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導言
日本的民主黨黨魁鳩山由紀夫在9月號的日文月刊Voice發表「我的政治哲學」一文，但是8月27日《紐約時報》的電子版轉載該文，並指該文太過反美，深為憂慮。民主黨本部對記者團表示，該文並沒有向《紐約時報》投稿，其中一部分被歪曲報導。（參考9月1日《產經新聞》的報導。）
8月30日日本眾議院的選舉，長期執政的自民黨慘敗，祇獲得106席；民主黨大勝，獲得300席。選民希望變天，有選黨不選人的現象發生。
日本是在民主國家中僅見的少有政黨輪替的情形，此次選舉結果，勢必由民主黨與其他政黨聯合執政，而由鳩山由紀夫組閣，故鳩山的論文應該一讀，以瞭解鳩山的理念與執政方向。但是對新執政的團隊，其政策如何、效力如何，尚不明朗，故國際上的對日專家，正面與負面的評論多有。但鳩山的論文看不出有「反美」。
鳩山論文中提到其祖父鳩山一郎翻譯卡雷路基的著作，卡氏的漢文姓名是由譯者試譯的，應作Coudenhove-Kalergi，Richard Nikolaus 1894~1972年，是奧地利的政治學者。父親是駐日公使，母親是日本人（青山光子），以次男出生在東京。
卡氏在第一次大戰後為歐洲的復興與永久的和平，呼籲成立歐洲合眾國。1923年發表「汎歐洲網領」，1924年為汎歐洲主義，發行《汎歐洲》刊物。納粹政權成立，1938年移居瑞士，後轉渡美國。
第二次大戰後歸國，從事「汎歐洲」運動，其思想對歐洲經濟組織EEC的創設有很大的影響。
──譯者
党人派‧鳩山一郎的政治信條
現代的日本人喜歡的用語之一是「愛」，這是普通所說的love。但是聽到我所說的「友愛」，許多人的印象好像這個用詞太柔弱了。不過我所說的「友愛」是不同的概念。那是指法國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的「博愛」，即fraternite。
我的祖父鳩山一郎翻譯卡雷路基（Coudenhove Kalergi）著作而出版時，不是接fraternite譯作博愛而是譯作友愛。若說是柔弱？但這是作為革命的旗幟，戰鬥的概念。
卡雷路基在距今八十六年前的大正十二年（1923年）著有《汎歐洲》，成為與今天歐盟（EU）關連的汎歐洲運動的提倡者。他是奧地利的貴族，在日本公使任內與麻布（按，日本地名）的古董商的女兒青山光子所生的次男，日本名字叫榮次郎。
卡雷路基在昭和十年（1935年）出版其著作『Totalitarian State Against Man（全體主義國家對人間）』。該書對蘇聯共產主義與納粹國家社會主義予以激烈的批判，並對允許資本主義予取予求的放肆，嚴加以反省。
卡雷路基認為「自由」是人類尊嚴的基礎，是至上的價值。而且，為了加以保障而擁護私有財產制度。一方面，資本主義產生嚴重的社會的不平等，為希求「平等」，而成為共產主義發生的溫床；然而為對抗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兩者，而產生國家社會主義；卡雷路基對此深感憂慮：
「沒有友愛為伴，自由將招致無政府狀態的混亂，平等則招來暴政。」
一心追求平等的全體主義，以及墮入放縱的資本主義，結果也都損害人的尊嚴，將本來應是目的的人，化為手段。自由與平等對人是重要的，但一旦陷入原理主義（fundamentalism，或譯作基本教義），所帶來的慘禍，無可計量。要使不致損害人類的尊嚴，必要有均衡的理念，故卡雷路基訴自「友愛」。
「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國家是手段而非目的。」
卡氏的『全體主義國家對人間』，就是經這句話開始的。
卡氏在構想這本書時，兩種全體主義席捲歐洲，祖國奧地利面臨希特勒兼併的危機。他跑遍歐洲，力倡汎歐洲的主張，鼓吹反希特勒、反史達林。但是他的奮鬥枉然，奧地利為納粹所有，不久在失意之餘，亡命美國。電影『卡薩布蘭加（Casablanca）』，是以卡氏逃亡為藍本。
卡氏主張「友愛革命」時，是他面對同時代的左右全體主義，為支持與它們激烈戰鬥而提出此戰鬥的理論。
戰後，首相地位已在眼前而被革去公職的鳩山一郎，閑散無聊，讀卡氏著作，尤有同感，於是親自翻譯『全體主義國家對人間』，以『自由與人生』之書名出版。以銳利的共產主義批判者、且對抗軍部主導的計劃經濟（統制經濟）的鴆山一郎來說，此書在對抗戰後如狂風吹向日本的馬克斯主義勢力（社會、共產兩黨與勞工運動）的攻勢、在構築健全的議會制民主主義問題上，諒是看到最能獲得共感的理論體系罷！
鳩山一郎一方面對抗勢力日增的社、共兩黨，另一方面打倒官僚派吉田政權，樹立黨人派鳩山政權，揭櫫「友愛」的旗幟。他筆下的『友愛青年同志會綱領』（昭和二十八年）有明確的表明：
「我等在自由主義的旗幟下挺身友愛革命，排除左右兩翼的極端思想，向健全明朗的民主社會之實現與自主獨立的文化國家之建設邁進。」
他的「友愛」理念，在戰後保守政黨的底流脈脈相傳。經過六十年安保，自民黨政策大轉舵，「勞使（勞資）協調政策」成為支持日本高度經濟成長的基礎。其象徵即昭和四十年（1965年）做成的綱領文書，『自民黨基本憲章』。
該憲章第一章題為「人間的尊重」，謂：「人的存在是尊貴的，恆常其本身即是目的，決不能是手段」。謳歌勞工運動的融和的『自民黨勞?憲章』，也是有同樣的表現。很清楚的，這是引用自卡雷路基的著作，受鳩山一郎之友愛論的影響。以上兩個憲章對鳩山、石橋內閣的樹立有其貢獻，是由擔任池田內閣的勞相（勞工部長）而確立日本勞使（勞資）協調路線之石田博英所起章的。
自民黨一黨支配的終焉與民主黨立黨宣言
戰後，自民黨與內外社會主義陣營對峙，為日本的復興與高度經濟成長之達成盡力，有很大的功績，值得歷史的評價。但是冷戰結束後，經濟成長本身仍應當做國家目標的樣子而陷入墮性的政治，在變化的時代環境中，不能將國民生活品質向上轉換成政策的目標之情形，繼續存在。另一方面，政界與官界的癒著帶來的政治腐敗，成為自民黨的宿痾。
我在冷戰終結時，深切地感到維持高度成長的自民黨之歷史任務已經結束，要求有新的責任勢力出現。於是脫離祖父創設的自民黨，加入組織「新黨先驅」，不久自任黨魁，設立民主黨。
平成八年（1996年）九月十一日組成「（舊）民主黨」。在「立黨（創黨）宣言」這樣說：
「我們從今開始想做為社會根基的是『友愛』的精神。自由容易陷入弱肉強食的放縱，平等難免墮入『突出檯面的釘子被打（按，齊頭）』式的惡平等。為了克服兩者的過分雖然提出友愛，但是它在至今一百年間一直受到輕視。到二十世紀的近代國家，急忙將人們當做國民加以動員，因此將人只看作一堆秤起來值多少之可以計量的大眾（mass），加以處理。（中略）」
「我們各個人具有無可限量多采多姿的個性，是無可取代的存在，因此自已的命運有自己決定的權利，又由於選擇的結果有負起責任義務之『個體的自立』之原理，同時由於相互之間有自立性與異質性，在彼此尊重的前提下，並且重視互有共感、尋求共同點而協力之『與他者共生』之原理。那種自主與共生的原理，不只是日本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日本與世界的關係，甚至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也同樣要一以貫之。」
武者小路實篤留下一句名言：「你是你，我是我，儘管如此，都是好朋友。」「友愛」正是用這樣的姿態面對問題。
「自由」與「平等」隨著時代環境的變化，其表現與內容跟著在進化，希求人類尊嚴之「友愛」也是隨著時代環境而進化。當我看到卡雷跟基與祖父鳩山一郎所對峙的全體主義國家結束的時候，我對「友愛」給予再定義為「自立與共生的原理」。
然而，從那天起已經過十三年。其間，冷戰後的日本被美國發動的以全球主義（globalism）之名之市場原理主義（市場基本教義）所撥弄。應該是至上價值的「自由」，因「自由的經濟底形式」之資本主義被當做原理（原則）在追求時，人不再是目的而是墮落為手段，喪失其尊嚴。在金融危機後的世界，我人對此情形纔注意到。喪失道義的節度的金融資本主義、市場至上主義要如何加以喝止、以保護國民經濟與國民生活？這是目前擺在我們眼前的課題。
正當這個時候，使我想起卡雷路基的抑制自由之本質的內在危險，提出「友愛」，賦予使命，使我決心再度揭櫫「友愛的旗幟」。平成二十一年（2009年）五月十六日面臨民主黨代表選舉，我這麼說：
「我自己站在前頭，與同志們團結打開難局，共同營造可以生活的社會『友愛社會』，一定要完成政權的輪替。」
對我來說，「友愛」是什麼？那是看清政治方向的指南針，決定政策時的判斷基準。並且相信是我們在「自立與共生時代」的精神支柱。
「公」領域的衰弱與復興
目前，「友愛」是要矯正全球化的現代資本主義的過分，可以說是為了傳說之中所培育的國民經濟之調整為目的的理念。其意義是要從市場至上主義轉變為維護國民的生活與安全的政策，建設共生的經濟社會。
當然，此次的世界經濟危機是冷戰結束後美國所推進的市場原理主義、金融資本主義之破綻所帶來的。美國的市場原理主義與金融資本主義被稱為全球經濟或全球化，或是全球主義。
美國式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普通性、理想性的經濟秩序，是要改變諸國各自的國民經濟的傳統和限制，認為經濟社會的構造應該改革合乎全球標準（global standard）的思潮。
日本國內對全球化的潮流如何面對，有兩種不同看法，一是積極的接受，認為一切都交給市場的走向是最好的；另一種人的看法是消極的對應，要充實社會性的安全網（safety net）和保護國民經濟的傳統。小泉政權以來，自民黨是屬於前者，我們的民主黨是屬於後者。
各國的經濟秩序（國民經濟）是歷經歲月所形成的，反映各國的傳統、慣習與國民生活的實態。因此世界各國的國民經濟，是歷史、傳統、慣習、經濟規模及發展階段等太多樣的產物。全球主義是對經濟外的諸價值與環境問題、資源有限等全加以忽視而進展的。小國之中有國民經濟蒙受極大的打擊者，甚至有傳統的產業遭受破滅。
資本與生產手段是非常簡單可以越過國境而移動。但是人並不能簡單的移動。市場的原理，「人」既是指「人事費」，實際在世間，「人」是支撐地域共同體，體現生活、傳統與文化。人的尊嚴是在共同體中，有工作與職責，維持家庭而保持著的。
冷戰後到今天，回顧日本社會的變貌，是全球經濟破壞國民經濟、市場至上主義破壞社會的過程，這樣的說法並不過言。郵政民營化是對有長久歷史的郵局與支持者的地域社會之傳統的角色太過於輕視，並對郵局所具有的經濟外的價值與共同體的價值之輕視，只以市場的原理將之一刀兩斷。
對農業、環境與醫療等有關我們生命與安全分野的經濟活動，隨便投入全球主義奔流的政策，不是「友愛」理念所允許。還有，對生命的安全與生活的安定有關的規則和限制，不能不予強化。
全球主義席捲之中應注意被割棄的經濟外之諸價值，對人與人紐帶的再生、自然和環境的考慮、福祉與醫療制度的重建、教育與孩子養育環境的充實、貧富差距是正的用心，「俱全各個國民能追求幸福的環境」，是今後的政治責任。
這些日子來，日本傳統的公共領域衰弱，人與人之間相互的紐帶喪失，公共心也薄弱。現代的經濟社會的活動，有「官」「民」「公」「私」之別。官是行政，民是企業，私是個人與家庭。公是指像過去的「町內會」（按，住民的地方自治組織）活動或現在NPO（按，即nonprafit organization，民間非營利組織）那樣的相互扶助的活動。經濟社會愈是高度化、複雜化，行政、企業或個人，伸手不到的地方愈多。愈是經濟先進國，NPO等非營利活動承擔很大的社會任務，就是這個因故。這就是「共生」的基礎。這些活動是不會被換算成GDP（國內生產毛額），但是我們真正要構築富裕的社會時，不能不問此公共領域的非營利的活動、市民活動、社會活動的層次有多深厚。
「友愛」的政治可以使日本衰弱的「公」的領域復興，也可以創造新的公的領域，並支援承擔這些的人們。而且可以扳回人與人的紐帶關係，人與人之間互相幫助，使人感受到對他人有用、生活有意義的社會，也就這樣創造出「共生的社會」。
財政的危機確實感到嚴重。但是「友愛」的政治，對財政再建與福利制度的再構築的並立之路，可以填重且落實的走向目的。但為了財政再建，一概將社會保障政策加以抑制或刪除，或是以為消費稅增稅可以性急的達到目的，對於這種財務省（部）主導的財政再建論並不贊成。
財政危機的原因是長年以來自民黨政權的失政。即是由於官僚主導的中央集權政治與其下的揮霍政治、不加批判的全球主義的信仰，而產生安全網的破綻與貧富差距的擴大、政界與官僚癒著的政治所帶來的對政府的信賴喪失等等，這些問題反映在日本的經濟社會的危機上。
因此為財政危機的克服，我們要將這個國家的形態改為地域主權國家，徹底的對行政、財政改革，從養老金對社會保障制度可以持續的可能性扳開國民的信賴；這就是說，不從政治根本上努力重建，已經是不可能的課題了。
地域主義國家的確立
我在參選黨代表時的演說中如此說：「我最想用力的政策」是想「將現在中央集權國家變革作『地域主權的國家』」。同樣的主張在十三年前舊民主黨組黨宣言裡也寫過：「實現小的中央政府和國會，並要有大權限而具有效率的地方政府之『地方分權‧地域主權國家』」，「在這情況下，使市民參與‧地域共助型的充實之福祉、和將來沒有負債的財政‧醫療‧老年年金制度，能夠並存」。
在卡雷路基的「友愛革命」（『全體主義國家對人間』第十二章）之中有一節這麼說：「友愛主義的政治的必須條件是聯邦組織，實際上這是由個人到國家的組成的有機的方法。由人通到宇宙之路，是通過同心圓導致的。換言之，由人組成家族，由家族構成自治體，由自治體組成郡，由郡組成州，由洲造成大陸，由大陸成為地球，地球形成太陽系，太陽系造成宇宙。」
卡雷路基這裡所說的，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補完性的原理」。這是由「友愛」的論理導致現代的政策表現。
經濟的全球化是不可避的時代之現實。但是進行經濟上的統合之EU（歐盟），另一方面有顯著的地方化之潮流。比利時的聯邦化和捷克與斯洛伐克（Slovakia）的分離獨立是其象徵。在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之中，有傳統與文化基礎的國家或地域之獨立性，要和何維持？這不僅是EU的問題，對今後的日本也是大的課題。
對於全球化與地方化的兩個背反的時代要求的回答，歐盟以Maastricht Treaty（1991年）與歐洲地方自治憲章，揭示「補完性的原理」。
補完性的原理在今天不祇是基礎自治體優先的原則，還被援用為國家與超國家機構關係而當做原則。由這個觀點，要解釋補完性的原則，就會是以下的情形。
個人能的，由個人解決。個人不能解決的，由家庭幫助。家庭不能解決的，由地域社會和NPO助之。這些程度所不能解決的，纔開始由行政參與。這就是說，基礎自治體能夠處理的，全由基礎自治體來做。基礎自治體不能的，纔由廣域自治體處理。廣域自治體不能處理的，如外交、防衛、宏觀經濟政策的決定等，由中央政府來擔當。但是另一個階段的，如通貨的發行權等等國家主權的一部分，也轉讓給像歐盟這樣的國際機構……。
補完性的原理在實際的分權政策，就是重現基礎自治體的分權政策。我們在摸索友愛的現代化時，必然會到達立足於補完性原理的「地域主義國家」的確立之地步。
包括道州制問題的是與非的問題在內，在今後日本地方制度改革上，對有傳統與文化基礎的自然體，它的規模應該如何？由住民的自治能發揮有效的功能之自治體的規模，又該如何？這些觀點不可忽略。
我在民主黨代表選舉之際的演說中，這麼說：「國家的任務限定在外交‧防衛、財政‧金融、資源‧能源、環境等，對生活有密切之權限、財源、人才，移轉給『基礎的自治體』，對地域的判斷與責任，在改革上要建立能夠決斷與實行的架構。國家的補助金要廢止，自主財源一概交給地方。即是說，國家與地域的關係由現在實質上的上下關係轉變作並列關係、責任分擔關係。由這個改革，國家全體的效率提高，依照地域的實情細緻的對應，站在生活者的立場，行政改革。」
對近身的基礎自治體，大幅度的將財源與權限移讓，服務與負擔容易看清礎，因此開始產生地域的自主性、自己的責任、自己決定能力。這又使地域的經濟活動有活力，創造出走向有個性、富有魅力、美麗的日本列島之路。
「地域主權國家」的確立，就是「友愛」的現代的政策表現，適合今後的政治目標。
抑制民族主義的東亞共同體
「友愛」的引導還有一個國家目標，就是創造「東亞共同體」。當然，日美安保體制今後仍舊繼續為日本的外交主軸，那是無可爭議之重要的日本外交之樑柱。同時我們不該忘記認同本身是位處亞洲的國家。充滿著經濟成長的活力、愈來愈緊密關係的東亞地域，是我國能生存的基本的生活空間，故不能不繼續努力在這個地域創造安定的經濟合作和安全保障的架構。
這次美國的金融危機，有許多人預感這是美國一極時代的終焉；另外，不能不關心以美元為主軸的通貨體制之永續性。我也感到由於尹拉克戰爭的失敗與金融危機，美國主導的全球主義的時代結束，世界由美國一極支配的時代走向多極化的時代。但是現在沒有能取代美國的霸權國家，也沒有可取代美元的基本通貨。雖然說是由一極時代移轉到多極時代，但是其意象曖昧，新的世界的政治與經濟狀態還不能清晰的看到，使我們不安。這不就是我們所面臨的危險的本質？
美國的影響力低下，但今後二、三十年其軍事、經濟的實力還是世界第一位。又，有壓倒性人口規模的中國，軍事力持續擴大，經濟超大國化也是不可避色的趨勢。日本的經濟規模被中國凌駕的日子不遠。挾在繼續奮鬥維持霸權國家的美國與企圖成為霸權國家的中國之間的日本，要如何維持政治與經濟的自立，保衛國益？今後日本所處的國際環境並非容易。
這不祇是日本，亞洲的中小規模國家同樣有這煩惱。為了這個地域的安定希望美國的軍事力能發揮有效的功能，但是其政治上與經濟上的放肆盡量加以抑制，對於身邊的中國之軍事威脅使之減少，謀求其巨大化的經濟活動能秩序化。這些都是在這地域的國家，本能上的要求。此是使地域的統合加速之最大原因。
馬克斯主義與全球主義不論是好是壞，在超國家的政治經濟理念頓挫的現在，民族主義再度成為大大的左右各國政策決定的時代。如數年前中國的反日暴動所象徵的，網路的普反加速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結合，有時不免引起無法控制的政治混亂。
有這樣的時代認識，我們在構築新的國際合作架構時，應克服各國多餘的民族主義，走向創立經濟合作與安全保障之道。與歐洲不同，不論是人口規模、發展階段與政治體制都不同的這個亞洲地域，要經濟上的統合並非一朝一夕可以達到的。但是日本先行，繼之以韓國、台灣、香港，東協與中國，在達成的高度經濟之延長線上，還是應以地域的通貨統合、「亞洲共通通貨」為實現目標。但為達到目標應先有這樣的背景，即不惜努力創造出東亞地域恆久的安全保障架構。
如今東協、日本、中國（包括香港）、韓國、台灣的GDP合計額佔世界的四分之一，東亞的經濟力與相互依存關係之擴大與深化是達到過去所沒有的階段，這個地域要成為經濟圈所必要的下部構造已經充分的形成。但是這個地域的諸國家之間的歷史的、文化的對立和安全保障上的對抗關係相挺，政治上有許多困難則是事實。
但是軍事力增強問題、領土問題等阻礙地域的統合之諸問題，其本身的日中、日韓等兩國之間交涉是不可能解決的，兩國間愈是商量愈是刺激雙方的國民感情，難免招來民族主義的激化。阻礙地域統合的問題，實際上為了地域統合的推進，反而不能解決。舉例來說，地域統合將領土問題風化，由歐盟的經驗可以明白。
我在平成十七年（2005年）作成「新憲法試案」時，眼見自此以後半世紀的國家，在「前文」有以下的敘述：
「我們尊重人的尊嚴、和平、自由與民主主義的惠澤希望與全世界的人共享，在世界、尤其是在亞洲太平洋地域，能夠確立恆久的、普遍的經濟社會合作以及集團的安全保障制度，是為宿願，並發誓繼續努力。」
我相信這是日本國憲法的理想之實踐和平主義、國際協調主義之路；同時在美中兩大國之中，維護我國的政治上、經濟上的自立，而且也是有助於國益之道。這也是卡雷路基所主張的「友愛革命」的現代的發展。
從這個方向的感覺，譬如說這次的世界金融危機後的對應，也不是祇對以前的IMF（國際貨幣基金會）、世界銀行加強而已，對將來亞洲共通通貨的實現也應放在視野裡考慮。
亞洲共通通貨的實現，諒今後須要十年以上的歲月。要政治統合，更要有長久的歲月。在世界經濟危機的嚴重狀況下，說不定有人為這是迂遠的議論。但是我們所面臨的世界愈是混沌、不透明與不安定，政治不能不舉起遠大的目標，領導國民。
現在我們站在世界史的轉捩點，不只是要全力對付國內的景氣對策，對世界新的政治與經濟秩序如何創造，其決心與構想力受到考驗。
今天，被尊為「歐盟之父」的卡雷路基在八十六年前發行『汎歐洲』刊物時有這樣的話：「所有偉大的歷史事件是以烏托邦（Utopia）始，以現實終」，而「一個思考是逗留在烏托邦，還是成為現實，是關係到相信的人的數目和實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