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詩敏
一位我尊敬的前輩，生活上的好朋友，曾經在我一篇文章後寫著讀者後記 ：「…像詩敏這樣才20出頭歲的年輕台灣人，該說幸運還是不幸運呢？他所成長經歷的台灣社會是解嚴後的，看似甚麼都可說可做，但卻似乎少了環境所逼之下所產生的認同及建構台灣精神…」
我是1980年出生，開始懂事時，台灣已是處於一種控制下的和平、民主。懵懵懂懂的接受教育，上課時，上的是中國五千年歷史，長江、黃河只是課本上的圖片。常常抱怨著，背那麼多戰敗條款有甚麼用？！常常問說，這麼爛的帝國常常戰敗，幹嘛反攻，爛畢了！我住台灣，怎麼一點有關台灣的東西都不教？政府搞甚麼啊？！是的，這是我的怨言，不了解那悲情過去以及少了環境所逼之下的吶喊。「台灣、我所來自的小島」這樣一句話就可以形容我所了解的台灣。
直到出國求學後我看到了「鄭南榕」這一個名字是他的事蹟，很多的事情都改變了。他為了台灣人的言論自由說了：「他們不要想拘提到我的人，他們只能提到我的屍體！」1989年4月7日，那一年我9歲，「當警察到他辦的雜誌社拘提，鄭南榕以他準備好的汽油，在辦公室內引火自焚 …」讀著文字上的敘述，我能強烈感覺到他憤怒的眼神注視著前方，和那渴望自由台灣的心。我想起了在台灣受教育時的怨言，如果不是鄭南榕，我是否還能站在這世上？這就是我要求的有關台灣的知識，一段被藏著的事實。我問著，還有多少被藏著的事實還被隱瞞著？
2003年的228是我台灣意識被啟發後的第一個228。我像困陷在沙漠中、饑渴的人，找尋著有關228的書籍，在空閒時間，在課與課之間，不浪費時間的把這些書藉一本一本拿出來閱讀。讀著這些書，我感到呼吸困難，一股無名的力量一直壓迫著我。機關槍的掃射聲、受害者的慘叫聲、吶喊聲，一直在我耳邊響起。絕望的眼神彷拂注視著我。征服者的力量，受難者的痛苦，一幕一幕在我面前像幻燈片，緩慢的播放著。我獨處的時候，那景像，那聲音，一直重複的播放，多少次我被那景像驚醒，呼吸困難的喘息著，一次又一次的被眼淚侵占了我的雙頰…
台灣台南市，我出生的地方。民生綠園是從小多次經過的地方，每逢12月，都會立起一棵高大、裝飾過的聖誕樹。看著一對一對幸福的年輕戀人聚集在那，望著幸福的象徵，訴說著情話，給予幸福的承諾。這些人，有多少人記得228，有多少人知道，在近50多年前的這裡，民生綠園上，一名台灣人因為228被無緣無故的槍決，不准其家人收屍，任其屍首示眾。同樣的事情發生在全台灣的每一個地方，有多少人會在228這一天，感性的獻上一束花？
還有多少事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幸運還是不幸運？國家、土地的認同，竟需要在環境所逼泊下才能產生。我們是否是一群行屍走肉的新一代台灣年輕人？沒感覺地、任由發生過的事潛於流水中，而我們像浮萍，飄浮在這事實之上，永遠無法生根，永遠無法了解這塊被稱為Formosa的美麗土地。
1968年2月，一位以羅雲莊為筆名的作者，寫了一篇「台灣英靈誰祭念？」，文章裡問著當時的台灣人，設在台灣各地的祠、閣、亭、廟，記念的都沒有台灣先烈？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台灣人，幫助日本人打聯軍，後來被「祖國」統治者認為是幫日本人打「祖國」的「漢奸」。228革命，英逝的台灣人被認為是共產黨員，或是被日本長期洗腦的日本奴。一次又一次的，台灣人都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文章裡又提到「幾年過後，年長的一輩逐漸淡忘往事，年輕的一輩所知不多；這使人不禁痛心地問一聲：台灣英靈誰祭念？」。2003年的今天，過了離這篇文章35年後的年輕人沒經過那逼泊的年代，國家、土地的認同模糊了。填鴨的教育和社會，讓尋找事實的精神喪失了。人們判斷是非的原動力故障了，是是非非竟都陷入了灰色地帶。建構台灣的精神更不用說了，有誰知道「中華民國」在聯合國裡是一個已被消滅的主權，而台灣人出了台灣可以說是不被保護。現在取代的是自掃門前雪的精神。過了那麼久，很痛心的同樣一句話還要再被問一次「台灣英靈誰祭念？」。
今年的228快到了，我拒絕參加年輕人聯誼性的活動，也不參加被有心或無意扭曲下的228和平日「慶祝」活動。這是同是年輕人的我發出的抗議，為了為台灣努力的前輩們無言地付出無人知，為了台灣英靈只有小數人祭念，為了這些冷漠而發出的強烈無言抗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