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0.15
「如果我們始終在『過去』和『現在』之間爭吵,我們必將失去『未來』。」
If we open a quarrel between past and present, we shall find that we have lost the future.————————邱吉爾(Winston S. Churchill)
作為一個台灣建國運動的推動者,我時常捫心自問:「我對台灣的終極關懷是什麼?」,或者是說:「我希望百年後的台灣,會是什麼樣的社會?」,面對台灣社會的現狀,午夜夢迴,雖然輾轉反側,然而思緒卻愈來愈清晰。
我所看到的台灣社會
台灣從2000年以來的藍綠對抗,可以說是「撕裂的十年」、「民主倒退的十年」。台灣社會裡,充斥著感性熱情的選民,卻鮮少有理性參與的公民;政治人物整日吵翻天,媒體名嘴以特定的立場推波助瀾,導致人民理盲又濫情。討論問題前,要先分清楚顏色,台灣社會早已陷入「有立場沒是非、有黨派沒對錯」的極端對立。政黨的使命,窮得只剩下選舉;政客的目標,窮得只剩下選票;政治人物的歷史視野,窮得只看到2016年,國際視野,更是窮得只剩下對岸的中國。
台灣當前的政治亂象:藍綠嚴重對立、社會不斷撕裂、政府持續空轉。歷次的民調也都顯示,有50%以上受訪民眾認為:「政黨惡鬥是台灣當前最大的危機」。幾年前,「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曾評論:「政治文化是目前台灣最大的問題」。2011年8月美國時事雜誌「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則指出:台灣、日本、比利時的國會,是全球三大最無能的國會。
其實在多元化、民主化的開放社會,意見不同本是很正常,不足為奇的,重要的是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問題?有沒有能力處理問題?不幸的是,台灣社會卻不懂得如何處理,處理模式更常常陷於:只有立場,不問是非;只有黨派,不問黑白。甚至拼命找對手的缺點、拼命找與對手不同的地方,追求零和遊戲(Zero-Sum Game),形成「互相否定、互相消滅」的局勢。完全缺少西方先進國家理性溝通、尊重包容,和而不同(Diversity in Unity),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文化。我們必需認真思考,如何擺脫目前理盲又濫情、只問顏色不問是非的困境,建立台灣新的政治文化,回歸民主政治的常規,創造安定的政局。
面對問題,卻不想探討原因,不想辦法解決,只是一味的迴避,一味的避談政治,我覺得這並不是正確的態度。正如法鼓山聖嚴法師所說:面對問題時,你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放下它。
就來面對問題吧!
我所思考的台灣社會
回顧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台灣社會由威權到民主的轉型過程,也許是世界歷史上的最佳典範。
1987年,蔣經國前總統體認到國際情勢的變遷與台灣人民的要求,正式宣步解嚴,將禁錮近40年的台灣社會,踏出自由民主之途的第一步。
1991年5月1日李登輝前總統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承認中共統治大陸、兩岸不對立、國內開放,這是台灣民主化最關鍵的一步。接著解除黨禁、開放媒體、凍省、廢國代、修改刑法100條、廢除海外黑名單、國會全面改選、1996年總統直選、2000年政黨輪替,政權和平轉移。短短10年間,台灣社會由威權體制轉化為民主開放的社會,這種世界史上前所未見的民主大轉型(great transformation),台灣卻付出相當低的代價,也因此被稱為「寧靜革命」,國際社會更常常稱讚台灣是民主轉型非常成功的典範。
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乃至於2008年第二次政黨輪替,都在人民的高度期待厚望下登台,但令人遺憾的是,期待與事實落差太大。藍綠對立,社會撕裂、政府空轉、經濟發展停頓、價值扭曲、是非不分、道德沉淪,因此也有很多人認為:台灣是世界上民主深化與鞏固,相當不成功的案例之一。
自由民主是一件容易吞下去,卻不容易消化的東西,選舉不等於民主,政黨輪替也不等於民主,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要內化為生活的方式、待人處事的態度。民主之所以可貴,乃在於民主可以包容獨立、統一、或維持現狀等各種不同的意識型態與主張,但任何意識型態,絕對不能取代民主、凌駕民主之上。任何人更不應該違背「台灣前途應由二千三百萬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來決定」的立場。民主已是超越統獨的台灣共識,也是高於統獨的台灣價值,更是化解統獨爭論的最佳方法。只要經由人民自由意志、透過民主程序得來的結論,不論統獨,任何人都應該予以尊重同意。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更是我們面對中國威脅的最大軟實力與最大優勢。
前幾年,藍綠政黨惡鬥、社會動蕩不已時,曾有媒體記者問我,身為台獨大老、民主的前輩,對於現今藍綠嚴重對立,有何看法?我答說:「我是色盲,看不清楚藍綠,只看是非黑白」。然而藍綠對立真的無解嗎?我深感不以為然。
台灣社會面對的許多問題,尤其是道德標準,社會規範,公共倫理,政治人物的誠信與清廉、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根本無關意識形態,不分藍綠。至於其他公共政策,大部分更是屬於政治性低,非意識形態的議題:包括提昇政府效能、經濟發展、國家競爭力、永續發展、拼治安、司法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國土規劃、政府再造、重整健保制度、社會福利、在國際上與美、日等國家簽訂FTA,不都是超越藍綠,超越意識形態!只是大家過於強調不同的地方,而忽略了更多相同的地方。
台灣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們應該知道不會有一個「沒有中國的全球化」,也不會有一個「沒有風險的大陸政策」。事實上全球化經貿的交流合作,既是機會,又是風險,我們不應該只談正面,也要談負面,要有客觀冷靜專業的評估。就以簽訂ECFA而言,國會表決前,執政黨,說盡好話;在野黨,盡說壞話。2010年6月簽訂至今,對台灣產業與社會的利弊得失,反倒無人聞問。殊不知,公共政策本來就有它的一體兩面,作為負責任的政黨與政治人物,就應該權衡利弊得失,然後告訴人民,要如何擴大利基爭取獲益,也會提出配套措施以降低損失。然而,藍綠兩黨,卻是愛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始終沒有交集。
不過我想,台灣社會的現狀,固然是對立,然而當我們看到1987年韓國的反對運動,以自焚、跳樓自殺、丟汽油彈等手段來反抗獨裁貪污的政權;看到PLO(巴基斯坦解放組織)為了建國、消滅以色列,從事劫機、汽車炸彈、自殺攻擊等慘不忍睹的恐怖行為;看到南非ANC(非洲民族議會),在1990年代,為了反抗白人的少數統治及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放火、暴動、搶劫;白人警察開槍、丟催淚彈、放狗咬人等情況,相較之下,這些國家的國內分歧,國際孤立,都比台灣目前的問題嚴重許多。這些國家都能夠從對立撕裂中,尋求和解之道,所以我們要虛心學習這些國際級政治人物的格局、高度與器度,以及他們解決問題的智慧,為台灣社會找出一條和諧共生的康莊大道。
就以愛爾蘭為例:愛爾蘭過去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連馬鈴薯都不夠吃,只好大量向外移民。1920年代為了抵抗英國殘酷的殖民統治,以生命、鮮血與大膽激進的行動爭取獨立,當地曾有一句古老諺語說:「愛爾蘭的河水是鹹的,因為那是愛爾蘭人的眼淚」,整個愛爾蘭人民的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動亂不安,在1987年還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洲的乞丐」呢!然而,不到20年的時間,在金融風暴發生之前,愛爾蘭國民所得接近五萬美元,高居歐盟第二,教育至大學全部免費,並號稱是世界的投資天堂。
我仔細探討其原因,發現愛爾蘭的改變最主要來自於愛爾蘭人思考邏輯的轉變,跳脫過去凡事對抗的慣性思維,遇到問題時不是爭論問題、解釋問題、解釋立場(make a point),而是想辦法找出實際具體的解決方案(make a difference)。有句話說:「If you are not part of solution, you will be part of problem.」,如果你不是解決問題的一部分,你就是製造問題的一部分。愛爾蘭的轉變值得我們省思,希望台灣社會能夠學習用這種態度來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我所期盼的台灣社會
大家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一起生活60年,既有過去的共同歷史,也有未來的共同利益,甚至共同體意識也已經形成了。因此,要解決目前困境,其實並不難,只要釐清幾個基本觀念,調整我們的態度,以「解決問題」的角度,擴大內部共識,縮小彼此差異,就能夠逐步培養優質的民主素養,進一步形塑成熟的公民社會。
一、 尊重包容、理性溝通:
記得第一次拜訪法鼓山聖嚴法師,師父對我說:「有意見的人是朋友,不是敵人,這是政治人物應有的胸襟」。我回答說:「師父,這是宗教家、道德家才有的層次,我是一般世俗人,很難做到,但我會努力做到『有意見的人是競爭對手,不是敵人』」。
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伏爾泰說過:「雖然我並不同意你的意見,但我會誓死捍衛你發言的權利。」,「服從多數」是天經地義,「尊重少數」更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只有在極權或是威權政府下,才會有因操作壓迫而形成的絕對性民意。在多元化、民主開放的社會,意見不同是很正常的,不需大驚小怪。有了這樣的基本認知,我們才能學會對不同意見的尊重與包容,也才能學會用尊重包容的態度,來面對問題、來思考問題。
有理也要講理、是非也要溫柔。參與公眾事務的人,要先以尊重包容的態度來看待不同意見,進而以理性溝通的方法,來與不同意見的人溝通。在自由民主開放的社會,只有「想法不同的競爭對手」,絕對沒有「你死我活的敵人」,政治人物若能如此,我相信有很多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政治人物若無能力處理不同的意見,化解歧見,則沒有資格當一個現代化的政治人物。
二、 誠實信諾、正面競爭:
美國前副國務卿佐立克(Zoellick)曾說:「『信守承諾』在政治上、外交上,是很重要的事。」正如西方社會的至理名言:『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誠實、尊重,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道理,與人對話溝通,尤其與立場意見不同的人,一定要內心誠實,態度誠懇,待人包容,才能受人信任,才能建立互信的基礎。若能被信任,即使政治立場不同,反對的聲音至少可以減弱,甚至還可以理性對話;若不被信任,就算政治立場一致,也難合作共事。能否被信任是最基本的問題,而要得到信任,就必須要誠實。
台灣社會目前的政黨競爭,可說是「勇於反對、怯於建言」。對於對手的政策,很容易提出反對與批評,但自己的政策卻始終模糊不清。只期待對手犯錯來累積自己的政治實力,靠對方犯錯,來製造自己贏的機會,無助於台灣社會的真正提昇與進步。
一位武林高手在一次比武中,因找不到對手的破綻,而被對手擊敗,後來,他就去求教一位禪師。禪師在地上劃了一條長線,要求在不能擦掉這條線的情況下,令這條線變短。武林高手百思不得其解。後來,禪師在原來那條線的旁邊,又劃了一條更長的線,兩相比較,原來的線看起來確實變短許多。禪師解釋道:「打敗對手,不在攻擊對手的弱點,只要你自己變強,對手便如原先那條線一樣,也在無形中變弱了」。
在野黨的天職固然是監督、反對與批評,但只靠反對,不會成為執政黨。在承平時代,可以用監督、制衡、對抗等「硬民主」的方式,來爭取選民的認同;然而,在國家社會面對巨大挑戰時,卻應該以尊重、溝通、對話、協商等「軟民主」的方式,合作共赴國難,這才是真正的「忠誠的反對黨」。國、民兩黨都曾執政過,非常清楚「當家才知持家的苦」,因此,一個負責任的政黨對某一政策有異議,應該提出「替代方案」或「配套措施」,要有對策可供人民選擇,如此反對才是有理,才是正面的競爭。
三、擴大共識、人民再起:
有一次應邀在某社團演講後,有位聽眾極力稱讚我,在威權時代敢於批評領導人,勇於推動台灣主權、自由民主,不僅被依首謀內亂罪通緝,在幫派大老陳啟禮的自白書中,也表明要到美國暗殺我,1991年又冒險闖關回國被捕,這些事蹟實在需要很大的勇氣。我回答說,當時年紀輕,「青瞑牛,不驚槍」,就是一直做就對了。不過回國後,我倒有不同的心境。在民主開放的社會,罵人不需要勇氣,只要有脾氣就可以;但是當不同政治立場、不同意識型態的對手,做了對的事,要開口稱讚他時,我認為需要比我當年更大的勇氣。
國、民兩黨、藍綠政治人物確實有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相同之處。有爭論的就暫時擱置,從沒有爭議的先做。我們不要一味強調不同的地方,而應透過接觸協商,擴大有共識的議題,縮小不相同的部分。即使短期間無法取得共識,也可以暫時擱置,agree to disagree互相尊重;對於有共識的議題,就攜手共同合作推動。因為只要有機會共事,就可增進相互了解,會慢慢建立起互信的基礎,之後事情會越來越順利。
羅馬帝國時期凱撒大帝(Julius Caesar)被親信布魯塔斯(Brutus)刺殺時,布魯塔斯說:「沒有想到你殘忍得像隻獅子」,凱撒在斷氣前回答他說:「因為羅馬的人民軟弱得像群綿羊」。政治人物的作為,固然應該苛責,然而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沉淪,恐怕人民也應當負起相當的責任,因為人民常常將自身的權利保障,委由特定政黨行使。日前蔣友柏先生在演講中特別提到:「台灣政府是最落伍的品牌」,政府如此,政黨更是如此。目前台灣社會公民意識微弱,到處都是感性熱情的選民,卻鮮少理性參與的公民,台灣要再進步,只有靠人民自覺,展現人民力量,用社會力推動,包括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的建立,公民意識的形塑等等,讓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這才是台灣社會真正的希望。
文化部長龍應台曾發表一篇文章:「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文章中提到感性上,她自認是華人,但理性上,目前統治中國的政權,缺乏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人文素養等等普世價值,所以她無法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我想,「等著被人說服」,也許太過於被動、消極,我相信只要台灣人民,不分朝野,不分藍綠,「尊重包容、理性溝通」、「誠實信諾、正面競爭」、「擴大共識、人民再起」,一定可以像開釋武林高手的禪師一般,以自信的態度,向中國當局說,台灣將用文明來說服你。
我看見未來的台灣社會
台灣是一個小國,在國際上求生存發展,以小事大要以智慧,不要耍「特技表演」、「青瞑牛不驚槍」的把戲。就以北歐小國芬蘭為例,事實上俄羅斯之於芬蘭,有如中國之於台灣,是威脅,也是機會。記得幾年前,芬蘭的國防部長造訪美國首都華盛頓,在公開演講時,就率性直說,今日芬蘭的三大威脅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不過芬蘭人知道和俄羅斯共處,不能有對抗意識,只有務實的政治路線。但芬蘭人的務實,並不是短視的現實主義,而是深謀遠慮後的精算抉擇,明確掌握小國生存之道。就因為堅定走務實路線,讓芬蘭即使面對大國強鄰,也能發展成世界公認:競爭力最強、教育第一、富強又公平,環境優、最清廉、最幸福的國家。
芬蘭國家生存與發展的思維、手法與經驗,值得台灣好好學習。特別是面對全球化的浪潮與中國崛起的壓力,台灣社會倘若政爭不斷,無法團結,分裂的房子無法立足,撕裂的國家無法前進,台灣必輸無疑。我常說:兩岸和平是台灣島內政治和諧的副產品。國內和諧,國際和平的機會就很大。只要藍綠政治人物以一種新思維、新視野的態度,彼此多一點尊重、多一點包容,少一點指責、少一點批評,小小的一步就能解決許多問題,我相信以台灣人的智慧,沒有什麼解決不了的困境。
我曾以2006年雪山隧道通車典禮的事,來做說明。當初在電視看到雪山隧道的通車典禮時,我的心情相當複雜:這個世界級、極度困難的工程,台灣能夠完成,我覺得非常驕傲;但另一方面我也覺得很惋惜。在通車典禮的紅色吉普車上坐著蘇貞昌、謝長廷、游錫堃、張俊雄,還少了一位唐飛(不過當時唐飛可能不在國內,還算是情有可原)。但是開通雪山隧道是1990年,郝柏村當行政院長時的決策,簡又新也說那是他任交通部長時動土的。政府的施政,一向都是延續性政策,前人決策、現任施作、後任完工,自屬事理至明。也許當時的民進黨執政當局可以用更誠懇開放的態度,邀請歷任的行政院長郝柏村、連戰、蕭萬長來參加通車典禮,這不是搶功與否的問題,而是風度的問題。我相信用這樣的態度做事,小小的一步,一定會引起政治上的化學作用,政治上的諸多紛爭必能減少許多,同時也能贏得大家的讚賞。
台獨前輩王育德大著:「苦悶的台灣歷史」,李登輝前總統在接受司馬遼太郎訪問時,則提到:「生為台灣人的悲哀」。這種論點,固然是台灣歷史悲狀的一面;然而也有像2002年普立茲獎得主、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世界又熱、又平、又擠』的作者湯馬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今年3月在『紐約時報』專欄上寫道,除了美國之外,他最喜愛的國家就是台灣,且表示身為台灣人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事。對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自屬常態,更何況是現今台灣社會多樣的面貌與多元的立場。不過,我想以卡內基美隆大學(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教授蘭迪波許(Randy Pausch)的話,來提醒所有台灣人民。蘭迪波許教授罹患了胰臟癌,在他人生的最後一刻再次站上講台,跟學生以及聽眾分享他這一生所體會到的經驗。他說:「我們不能決定人生會拿到什麼牌,但我們能決定如何打好手上的牌。」
台灣的現狀,何嘗不是如此。台灣社會的對立,未必全因我們而起,但無論如何,切勿因我們而加劇,更期盼由我們開始拋出包容尊重、和諧共生的橄欖枝,共同解決爭議、化解對立。讓我們一起共同追求一個有希臘的理性哲學、羅馬的法律典章、宗教家的慈悲寬懷、優質的民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