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台灣國家發展的幾點思考    rdrcntr:826		2009-10-08 14:31:41
張燦鍙
不論是個人或團體，理想和目標不能改變；但是當社會在變遷時，我們的策略要與時俱進。每個月大家來這裡一起學習，保持這個習慣是很好的。 我最近看了一本書，裡面提起「死亡的定義」。由醫生來看，腦死或心臟停止叫做「死亡」；但是人如果失去學習的興趣，也等於「死亡」。因為社會的變化越來越快、越來越多元化、資訊知識爆炸，人應該「活到老學到老」。Thomas Friedman出版的一本書叫「世界是平的」，受到全球化與網路科技的影響，資訊得以快速流通，大家接收到資訊的時間都差不多快，所以他稱世界是平的。但我認為世界還不是平的，因為接到資訊的人會不會應用它，才是真正的問題。 台灣的問題實在很複雜，我在這邊只提出幾點觀察，請大家參考。最近台灣遭遇「八八水災」，大家都在討論。幾天前我去扶輪社演講，來賓也請我發表一些意見，我的看法是這樣：天然災害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人有沒有能力去處理？這才是比較大的問題。馬英九政權的「態度」和「能力」出了很大的問題。對執政者來說，天災固然是很大的壓力，但是，天災地變無法避免，台灣本來就是一個颱風、地震頻繁的地方，需要有長遠的應變措施。現在政府的危機處理，亂七八糟，讓我想到2001年發生在紐約的911恐怖事件，當時的市長Giuliani展現了「決心」、「意志力」、「能力」、「滿懷同理心」，讓人民有所依靠。浩劫後12天在Yankee Stadium 為市民、為國家祈禱會中他說：「911 N.Y.經歷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現在就看我們，是否願意將它轉變為最值得紀念的一天」。又說：「對於那些認為這個城市面貌永不再現的人，我只想說，你們說對了，這個城市的面貌會更加美麗」，展現他的人格特質及領導能力，也獲得Time magazine推崇為「2001年Person of the Year」，「城市之王」。其處理危機的態度和能力，就在這裡。 最近我和李登輝前總統，談到去年底發生的金融風暴，對執政者而言，面對全球的金融風暴，確實是很大的壓力，但反過來說，國會就不太敢反對政府追加預算。歐巴馬白宮幕僚長的名言「不要浪費每一個危機」，這是很有哲理的話。歐巴馬將追加的預算，不但用於短期的「振興方案」，並與長期進步的產業政策及社會結構綁在一起；包括「全民健康保險」，「教育的現代化」及「新能源政策」。在一般狀況下，預算可能很難過關，尤其是「全民健康保險」成功機率，更是微乎其微。反觀馬英九面對金融風暴，立法院通過的追加預算，絕大部分花在解決短期的經濟、失業問題。八八水災追加的預算也只想到眼前「安置」、「重建」等傳統思維而已。做為一個領導者，想像力太單薄，視野太狹窄，確實有問題。 「理想主義者的訴求」和「務實主義者的手段」 我們推動獨立運動，有理想也要有手段。我很早就一直提出我們要作一個「有理想的現實主義者」、「有現實感的理想主義者」。空有理想主義卻沒有務實的手段，會變成幻想主義者；若完全抱持現實主義而無理想，坦白說不值得我們去投入。「理想主義者的訴求」和「務實主義者的手段」，是從事政治運動必須有的態度。聯盟的目標很清楚—獨立建國，但是幹部不但要有理想、目標，更必須思考「策略」。每一個階段，我們都要思考適當的策略，來推動我們的運動。 先來看一些現狀。我最近常常看民調。有些名嘴信口開河，明明只是自己的想法，卻說「現在大家都這樣想」。雖然每一個單位作民調的方式不太一樣，但是民調至少比較客觀、科學、有根據。聯合、中時、自由、世新、政大、民進黨、台灣智庫、TVBS、天下、遠見……等等都會作民調，數字看起來或許不太一樣，但還是可以觀察到其中相同趨勢。以台灣前途而言，不分藍綠，超過90％的意見是「台灣的前途要由台灣兩千三百多萬人決定」，僅有不到5％的意見，是要和中國13億人共同決定。所以我們的主張是和主流民意符合的。 第二點，台灣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國名」的選擇或許會有不同意見，包括「台灣國」、「中華民國」等等。就我所看到的資料，贊成用「中華民國」的也佔了78％；但是若不論「國名」而詢問調查對象「台灣是不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回答「是」的就將近90％。所以差別只在於國名用「台灣」或「中華民國」。 第三點，台灣人身分的認同。1991年我被關在土城看守所時，在報紙上看到民調的題目是「你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說自己「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的，是個位數、「中國人」約60％，「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約30％。可是到今天，這個情況剛好相反。 所以我們具體的主張--「我是台灣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已經是社會共識。甚至像「天下」、「遠見」這樣親中的雜誌，民調也呈現相同的走勢。馬英九上任之初，遠見雜誌所作的民調，約有70％的受訪者認為「台灣和中國是兩個各自發展的國家」，但是到了上個月，提升了近十個百分比。對選民而言，這一點是不分藍綠的，也是我們最大的資本。我們要繼續主張，但不視為唯一的議題。 以選舉來說，既然「台灣認同」的民調遠高於「中國認同」，為什麼我們選舉會輸？「天下雜誌」從1995年至今所作的民調，目前主張獨立的比例是歷年來最高、主張統一的是歷年來最低。但歷年來的國情調查，一般國民所關心，認為最該優先處理的順序大概是：經濟發展、教育改革、社會貧富差距、整頓治安等等，統獨議題常常排在第六或第七順位。而台灣人民認為現階段政治領導人應具備的「特質」，依序為：清廉、負責任、誠信；領導人應具備的「能力」依序為：傾聽人民的聲音、把台灣推向國際、執行的魄力、建設台灣成為一個均富的社會等等。這個事實我們必須理智地面對，是無法忽視的。只靠「獨立」單一議題，又假如領導者不具備人民所期待的「特質」與「能力」，是絕對無法引爆感動人民的力量的。由此可見，投票行為牽涉的不只是國家主體意識，是綜合了各種考量之後所做的決定。 要「主權」，也要優質的「國家內涵」 我們的目標不但要主權獨立，同時更要有優質的建國內涵，目前獨派常常光談「主權」意識，對「國家內涵」的論述相當貧乏，這是無法贏得人民的感動。台灣要在國際社會讓人尊重，重點是自己「有什麼」，而非只是自己「叫什麼」。有了優質的國家內涵，包括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經濟發展及競爭力，高水準的人民素質與和諧的社會等等，才能厚植「台灣優勢」。「台灣優先」是主觀的、感性的；「台灣優勢」才是實力、理性的。有了「台灣優勢」作後盾，才有實力來倡導「台灣優先」，才能將「台灣認同」的社會共識，進一步轉化為更鞏固的「國家認同」。 獨盟遷台時，當時我非常樂觀，希望能在闔眼前看到台灣獨立，但是事過境遷，現在的我卻不敢這麼想。二次戰後，大多數新興民族國家，乃是以一種遽變的方式，諸如革命、公民投票等，來取得國家主權的獨立與國際間的承認。比起這些國家，台灣主權運動的演變過程，並非是革命推翻或是公民投票的遽變式，而是漸進式，演變式，分期付款式的。領土的爭議一直都是非常情緒性的難題，用協商談判的方式處理，通常僵持不下，進展緩慢；用武力則要付出相當的代價。1905年日俄戰爭帝俄割讓給日本的庫頁島，二次大戰後日本被俄羅斯佔領的北海道北方的四小島；目前有爭議的還有日、韓的「獨島」；台、日、中的「釣魚台」；牽連東南亞各國的「南沙群島」，「東沙群島」。自1920年起一直爭議不斷的黑龍江中的兩小島，拖了將近一百年，最近終於找出中、俄雙方可接受的解決方案。 台灣內部的國家認同，越來越有共識；然而現實面，台灣的國際地位則受到國際政治很大的影響，並不是我們主觀願望所能決定的。台灣的國際地位，可能一時還無法解決，特別是兩岸關係，有短期無法解決的「困難」，但我相信也有馬上可以「處理」的問題。所以我認為要「終極解決」台灣國家定位的問題，可能不是短期間可以達成的，因此我們大家不要再用「解決」台灣問題的角度，而是用「處理」台灣問題的角度來思考，使台灣能往有利的方向，繼續發展前進。 所以我一直主張聯盟要栽培年輕世代，讓他們接棒繼續打拼下去。我曾具體建議，不再吸收50歲以上的人入盟，但是這個提案沒有通過。人民團體可以有它的組織發展策略，例如年齡的條件、成員的背景，這並不是歧視。若要培養新的幹部，一定要有長遠的策略與具體的做法。 台灣從一個威權的政府轉型到民主體制，其實還只是起步，坦白說台灣人在處理事情時，威權的心態仍然很重。我不認為「選舉」等於「民主」、「政黨輪替」就是「民主」，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要內化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和待人處事的態度。 我認為在目前階段，所有的團體都盡量採用合議制，藉此培養民主素養，也能分享想法、分擔責任。權力可以移交，但是聲望無法轉移，一個團體若能兼有「老、中、青」三代，在決策時有相當人數的年輕人參與，就是培養新一代幹部的有效方式。 在敵人中找朋友，擴大影響力 十八世記法國哲學家伏爾泰說過：「我並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是我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在美國推動台灣獨立運動時，有些人反對我們的主張，我也常常回答：「雖然我主張台獨，但絕不會強迫你接受」。 在現今開放的多元化社會，意見不同是很正常的、不足為奇，重要的是要用什麼態度面對問題，有無能力處理問題。在多元化的自由社會，只有想法不同的競爭對手，而沒有你死我活的敵人。民主可以包容獨立、統一及維持現狀等不同的個人意識形態；但任何個人的意識形態，不能取代民主，凌駕民主之上。任何個人更不應該違背「台灣前途應由二千三百萬全體住民，以公民投票來決定」的基本立場。何況我們主張符合主流民意，我們應該要有信心，面對不同意見的人，用溝通與開放的態度，來處理台灣內部的矛盾。 中國共產黨自詡三項成功的法寶：黨的組織、紅軍、統一聯合陣線。毛澤東說，在一個組織當中，如果有三分之一是共產黨員，就變成共產黨的組織；贊成我們的，當然要團結；不贊成也不反對我們的，也要團結；反對我們的，也要在其中找出朋友。團結最大多數，就是共產黨席捲中國的原因。 我在美國主持台獨聯盟的時候，大家都說台獨聯盟最為激進，也說我的主張最激進。但是，當我看到韓國的反對運動，以自焚、跳樓自殺、丟汽油彈等手段來反抗獨裁貪污的政權；看到PLO（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為了建國、消滅以色列，從事劫機、汽車炸彈、自殺攻擊等等慘不忍睹的恐怖行動；看到南非的ANC（非洲民族會議），在1990年代為了反抗白人的少數統治及種族隔離政策，黑人放火、暴動、搶劫；白人警察開槍、丟催淚彈、放狗咬人等等情況，我真的覺得，我們實在太溫和了。推動台灣人的運動要符合台灣人的性格，「意志力」與「激進的言論」、「激進的行動」是兩個不同的範疇。 以中正紀念堂改名為自由廣場的議題來說，我個人認為這是非常合理的事情，然而，對的事情，用不對的手段、不理性的方法，以及錯誤的策略，反而不足以成事。據我了解，前教育部主秘莊國榮以激烈手段推動中正紀念堂更名事件時，民進黨內支持他的言論及行動的人，皆是不分區的立委，或當時不用參選的市議員，參與選舉的立委都不敢公開支持，因為他們很清楚知道民意支持度正往下掉。 中正紀念堂要改名為自由廣場，是相當符合人民的期待。如果拋給社會公開對話討論，我相信一定可以成功，一定可以形成改名的共識（Do the right thing right.）。同時如此作法，也是培養公民社會中，人民參與公共議題的絕佳機會，藉以培養人民的公民素養。在台灣，激進的主張、激進的手段，往往是改革的絆腳石。 決策的一致性、人際的信任感 我想來談談對中共的看法。現實上中共已經存在許久，而且是正在崛起的一個大國，我們不可能像在二、三十年前那樣故意忽視它，而是要考慮用什麼態度面對它。每一個國家都在和中國接觸，我們不可能避免接觸。但要我們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我們絕對不可能；要中國承認一邊一國，他們也不可能接受。有一些問題目前的確無法解決，但還是有另一些問題是現在可以處理的。在外交策略上，可以找到模糊地帶，爭論點暫時擱置不要討論，其他可以做的先做，或許要用這種態度面對。目前中、台關係是「互相否認」，如果要進一步「互相承認」，現實上不可能，因此馬英九主張「互相不否認」，這種「各說各話」的策略，在外交上是可以考慮的方法。但實際上，馬英九的表現並非如此，面對陳雲林來台，人家的底牌都還沒掀出來，他自己就先說「叫我馬先生就可以了」、又說「台灣地區、大陸地區」，不敢說「中華民國」，事後再解釋為「是中華民國領土的兩個地區」，實在很阿Q。 最近民進黨的許榮淑和范振宗到中國去參加論壇，回來被開除，理由是不能與中國接觸。如果要開除，最嚴重的應該是許信良，為什麼許信良不敢動？遊戲規則因人而異？組織如果無法對成員一視同仁，大家不會信服。政策要講清楚，執行時一視同仁，為什麼在開除許榮淑、范振宗一週後才說「我們的中國政策需要檢討、面對」？ 我和陳唐山交情很好，當他說要選台南縣長，一開始我並沒有鼓勵他，但是後來我改變了立場，原因是我發覺這場選舉的「遊戲規則」不公平。外邊了解的是，民調只要贏過對方9％，就算定局了，而陳唐山的民調贏了23％！派系運作讓團體的信任感無法建立，最後又出現一個理由說「世代交替」；我當然贊成栽培年輕人，但若講「世代交替」，台北縣長的提名為什麼就不能適用？ 組織內部的遊戲規則一定要公開、透明、不可以黑箱作業，否則大家互相不信任。我認為，人與人之間，政治理念不同沒關係，但是信賴感最重要。這是超越意識形態的，是人之所以為人的基本道理。內心誠實、態度誠懇、待人寬容的兩個人，即使理念不同，反對的聲音也會比較理性。但是，相同理念的兩個人如果沒有信任感，要合作也很困難。在眾多團體中，台獨聯盟比較上算是彼此有高度信賴感的團體。 公投--寶劍被當作菜刀 一個運動的「目的論」和「過程論」不能混為一談，以「加入聯合國」運動來說，加入聯合國是我們的目的，但這個議題，應該是不分藍綠都贊成的，但是，為什麼要挑選舉這個時機來處理呢？這樣一來馬上就引起對立，被質疑是為了選票。民進黨提案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國民黨提案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聯合國」，這兩個提案，一個是法理台獨、一個是兩國論。要在聯合國有一席之地，毫無疑問是社會共識，但為了選舉把這議題弄的不清不楚，互相對立，結果公投沒過關，國際社會的解讀變成「台灣社會對參與聯合國沒有共識」。 公投是很神聖的事情，像一把寶劍，不可以把寶劍當作菜刀亂砍！軍購的公投沒有過，武器還不是照樣買？這樣的公投沒有約束力、也不嚴謹，被濫用了。我認為當時，入聯的公投不需要強調國名，只要詢問人民我們是不是要加入聯合國，相信大家都會同意，如果通過，等於向國際社會展現台灣人民加入聯合國的強烈意願，雖然還沒達到我們主權獨立的目標，也算是前進一步，持續往對我們有利的方向邁進一步。 我們要有勇氣追求我們可以改變的事，也要有冷靜的頭腦面對目前無法改變的事，我們更要有智慧可以分辨兩者。若社會條件尚未成熟，就要思考先以「過程論」來處理。舉例來說，若以「正名制憲」和「台灣前途應由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來決定」作為公投之議題，後者被接受的程度會比較高。 公信力的建立 近十年來，台灣政治人物的公信力，磨損不少，因為面對問題常常「站在自己的立場」思考，沒有站在台灣整體的高度看待事情。我們以最近發生的兩件事情來檢視：第一件是「集遊法」的修改，記得聯盟在美國第一次前往聯合國示威，當時大家都沒什麼經驗，我跑去警察局說要登記遊行，警察一直笑，對我說：「不用登記，除了管制區以外，其他的地方隨便你走，如果需要維持秩序你再通知我們。」又說：「你一定是從獨裁國家來的？」 一個開放的社會，對人民很有信心，遊行不需要許可制，採報備制就好。 民進黨在野的時候，支持報備制、反對許可制。執政後2006年紅衫軍運動期間，國民黨主張報備制，民進黨反而支持許可制，甚至管制區還要劃大；紅衫軍要南下的時候，只有雲林、屏東縣政府批准遊行，但台南、高雄四縣市都拒絕。在野時支持報備制的民進黨，執政後卻以對自己是否有利的角度來思考「集遊法」，違背理想。現在民進黨下台了，又跟著野草莓說要支持報備制。換個位置、換個腦袋，這樣的轉變，如何取得民眾的公信力？ 我們應當站在「對台灣有利」的高度來看問題，人民期待的是一個不因政黨輪替而有別的社會正義。 第二件事情是最近升格直轄市的爭議，但這次的事件看來完全是政治考量，選舉考量，亂七八糟。國民黨是為了在台北縣阻擋蘇貞昌參選，才將北縣升格。民進黨氣得跳腳，說如果升格、縣長延任，他們要求釋憲。結果台南縣市、高雄縣市也升格了，縣、市長都可延任了，利益均沾，釋憲的聲音就消失掉了。這種分贓式的政治考量，如何讓人民信服？ 態度，能化敵為友 兩年前我和Tina，經由雪山隧道開車回去宜蘭，覺得方便許多，只要四十多分就可抵達。這也讓我憶起：當初在電視看雪山隧道的通車典禮時，我的心情相當複雜──這個世界級，極度困難的工程，台灣能夠完成，我覺得非常驕傲；但另一方面我也覺得很惋惜。在紅色的吉普車上坐著蘇貞昌、謝長廷、游錫堃、張俊雄等人，可是還少了一位唐飛，(不過當時唐飛可能不在國內，還算情有可原)。但是開通雪山隧道是1990年，郝柏村當行政院長時的決策，簡又新也說那是他任交通部長時動土的，是政策的延續性，方能有今日的成果。換成是我，我會邀請歷任的行政院長郝柏村、連戰、蕭萬長也來參加通車典禮，這不是搶功與否的問題，而是風度的問題。不但沒有損失，我相信用這樣的態度做事，小小的一步，政治上的諸多紛擾必能減少許多，同時也能贏得大家的讚賞。 簡單分享一些我的經驗與看法，當然，台灣面對的問題還很多，也非常複雜，我願意聽聽各位的意見與指教，多謝！ 提問與回應： 1.王康厚同志：民進黨發起的ECFA公投提案，已經遭到中選會拒絕，請問您有何看法？台灣人又該作何反應？ 2.侯榮邦同志：我有幾個感想，第一，選民的程度不夠，才會選出不夠格的總統，這表示我們的民主體制才剛起步；第二，我不認為藍綠都希望加入聯合國，統派認為加入聯合國就不能“統一“了，我相信馬英九也是這麼想的。 張燦鍙同志： 我常常想，我們要「看看別人、想想自己」。吳祥輝的「驚喜挪威」，寫到有三個挪威人曾拿到瑞典諾貝爾文學獎，第一位是1903年的班生(BJORNSON)，他是一位「挪威獨立」的「分離主義」作家。在「統獨之爭」正酣時，瑞典竟然把這最高榮譽頒給他。頒獎時更讚頌班生：「沒有任何國家的國歌，像班生為挪威所做的(是的，我們愛祖國)那麼動人。」瑞典人把諾貝爾文學獎經營得如此崇高，班生的致答辭也展現一代大文豪的風範：「多年以來，我和我的同胞致力追求挪威在聯盟國家中的地位。這種追求，對貴國是難堪的經驗。不過，挪威獲得平等的地位，應該也是貴國的光榮。」100年前北歐人就有這種風度與格局，實在美麗的不可想像。 我們再看韓國，前總統盧武鉉受困於貪污風波跳崖自殺。他被調查時，否認貪污，但承認他太太有拿人家的600萬美金。事後他無言面對國人，自我反省寫道「我無法繼續做你們追求新價值的象徵，我已沒有資格談論民主政治、公平正義，請你們忘掉我吧。」他雖然自認沒有司法責任，卻負起領導者該負的政治及道德責任，這是何等的政治擔當，何等的人格高度。 台灣是一個感性的選民社會，還不是一個理性參與的公民社會。有什麼樣的選民，就有什麼樣的政治人物，羅馬帝國的凱薩大帝被布魯特斯刺死，布魯特斯說：「我沒想到你殘忍的像隻獅子。」凱薩在斷氣前回答他說：「因為羅馬的人民是一群迷羊。」暴君是民眾縱容出來的，所以不能只怪政治人物，選民也有責任。 加入聯合國的議題，我相信當時如果把問題設定成「要不要加入」，暫時不要爭論名稱問題，絕大部分的人是會贊成的，政治人物就算他心裡反對，表面上也不敢說的，這就是我們運用民意來施壓反對者，以達到我們的目的。 關於ECFA，我想中國在經濟上、軍事上、國際政治上，已經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連雲林縣長也去過中國推銷該縣的農產品，高雄市長也談中國觀光客為何不在高雄下機落地，中國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般。不過我們不只要看一個國家的GDP,更要看競爭力。最新的觀念是要看Green GDP(環保、永續發展)，與Golden GDP(文化、人文價值)。 至於ECFA，國民黨只說ECFA的優點、民進黨只說ECFA的缺點。事實上全球化經貿的交流合作，既是機會，又是風險，不全然是機會，也不全然是威脅。我們不應該只談正面，也要談負面，不只談機會，也要談風險，要有客觀冷靜專業的評估，也要有高度老練的談判交涉策略。雖然中國的市場很大，但不是台灣唯一的市場。何況中國的經濟也不像大家想的那麼樂觀。市面上有好幾本書，像「中國無法偉大的50個理由」、「看不懂的中國經濟」、「脆弱的強權」「中國不高興」、「中國告急」，各位可以參考。 3.陳茂雄同志：我認為民進黨反對ECFA，不是經濟議題、是政治議題。一旦經濟環境統一了，政治統一就難以避免，就算中國在訂定協議時處處讓步，也只是因為要吃掉你的市場，讓你依賴越來越深。燦鍙兄提到的政治理想確實非常好，可惜台灣是個「不正常」的國家，我所想的是用「不違背良心」的方式贏，而不是用「最理想」的方式。台灣的選舉只能談「政策賄選」，很難談「改革」，因為特權被削減的族群，一定不會把票投給你。 4.楊正義同志：綠色的應該主張院轄市和普通縣市的選舉應該同日，否則很容易作弊。 張燦鍙同志： 我認為這次的改制完全是政治思考，選舉考量。事實上台灣需要專業，可長可久的行政區域重劃，不用再分直轄市，普通縣市等等，各縣市一律平等，平均發展才對，如此選舉就自然地會在同一天舉辦。 雖然我談的事情比較理想，但推動起仍然要很務實，即所謂「美麗的願景，務實的行動」，有些事需要長時間的鋪路，需要時間來解決，不是短期間就能看到結果，但是我們要有耐心及意志力。台灣的問題與愛爾蘭比較起來，還不算嚴重。愛爾蘭過去是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連馬鈴薯都不夠吃，大量向外移民。為了抵抗英國殘酷的殖民統治，以生命與鮮血、大膽激進的行動爭取獨立，在愛爾蘭有一句古老諺語說：「愛爾蘭的河水是鹹的，因為那是愛爾蘭人的眼淚」，在1987年還被「經濟學人」雜誌稱為歐洲的乞丐呢！當時整個愛爾蘭人的生活非常困苦、政治動亂不安。在金融風暴發生前，愛爾蘭國民所得接近5萬美元，高居歐盟第二，並號稱是世界的投資天堂。 我仔細探討這個原因，發現愛爾蘭的改變最主要來自於愛爾蘭人思考邏輯的轉變，遇到問題時不是爭論問題、解釋問題、解釋立場（make a point），而是想辦法找出實際具體的解決方案（make a difference）。有句話說：「If you are not part of solution, you will be part of problem.」，如果你不是解決問題的一部分，你就是製造問題的一部分。我希望大家能夠用這個態度來面對問題、思考問題、解決問題。 5.何康美同志：我們常常拿別人的例子來說自己，可是解決問題，也要有「人」來解決，這個「人」怎麼產生？台灣政壇有人可以解決問題嗎？還是只能罵來罵去？ 張燦鍙同志： 我想這可以分成「人的問題」和「制度的問題」。我個人傾向內閣制，集體決議，內閣隨時可以被倒閣撤換，或許這樣才能培養台灣政黨間「溝通、協調」的能力。至於人的問題，我們很容易排斥意見不同的人、甚至給人家扣帽子，威權的心態還很重。我常說，如果只看每個人的缺點，天下沒有一個人能用，只看每個人的優點，每一個人都可以用，「天生我材必有用」。大發明家愛迪生小時候耳朵重聽、成績又不好，但是他說：「因為我重聽，所以大家和我說話都簡單扼要，不囉唆，而且講話很大聲；我相信講話大聲應該比較不會說謊。」這就是用正面的態度在看待事情。 6.李勝雄同志：我在世界中委會有一個提案，要提升國家認同，將各處可見的「全省」，例如「全省分店」、「全省配送」建議他們改為 「全國」。此外，現階段不須排斥中華民國的名稱，這是「軟繩牽豬」的漸進方式， 7.侯榮邦同志：民進黨要為「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它的名字叫中華民國」這句話負責，因為這是民進黨執政時期喊出的。 8.何康美同志：這次我參與高雄世運，看到會場內各式各樣的旗幟揮舞，我認為這是一個好現象，大家都公開表達自己的看法，而不是爭論「我的比較對、你的完全不對。」 張燦鍙同志： 我也認為這次高雄世運辦得很成功，台灣不曾辦過這麼大型的國際運動大會。陳菊的表現很有自信，一句：「台灣這個苦難的國家」就說出了「 台灣是一個國家」的立場，恰到好處又不起爭議。我們不要一味強調不同的地方，而應繼續接觸協商，擴大有共識的議題，縮小不相同的部分。即使短時間無法取得共識，應暫時擱置，agree to disagree 互相尊重；對於有共識的議題，就攜手共同合作推動。因為只要有機會共事，就可增進相互了解，會慢慢建立起互信的基礎，之後事情應會越來越順利。 *2009年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盟員講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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