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黃昭堂主席是我在日本留學的時候，當時是遠遠的望著他，讀他寫的書，觀察他做的事，帶著幾分敬畏，佩服他為台灣獨立運動無私的奉獻。1992年，他回到台灣之後，我開始可以近近地看他，跟他聊天，談起過去，話說今日，發覺他親切體貼，談吐之間流露出幽默風趣，待人處事則充滿智慧，不說人長短，處處展現自信與豪情。
他的一生就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寫照。1960年，與王育德等6人組織「台灣青年社」之後，終生貫澈台灣獨立的理念與實踐。有些台獨運動者因種種原因，中途退出或背離，但他一直留在台獨的陣營裡，在危難困頓的時刻，他鼓舞士氣，凝結力量，堅忍不拔；在意氣飛揚時，他不居功，將功勞歸之同志。恢宏氣度並沒有使他褪色，反而受到敬佩，永遠都站在第一線，領導或影響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走向。在豪傑輩出的台獨運動陣營中，他是非常特別的一位，桃井健司在《漂流者之夜》描寫他像一位交響樂團總指揮，陳菊常說他是「桶箍」，他總是包容萬物，化解異見，守住大本營，再揮軍出發。他曾再三說過：「喊團結的人，就是要別人團結在我之下，這種人最沒有團結心。」長期從事台獨運動歷練的他，對人性的理解似乎特別深入。
他不只是個行動者，更是理論研究者。他本著對台灣的熱情，從事台灣史與台灣國際法的研究。他因為研究「台灣民族主義」「台灣人意識」而選擇以「台灣民主國」作為博士論文主題；為解決「台灣定位」問題，而研究《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強調以台灣人的觀點，發掘歷史真相，探討台灣人在歷史上的定位，以及在國際政治上，台灣人應以何種態度突破自己的瓶頸，挺立在世界舞台上。他雖然研究台灣問題極為深入，與他人討論台灣國際法的地位與前途時，卻常說：「研究台灣國際地位問題雖然重要，但歸根究底是要靠台灣人決定自己的前途。」這句話最能表現出他一生從事台獨運動，深知以行動改變事實的實踐哲學。
1992年，他離台34年後首次返台，踏在日夜思念的台灣土地、回到台南祖厝時，談笑風生的他泣不成聲，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後來他說：「返鄉對我並沒有什麼興奮感，因為我們一輩子做台獨運動，但回台灣時，台灣實際上並未獨立，返台時仍拿中華民國護照，返台是整個獨盟組織的決定不是個人的決定，因此也無投降感或挫折感，但也不光彩，更無喜悅之情，只想到台灣獨立的目標，還需再繼續努力。」他以這種複雜的心情，面對現實的挑戰，結合本土力量，繼續推展台獨運動，在本土陣營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作為一個台獨運動者，凸顯台獨理念，完成建國志業，是一生的信仰與堅持，但他虛懷若谷、謙沖待人，常說「成功不必在我」。他與李登輝總統的交往最能表現出他過人智慧的所在。李總統有時說出有傷台獨的言論，引起本土陣營的議論指責，但他總是對李總統抱持著理解與信任。對當今的民進黨和蔡英文主席的觀點，他未必完全認同，卻以更大的心胸包容，因為他知道台灣建國之路需要更多人投入，眾志成城才能成功，而不是只靠台獨聯盟的力量而已。
面對現實問題時最能考驗一個人的信念與堅持。1962年被國民黨政府吊銷護照之後，他從不申請日本國籍。1992年黑名單解除，在國內人士督促下打算回台，但要申請中華民國護照才得以入境。國民黨政府駐東京代表處打電話說：「只要你說與台北《聯合報》的爆炸案無關就發給護照」，他卻回答：「我是台獨聯盟的幹部，不只這件，美國那十件都可算在我的頭上，我覺得很光榮。」最後國民黨政府也只好讓他返台。他就是這樣，雖然謙沖待人，但面對國民黨的威脅利誘絕不妥協，絕不遷就事實的需要而違背台獨運動者的信念。
黃昭堂主席一生對台獨運動充滿浪漫情懷、開朗樂觀、奮鬥不懈，他常將台獨運動的波折困頓、人世間的是非不滿放在心裡，自我沈澱之後，以豁達的笑容鼓舞人心，帶領眾人繼續往建國之路邁進。由於他的胸襟與智慧，台灣獨立建國已成為多數台灣人的共同追求。今天他雖然離我們而去，但我相信他播下的種子已綠葉成蔭，只待開花結果的到來。
2011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