無法擺脫中國人的意識而又很難成為「新台灣人」的「外省人」來說,面對這樣的虛構,切斷與中國的關係,來斷絕自己的根源嗎?至少目前為止他們一直反對放棄這個虛構。撇開情感上的問題不說,因為民主化使「外省人」獨佔的政權大量地移住台灣人手中;在「外省人」現有之政權也漸漸地被剝奪的情況之下,使「外省人」想利用與中國之間的淵源來保住他們僅剩的既得權力與政權。例如,李總統與司馬遼太郎談話中提及:「還有可惡的小輩寫信給鄧小平,提醒他不要忘了對台灣出兵哩。」

然而,李總統排除了他們的抵抗,決心放棄這個虛構是不容懷疑的。他這麼記述的──

「要作出最周全的決策,政治家在面對問題時,絕不能只作直線的思考。政治問題絕無捷徑。思考問題的解法方法,不能只想找出最迅速便捷的途徑。而必須考量各種因素,作最妥善的處理。因此,通往目的地最佳之途徑,不見得是直線,有時稍作迂迴,反而更容易解決問題。」(第81頁)

李總統的迂迴作戰,於數年前先提出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概念。這意味著現在的中華民國存在於台灣,與領土主權並無直接關作。讓國民留下「所謂中華民國就是台灣」的印象是有利的。(外國人從以前就一直是這麼認為的。)

去年的十月七日,根據立法院的決議凍結了台灣省(實質上的廢止)。廢止了「台灣是中國的一省」的虛構。之後不久的十月十七日,李總統會見日本作家上阪冬子女士時,又提出了新的「中華民國台灣」之概念。

「(李總統過去)所稱之『中華民國在台灣』現在卻強調應稱之為『中華民國台灣』了。『中華民國台灣』的稱呼,這回是由李總統首次親口提出的話。與上阪冬子女士一起會見李總統的伊藤潔教授說:李總統已認同『中華民國』與『台灣』是一樣的。」(登載於十月十八日的《自由時報》)

拔掉一個「在」字,意義上的差距很大。「中華民國台灣」意味著中華民國在領土主權上,與中國大陸是毫無關係而是獨立的國家。

接著,去年12月31日,行政院公布了中華民國的領海基線,其中中國大陸沿岸並未包含在中華民國的領海範圍內。

就這樣,「中華民國=台灣」既成了事實,一步一步地積累。此外,只要在法律方面能夠明文確定中華民國的領土權利不涉及到中國即可。

李總統曾說,於任期中招聘世界各國的國際法學者,在法制上確立台灣地位的論據。這也可以說是一九九○年成為「寧靜革命」之出發點的「國是會議」的國際。收集了國際法學者的意見之後,以法制來確定中華民國所能達到的領土主權之界。這就是李總統的構想吧。

就算解決了領土主權,也無法使國際社會立刻接受台灣。只要以「中華民國」之國名參加國際社會,必定會受到阻礙。因為中華民國之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容易造成混淆,而且大多數的國家早已表明了「不承認兩個中國」的原則。

但是,國名的變更在世界各國是常有的事。例如「錫蘭」改成「斯里蘭卡」,「緬甸」改成「緬馬」。如此地變更國名並未造成國際問題。如果「中華民國」改成國際社會容易接受的國名,那問題就解決了。

當台灣從「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的詛咒解脫出來時,李登輝就會被稱為「台灣的喬治‧華盛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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