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政治變革的文化意義

李敏勇
詩人
首先引述一位日本詩人谷川俊太郎(1931-)在舊蘇聯解體前,旅行莫斯科而寫的一首詩〈胡蘿蔔的光榮〉,其中關於政治與文化相關的兩行詩句:
「列寧的夢消失了
而普希金的秋天仍然留下來」

早在一九九一年,我就引述這兩行詩句,寫了〈詩的光榮〉這首詩發表。詩中說,「詩畢竟是╱更永恆的存在╱比起革命╱不╱是比起權力╱是比起政治」。二十世紀初,最扣人心弦的共產革命,在不到一百年間,開創者崩壞解體,跟隨者的骨牌傾倒,剩下以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維繫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在浪漫旋律裡苦撐的古巴。具有公平、正義、福祉的共同體夢想,何以至此?是政治,是權力的形式和儀式取代了意義的形式和儀式所致,是文化被破壞所致。

舊蘇聯解體,東歐共產體制傾倒之際,一部希臘導演安哲普羅斯的電影《攸里西斯生命之旅》:橫越東南歐的多瑙河,一艘平底貨輪載著巨大的白色列寧頭像,行經各個南斯拉夫解體的前共黨國家,象徵著一種權力的結束。列寧的文化性被政治完全取代,並且在政治實踐上被結束。

「列寧的夢消失了」意味的是列寧的政治理想,許諾給包括無產階級在內人民的公平、正義、福祉,不見了,「而普希金的秋天仍然留下來」則說這位俄羅斯詩人的詩,以及他詩中美麗的俄羅斯秋天風景仍然存在。就在列寧的頭像被傾倒的二十世紀末,俄羅斯為普希金的兩百週年冥誕在一九九九年以整個年度的紀念活動顯耀。

  記得,那一年在德東旅行,就在歌德的家鄉威瑪,因曾訪問威瑪而在那兒豎立的普希金塑像,顯耀著文化的光輝,而東德的共產體制也不在了,列寧在那兒當然也沒有身影。

  而台灣呢?二十世紀末的共產體制解體和民主化浪潮,勉強相提的也許是總統人民直選。李登輝以國民黨台灣化,嘗試為中華民國從殖民體制轉型作出努力。但事實是,殖民體制的幽靈比想像中頑強多了。二十世紀來這一波的某種程度世界性民主化浪潮,並沒有真正連動到台灣。就如同二戰後世界性的被殖民國家獨立浪潮沒有連動到台灣,台灣這個在特殊歷史構造裡,在被殖民症候中,一直未能連動到世界性浪潮,而成為特殊的不正常國家。  

二○○○年的政黨輪替,二○○四年已經再次取代國民黨而進入第二個總統任期。阿扁總統和民進黨政府仍然沒有得到泛國民黨的真正承認,權力的紊亂被民主的假借交纏著,糾葛在治理的權力和民選議會競鬥中。「政治家精神」被政客們消磨殆盡,顯示著一種讓人民厭煩,不信的惡質。有夢的列寧,夢都消失了,台灣的政治人物還有夢嗎?還有動人的夢嗎?

看看台灣多少街頭還矗立著蔣銅像!看看台灣還有多少學校,從小學、中學到大學,校園裡還矗立著蔣銅像!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人們,應該要想到政黨輪替,但殖民體制的陰霾並沒有改變。我們的國度,不像那些共產體制崩壞解體國家,我們不只文化沒有改變,連政治的改變也只是表面形式,因為台灣這個國家的靈魂—在還沒有正常化的形式後面的靈魂,並沒有改變。

台灣的政治變革缺少「列寧的夢消失了╱而普希金的秋天仍然留下來」這種體認。政黨輪替後,儘管台灣主體性,文化國家的口號相當響亮,但這都只是阿扁總統和民進黨片面的宣示,並非台灣人民集體國民意志和感情的顯現。響亮的口號,碰上「拚經濟」這種物質發展主義的無限擴張,缺少真正的吸引力與推動力,裝飾性大於實質。何況,文化、教育的詮釋權,在體制內、外,都不見得新政府比舊黨國更強、更有力。  

一個國家的改變,不能僅僅由於統治權力的改變,而必須是文化意義的改變。民主化和獨立國家,並不僅僅是統治權力的轉換,而是相關政治的文化意義認知的實踐。台灣還被綁架在殖民體制的意理,在蔣銅像象徵的符咒裡。

「這鬼影子  
已佔據路口數十年  
混淆著視野  
干擾著景象」
—李敏勇〈銅像問題〉

一九八九年發表的這首詩,問題仍未過去。儘管已經歷李登輝前總統十二年任期,阿扁總統兩任進入第六年,統治權力的台灣化,不等於文化的台灣化。被扭曲、破壞的主體仍未重建,遑論文化的生活性和相應全球化的國際視野。在民主和進步中,我們的國家依然被黨國幽靈盤據著,而且這樣的幽靈意識仍然是國民黨領導人選舉中標示的綱領。

台灣何時能出現在電影或類似的藝術形式裡,平底拖船載著傾倒的蔣銅像航行,象徵政治文化意義的改變呢?如果有一天,盤據島嶼路口、學校校園、官署門廳的蔣銅像被理所當然地清除,政治變革才有根本性的變革,新的政治文化才算有了奠基的條件,政黨輪替的充分意義才算形成,所有真正認同台灣的政黨才能追尋建構台灣民主化,獨立國家之路。「政治家精神」才有可能彰顯。

台灣政黨輪替以後的權力紊亂現象,不能單以國會未過半的朝小野大視之;也不完全是治理的權力弱於制衡的權力,而是一種文化問題,缺少政治變革背後的意義肌理,亟待盼望有一個正常國家的人民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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