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件從來不洗的長褲 ── 側寫侯榮邦

陳國雄

秋天的楓葉染紅山林天邊,春天滿開的櫻花霎然飄落滿地,日本季節轉換的景色,輝映著武士死亡的美感,對一個外來的遊子而言,侯榮邦有著刻骨銘心的體驗。

1935年出生的嘉義人侯榮邦,和摯友林啟旭於1963年4月24日來到日本留學,人生地不熟的他們,先在少年死黨羅福全的住處待了一個月。在那裡,他們看到《台灣青年》,而且從第一期就有了,很齊全,這個羅福全還真不是蓋的。在大學時代就很喜歡閱讀《自由中國》和《人間世》的侯榮邦,血液中的熱情馬上受到《台灣青年》的鼓舞,於同年12月和林啟旭一起加入台獨聯盟的前身─「台灣青年會」,從此獻身獨立運動,迄今將近半世紀,目前還在擔任聯盟總部的財務長。

1960年6月19日在關子嶺召開的秘密會議,其實侯榮邦就是四十幾個參與者之一,並且負責保管名單以及聯絡工作,其他成員還包括羅福全、蔡同榮、張燦鍙、陳榮成等人。這些人分別留學美國、日本,也都很早加入台獨聯盟,由於關仔嶺會議的情誼和信任感,使他們可以在不同的地方進行組織的串連與擴張。

1964年8月,由於發生陳純真的洩密事件,已經公開身分的幹部全部都被關進監獄,為了使《台灣青年》繼續出版,侯榮邦和林啟旭義不容辭地跳出來承擔編務和組織工作,從此他們成為公開身分的盟員幹部。這表示,他們開始成為國民黨政權點油做記號的黑名單,他們在台灣的親人將會受到監視和騷擾。

到了1965年,辜寬敏擔任委員長,任命侯榮邦擔任組織部長,這是一個重要而且是要命的職務。因為除了公開的幹部之外,所有的盟員都是秘密盟員,組織部長負責保管所有盟員的資料。因此,組織部長當然是國民黨特務鎖定擒獵的對象,也是國民政府要求日本強制遣送的重要目標。

在那段期間,聯盟幹部的居留問題很不安定。原本他們是以留學名義取得留學生的簽證,畢業之後沒有學籍,就必須變更身分去申請簽證,否則居留資格會有問題。根據日本的法律規定,無法取得居留簽證的外國人應當被入國管理局收容,強制遣返本國。但是他們並沒有被收容,而是以繳納保證金的方式假釋在外,當時的保證人是辜寬敏,保證金也是他拿出來的,所以聯盟的幹部可以不被收容在入國管理局的收容所裡,能夠在外頭繼續活動。

但是居留簽證的問題並不安定,因為日本首相佐藤榮作於一九六七年訪台時,曾和國民政府達成密約,日方必須設法遣返六位台獨聯盟幹部,國民黨政府則同意接受遣送台灣籍的毒品犯回台,並且默認尖閣列島(釣魚台)屬於日本領土。

在1967年8月,林啟旭和張榮魁兩位盟員去入國管理局辦理延期居留簽證時,突然被收容並決定強制遣返台灣。當時林啟旭和張榮魁在收容所內展開絕食,有十位同志也在入國管理局前面展開無限期的絕食抗議,此舉引起輿論的普遍關切,對日本政府形成頗大壓力。在另一方面,根據「政治犯不得引渡」的國際慣例,聯盟也聘請律師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行政訴訟。

絕食抗議到第七天的時候,在收容所裡面的林啟旭和張榮魁被送醫救治,所以在外面陪同絕食的十位同志也解除絕食抗議的行動。當時雖然有強制遣送令,但是法律規定在訴訟期間應當暫停執行,因此在判決之前不得遣送,至少有拖延時間的作用。同時,由於聯盟的幹部都有居留問題,每個月必須去入國管理局辦理報到手續,為了防止突然被強制遣返,這些不法居留的聯盟幹部(包括柳文卿),全部都備妥訴狀,隨時可以提出訴訟,以免被立即遣送。

然而在一九六八年三月廿六日的下午三、四點左右,柳文卿依例前往報到時,入國管理局突然出示法務省的強制遣送令,將他扣留在收容所,並故意拖延到五點下班以後,才以電話通知保證人辜寬敏。大家認為事態嚴重,立刻召集緊急中委會,也透過國會議員的關係得知,柳文卿將由隔天早上九點半的華航班機遣送回台。大家徹夜研究對策,決定兵分兩路:一路以三部車子追蹤運載柳文卿的警車,伺機製造交通事故,以便拖延時間;另一路由律師在開始上班的第一時間,向法院申請停止執行遣送的裁定書。但由於柳文卿在前一晚已經被押送羽田機場,因此由趕往機場的十位同志進行搶救,結果他們在機場一一被日本警察摔得鼻青臉腫。過程中雖然柳文卿也咬破舌頭、血流滿面,照樣被強行押上飛機遣送回台,在機場妨礙公務的十位盟員都當場被捕,並移送地方法院檢察處,關了兩天就被釋放。

自從柳文卿事件之後,侯榮邦開始擔心被強制遣送的後果。由於他擔任組織部長,掌握所有秘密盟員的資料,如果被押回台灣,問題會很嚴重,因為在嚴刑拷問之下,任何人都無法保證不會供出盟員的名單。這牽涉的不只是個人問題,而是整個組織的問題。

基於對組織的忠誠,以及為同志的安全負責,侯榮邦從此備妥兩樣工具,一個是用來爭取時間的小刀,一個是真正用來自盡的氰酸鉀粉。小刀的刀尖非常銳利,使用很韌的棉紗布纏住刀身,露出不會割到腸子的的刀尖部分,在必要時割傷自己的腹部,如此一定會造成大量流血,讓警方不得不送醫治療,以便爭取救援時間。如果這招行不通,他就服下預藏在長褲內襯夾層裏的氰酸鉀粉,立即結束自己的生命。

套一句侯榮邦的話,這是很舒服的死法,反正他絕對不容許自己被遣送回台,以免害了同志。氰酸鉀粉是他向吳枝鐘醫師索取的,用紅色的油紙包著,縫在長褲內襯的夾層裏,這件長褲只有在每個月去入國管理局報到時才穿,從來不洗。

每個月抱著沉重複雜的心情去報到,當核准下個月居留簽證的印章蓋下的那一刻,他就會對著自己說,至少還可以活一個月。這段期間維持了一年多,一直到居留簽證逐漸安定之後,才結束這一場惡夢。

在訪談結束的當晚,筆者和侯榮邦去料理店喝酒,亂彈彼此的天南地北。和這位可以為聯盟和同志付出性命的男子分手時,筆者目送的是一個並不高大的身影,在孤寂中邁著堅毅的步伐,就像他走了將近五十年的獨立之路,從頭挺到尾,每一步都是勇往直前,從不回頭。想起那件從來不洗的長褲,以及可以再活一個月的無奈歲月,筆者的臉頰在清風中突感涼意,眼角的濕潤並非來自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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