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議院議員及前任防衛省副大臣
長島昭久
風雨前的寧靜－－ 釣魚台列島「國有化」的始末
2012年4月22日，當時擔任東京都知事的石原慎太郎打電話給我，魯莽地向我提出這樣的要求──「雖然我跟野田首相不太認識，但仍是想跟他見個面，幫我安排一下吧？」當時我人正於首相官邸值勤，以首相輔佐官的身分負責外交及安全保障的相關事務。然而，當石原都知事向我提出這個要求時，突然浮現在我腦海裡的卻是「尖閣」這兩個字。原因是在不久之前，也就是4月16日那天，石原都知事剛於美國保守色彩濃厚的智庫──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上，發表東京都「釣魚台列島購入計畫」這個充滿衝擊力的聲明。
「有什麼事情嗎？很急嗎？」面對我連續的提問，石原都知事急躁且不耐煩地表示：「是橫田！橫田阿！在野田首相訪問美國之前能安排好嗎？」
原來是橫田基地的事啊，如此一來便可以理解石原都知事為何如此急促了。由於美軍的橫田基地的「軍民兩用化」關係到2020年東京奧運的基礎設施整備，因此受到外界極高的注目與關切，然而，事實上自我進入首相官邸就職之後，我便曾經與石原都知事的親信團體共同合作，意圖將橫田基地軍民兩用化一事置入日美政府間的正式議程，並反覆地舉辦關於此事項的研討會。
在歐巴馬政權下負責亞洲外交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以民主黨在野時期便已經創立的智庫──「新美國安全保障中心」（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CNAS）的上級顧問克隆尼（Patrick Cronin）為中心，加上過去擔任駐日美軍司令官的美國空軍退役將軍與熟悉基地問題的日本或者美國的前任政府高官等人，共同進行橫田基地的官民合作專案，並預計於2013年內公布官民合作專案的最終報告書。
總而言之，雖然石原都知事在電話上沒有馬上切入釣魚台列島事件，使我鬆了一口氣，但另一方面，我卻有一種狂風暴雨即將來臨的預感。我感覺到在不久的未來，可能會發生比兩年前九月的中國漁船衝突事件更為嚴重的事件。
石原家族的事、SAIS與CFR的事
我與石原家族的交情長達半個世紀左右，而石原家族也刺激我將成為政治家當成我的人生目標。石原都知事的次子－石原良純是一個優秀的演員，同時也是個相當活躍的氣象主播。我與良純共同在慶應義塾幼稚園一起就讀，由於良純剛好跟我是同一個年級，因此，我跟良純在小時候便常常一起搭電車上下學。
1989年七月底，剛好我正於慶應義塾大學研修碩士學位，良純連絡我希望我能夠幫他一個忙。因為他的兄長－石原伸晃（曾經擔任過自民黨幹事長，目前擔任環境大臣）剛辭去《日本電視》的政治記者，並且有意參加下一期的眾議院大選，因此良純希望我能夠幫忙助選，使石原伸晃能夠在眾議院選舉後順利當選。
在這之後，我為了更加深入地學習外交與安全保障事務，於是我前往美國。我在31歲時展開我在美國的留學生涯，在面對不熟悉的語言環境之下，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的高等國際問題研究學院（Paul H. Nitz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SAIS）取得國際關係碩士學位。SAIS是冷戰時期著名的戰略家尼采（Paul H. Nitze）所創設的國際政治領袖培育學院，集中以美國為首的世界各地的中階精英，使這些精英嚴密地接受國際政治領域的學習與挑戰。其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卡特政權時期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ński）的課程，雖然課程內容非常扎實，但一問一答的蘇格拉底式的教學方式也讓整個課程氛圍充滿了緊張感，這樣的學習過程成為我人生中的重要回憶之一。
從SAIS畢業之後，非常幸運地我進入具有代表性的美國智庫「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CFR）就職，成為該智庫第一個採用的日本籍研究員。最初我加入「朝鮮半島和平專門小組」，負責朝鮮半島相關事務。透過該小組，我認識了美國前國務卿－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美國前國防部助理部長，現為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前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SC）亞洲事務高級長官，現為美國戰略暨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副所長及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副教授－格林（Michael Green）等人，日後我也陸續地熟識許多熟悉日美關係的專家。
然而直到目前為止，只要提到CFR，日本內部仍有許多陰謀論的聲浪出現，許多人認為CFR是個「打算支配整個世界」的陰謀組織。我也曾經讀過宇野正美的書，然而，即便我曾經想像過這樣的可能性，但與CFR有關的著名政治家、學者或者是商業人士相比，大家都是世界級的菁英分子，像我這樣的平庸之人在其中也只不過是個微不足道的小角色罷了。事實上，只要實際去參與CFR，就可以發現事實與傳言的陰謀論相差甚遠，CFR實際上是個開放且嚴謹的超黨派智庫。
總而言之，在美國的七年期間所培育的社會資本對我而言是一個寶貴的財產，而現在正是檢視其真正價值的最佳時機。
感動於野田首相的決心
讓我們再將時間快轉到2012年的春天。4月29日，野田首相前往美國華盛頓DC進行正式訪問，這也是民主黨執政以來的首次的華府訪問。而在野田首相出發的兩天前，也就是4月27日，野田首相在首相官邸接見了石原都知事。
在短短15分鐘的會談中，石原都知事不怎麼提到釣魚台列島的事，反而是將矛頭指向外務省，熱烈地談論橫田基地的「軍民兩用化」。野田首相一方面認真地傾聽石原都知事對橫田基地的主張，另一方面他也尖銳地感受到釣魚台列島問題的急迫性。在這之後，外務省與東京都之間勢必會針對釣魚台列島問題進行一場激烈的爭論。
「反而沒什麼提到釣魚台列島呢」在與石原都知事結束會談後，野田首相叫住當時也同席的我。「那麼，你對釣魚台列島問題有什麼看法呢？」野田首相這麼問。我提出自己真實的想法，表示：「與其讓東京都去購買釣魚台列島，還不如讓國家來買。這樣才是合乎道理的作法。」聽過我的想法之後，野田首相沉默了下來，自言自語的說：「原來如此」。
20天過後，野田首相終於下達高度機密指示，表示將要進行「政府購買釣魚台列島計畫」的相關檢討作業。野田首相從首相官邸的總理職務室向以藤村修內閣官房長官為首的極少數政府高階首腦傳達他的決心，表示必須開始進行三方祕密交涉。這三方所代表的是中國政府、東京都與具有釣魚台列島土地所有權的所有人。由外務省負責跟中國政府進行交涉，針對東京都的則是在下我，而針對土地所有人的則是內閣官房副長官長濱博行。
我對於野田首相展現這樣毫不動搖的決心，真的感到非常驚訝與感動。
在某日夜晚，我將這樣的事情寫入我的日記中，也敘述著我必須開始進行的決心。「若以國家的名義來購買釣魚台列島，勢必無法避免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衝突，即便在國內政治，我也對與石原都知事的之間的衝突有所覺悟。」
「悄悄的進行」
我們最終採取的方法仍是「悄悄的進行」。也就是說，參與人只限縮於首相官邸與外務省的相關人員，透過彼此之間的緊密合作，在絕對保密的情況下進行政府購買程序，可以的話預計於數月之後再對外進行正式發表。
我們採取這樣的秘密手段，一方面也是參考台灣的例子。2004年1月，台灣政府進行釣魚台列島土地登記一事，3個月之後才對外進行正式發表。
透過政府購買計畫，只不過是將釣魚台列島的所有人名義從民間私人機構移轉至國家機構而已，關於釣魚台列島的現狀並不會有任何的改變。因此我們合理的判斷，中國方面應該不會有什麼特別嚴重的騷動。
然而，就在7月上旬，首相官邸內傳來一個令人震驚的消息。令人出乎意料的是，《朝日新聞》已經獲得了政府秘密作業之訊息，並且隨即就要披露這件事實。雖然驚訝不已的我們使盡全力，要求《朝日新聞》不要對外公開這項消息，然而《朝日新聞》仍於7月7月以世界級獨家之姿揭露了政府秘密作業的事實。值得一提的是，7月7日對中日兩國而言，是個具有特別意義的日子。因為75年前的7月7日正好是「蘆溝橋事變」爆發之日。
《朝日新聞》上斗大的「國有化」三字，不但阻礙了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對話，也成為了妨礙日本與美國之間對話的元凶。「國有化」的英文翻譯為“nationalize”，不但有日本政府從民間收購釣魚台列島的涵義，也帶給國內與外部國際社會日本單方面改變現狀的印象。
被迫轉換的「悄悄進行」路線
原先的計畫是打算秘密地分別與東京都跟土地所有人協商，進而取得政府購買釣魚台列島的協議，在完成政府與這兩方之間的協議程序之後，數個月後再取得日中基本的共識及同意，最後對外進行正式的公開發表。然而，這樣的「悄悄進行」路線卻在剛開始進行一個多月左右被迫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突然被丟進喧譁吵鬧的環境之中。這種感覺就像是工作人員正在舞台上忙碌奔波進行準備工作之際，突然之間布幕無預警的升起。
根據《朝日新聞》的報導，營造出宛如日本率先對對手進行挑釁的印象，並且不斷地在國際社會擴大，因此政府也疲於控制日本國際印象的損害。首先，是與中國的接觸及溝通。詳細的方法難以用簡單的文字加以明確敘述，簡單來說，身為首相輔佐官，我所運用的管道是多元分歧的，包含正式的外務省來與中國接觸，另一方面則使用各種非正式的渠道。
我主要透過以下的三點說明，希望能得到中國的理解。首先，這次的「政府購買釣魚台列島計畫」並不會特別地改變目前的現狀。其次，「國有化」一詞其實誤導了真相，事實上只不過是將釣魚台土地所有人的 名義從民間機構轉換至政府機構（國土交通省）而已。（況且，1932年日本政府販售釣魚台列島，其土地所有權從國家轉移至民間機構，這次的措施也不過是再度將土地所有權置入國家而已。）最後，石原都知事的購買計畫是打算光明正大的活用與利用釣魚台列島，如此一來更會造成中日關係間無法計算的損傷，因此政府這次的購買計畫其實是不得已的下策。
另一方面，釣魚台列島五島之中的「大正島」早於1921年就被當時的日本政府（財務省）所購買，故日本政府這次購買釣魚台列島的行為並非先例。此外，真正將釣魚台列島「國有化」的應該是中國而非日本。1992年中國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領海及毗連區法》，正式將釣魚台列島歸為中國的自有領土。然而，雖然我方提出這些反駁來企圖說服中國，但最終仍是未能取得中國的理解。
中國曾經再三向日本警告，若讓東京都購買釣魚台列島，勢必會建立船隻停泊處、新設燈塔並且派遣職員常駐於釣魚台列島，而成為最糟糕的情況。面對中國的警告，我國政府則表示「為了維持與管理釣魚台列島的和平與穩定，日本抱持著國家的責任，出面購買釣魚台列島，對中日兩國而言不是更為理想嗎？」然而，要讓中國接受這樣的說法仍是相當困難。
中國不具有我國法治主義的最基本程度理解（或者是不願意去理解），中國屢次表示：「既然石原都知事只是地方首長，為何中央無法控制地方的聲音？為何政府會受到土地所有人意圖的影響？」另一方面，就算中國能夠理解我國的法治主義，中國也會認為野田首相與石原都知事之間一定具有私下陰謀，企圖共同操弄釣魚台列島議題。因此，中國根深蒂固的對日本的不信任可能也會妨礙中國對此事件的正確理解。
2012年的8月下旬，石原都知事與野田首相會面進行極密會談。之後，「石原與野田的陰謀論」之說也浮出檯面（正確來說，是被石原都知事於記者會洩漏兩人之間的秘密會談），而這也成為中國政府首腦認定日本具有陰謀的不動如山鐵證。
理所當然的，對於在野田首相與石原都知事兩者之間忙碌奔走而感到精疲力盡的我而言，根本就沒有所謂的陰謀。在當時，由於東京都購買釣魚台列島計畫所獲得的募款已高達14億日元，石原都知事就算想要退出也已經無法回頭。而在野田首相最後終於決定由政府出面購買釣魚台列島時，我夾在雙方之間而陷入「忠孝不能兩全」的困境。正如同歷史上，平重盛被迫夾在父親平清盛與後白河法皇中間一樣，我在當時便能深刻地體會平重盛那種左右為難的苦惱。雖然，石原都知事在此事件發生之初曾不避諱地公開表示說「最好還是讓國家來購買」，但石原也明確且嚴厲地要求國家在購買釣魚台列島之後，應該盡力地去活用與利用釣魚台列島。
另一方面，整個購買釣魚台列島事件之爆發恰好碰上眾議院大選的最後倒數，當時幾名可能成為自民黨總裁的有力候選人都異口同聲地表示「必須以強硬的態度處理釣魚台列島問題」，進而煽動我國國民的民族主義。是故，野田內閣一方面必須管理日中關係，另一方面又要面臨「反中」的沸騰民意，而陷入兩難困境，我也只能不眠不休地進行相關作業。
美國的真心話
對中方面，日本的外交部門開始動員所有可能的外交渠道以對中國政府進行溝通，包括中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志軍與黨中央負責外交政策決策的「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的中央外事辦公室主任戴秉國，同時他也兼任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我們努力地向中國政府官員解釋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台列島並不是要「改變」現狀，反而這是「維持」的現狀的唯一實際方法。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前往中國與中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進行會談，最終促成日中邦交正常化。在這之後，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或者是雙方的政治家之間便具有一股若有似無的「無言的默契」。我們努力地向中國權力核心轉達，為了維持雙方這種「無言的默契」，由日本政府出面購買釣魚台列島是唯一的道路。
1979年當時的外務大臣田園直於國會進行答辯時，曾經針對中日間的「無言的默契」提出明確的說明。田園直表示，所謂的「無言的默契」意指日本與中國雙方之間「應該謹慎地採取任何刺激性與宣傳性的活動」（參考1979年5月29日眾議院內閣委員會之會議紀錄）。另一方面，關於目前社會廣泛流傳的「中日間沒有暫時擱置釣魚台主權爭議的共識」，已經被許多專家學者公開表示證實，在這裡便不多加敘述。上述的專家學者包括：1972年9月田中首相與周恩來總理進行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交涉時，同行的條約課長－栗山尚一；1978年8月日中雙方交涉《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之簽訂時，同席的中國課長－田島高志；《日中國交正常化》一書之作者並且同時身為釣魚台爭議的研究權威－中央大學教授服部龍二。
在處理與中國之間協商問題的同時，我也同樣費盡心思地向美國傳達日本的心意。當時的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是我的朋友，而他正好也在日本，因此我排定時間與坎貝爾進行非正式的會談。會談中針對正在發生的釣魚台列島購買問題，我試圖在不偏離立場的範圍內，盡我所能地向坎貝爾說明日本意圖與政策，並且互相交流彼此的意見。
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90年代柯林頓政權下擔任國防部副助理部長，在主導完成日美安保的重新定義之後，於華盛頓的頂尖智庫CSIS擔任副所長。之後，坎貝爾與歐巴馬執政時期擔任國防政策副部長的佛洛諾依（Michèle Flournoy）共同設立民主黨智庫－CNAS。2008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初選時期，坎貝爾擔任希拉蕊（Hillary Clinton）的外交政策顧問，而希拉蕊雖然最終無法勝出仍被歐巴馬總統提名擔任國務卿，而坎貝爾也一併進入國務院，負責美國對日及亞洲的總體策略。
在過去那段非常艱困的鳩山由紀夫執政時期，體質堅韌的民主黨正重新規劃外交政策軌道，當時給予支持的正是坎貝爾助理國務卿。因此，在這次野田政權極端困難的決策上，我認為提供坎貝爾正確的資訊是必要的。同時，坎貝爾在過去建構美國與中國權力核心之間的緊密聯繫機制，所以更需要認真傾聽坎貝爾的分析。
坎貝爾傳達下的美國心意是很明確的，那就是美國無意介入日中間麻煩的紛爭。事實上，日本二次大戰戰敗後，在美國的主導之下日本藉由《舊金山和約》（Peace Treaty of San Francisco）的簽訂重返國際社會，而《舊金山和約》明確記載1971年的《沖繩返還協定》（Agreement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ncerning the Ryukyu Islands and the Daito Islands）的議事紀錄上清楚地記載日本領有釣魚台列島的事實與經過，但美國從不在公開場合上承認這項事實。因此，老實說，就像美國過往的姿態一樣，美國的真心話就是如此。
我催促以坎貝爾為主的華府各個日美關係專家公開表態美國明確支持日本具有釣魚台列島主權的立場，並引用1956年至72年之間美國海軍在釣魚台列島的赤尾嶼（日文：大正島）與黃尾嶼（日文：久場島）設立射擊與爆破演習場這項事實。然而事實上，日美同盟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困境。一種是擔心自己被捲入同盟國的紛爭與戰爭，另一種則是擔心自己被同盟國所拋棄。以前者來說，過去美國參加越戰、波斯灣戰爭或伊拉克戰爭時，日本內部就會開始出現這樣的爭議。然而另一方面，若本身對同盟國而言沒有太多作用，甚至成為同盟國執行外交政策的一項阻礙因素的話，則可能很快的就會被同盟國所拋棄。這就是嚴峻的國際政治現實，1923年日英同盟解散的狀況，便如同後者一樣。
與坎貝爾對談之後，對於日美同盟成立以來，美方首次抱有不願被捲入其他紛爭的猶豫，我有某種難以言喻的感慨。但不管如何，目前當務之急的仍是盡快地去除美國的擔憂。然而，當我國面臨戰後最大的外交危機時，如何才能「活用」美國的力量？對我而言，這個問題才是最重要的。為了讓日本能夠更加活用美國的力量，我國必須在最大許可範圍內，向美國提供正確的情報資訊－包括我國的立場與處理應對策略。
正是為了維持釣魚台列島的現狀，日本政府不得不以這種方式處理石原都知事的「爆走」，而我們也已經向中國反覆地傳達我們的意圖，表達日本絕對沒有任何挑釁的意味。我誠懇且謹慎地向坎貝爾說明上述的日本意圖與策略。由於坎貝爾有自己在中國的人脈，因此以他從中國取得的情報為基礎下，坎貝爾不單純只是推測中國方面的想法而已，他其實在這次事件中具有高度的敏銳度。他仔細地探討所有日本可能的選擇，直率的表示日本不但要謹慎的思考，並且應該慎重地採取任何行動，而之後再去處理東京方面的問題。
中南海的權力鬥爭
雖然《朝日新聞》的獨家報導擾亂了一池春水，但「悄悄進行」計畫仍漸漸地取得一定程度的成果。為了維持日中雙方間的「無言默契」，我們感受到中方有對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台列島一事具有某種程度的「默默許可」。我想，至少像戴秉國這種的層次上級幹部已經傾向於默默許可日本的行為（理所當然戴秉國本人或其他上級幹部並不會親口承認）。
但是中國這樣的氛圍也隨著八月的來臨而跟著有所變化。其中的原因究竟為何目前仍不能得知。但或許跟中南海的權力鬥爭有所關聯吧。進入秋天之後，不但中國原先預定舉辦第十八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的日程往後延期，歷年來都在七月舉辦的中共中央高層的「北戴河會議」也延至八月上旬才開會。
以習近平為首的中共新權力核心成立後將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帶到了另一個頂點，且權力鬥爭的激烈化可能也是導致2013年3月薄熙來事件爆發的一個重要因素。薄熙來在過去以打擊官僚組織的瀆職腐敗而享有盛名，也被外界預估是這一次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決策組織）的成員之一。因此過去就有傳言說薄熙來這次的失敗是因為「團派」（以胡錦濤為首的共產黨青年團體）與「上海幫」（以江澤民為首的派系團體）之間對主導權的激烈鬥爭下的犧牲品。我同樣也認為這種可能性是極高的。
尤有甚者，在胡錦濤的親信令計劃的親人的醜聞事件爆發後，中南海的權力鬥爭陷入大混亂局勢，結果也一併地摧毀日中雙方在釣魚台事件上的「合作」。
在激烈的權力鬥中後，原先「默默許可」日本購買釣魚台列島的派系也逐漸降低其在中南海的影響力，而直到9月9月於海參崴所舉辦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我們才大概能了解中國方面的想法。當初，雖然中日雙方的外交單位試圖在5月探詢彼此首腦能夠會面的機會，但在日中韓首腦會議之後並沒有適合雙方首腦進行會談的場合，因此便積極利用APEC會議開始前與結束後的雙方首腦「閒話家常」的時間來進行釣魚台事件的討論。
關於雙方談話的內容在這裡無法很詳細地陳述，簡單來說，胡錦濤主席對於這次的釣魚台事件，他警告日本：「購買釣魚台列島是一個錯誤的決定，並且會導致嚴重的事態發生」。對於胡主席的警告，野田首相冷靜地向胡主席傳達日本明確的意圖。
最後，雙方仍舊未能對此事產生共識，野田政權也按照既定策略前進，於10日後的相關閣僚會議上正式確認政府購買釣魚台列島一事，9月11日完成釣魚台列島所有權的移轉登記程序。
4日後，也就是9月15日，中國各地發生大規模的反日示威抗議活動，以表達對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台列島一事之不滿。一部分的中國民眾手段更為激烈，相繼破壞與搶奪豐田汽車與本田汽車的販賣店鋪，並且攻擊松下電器的電子零件工廠與永旺綜合購物百貨公司等日本企業。雖然最初北京當局的態度是同時公開與私下縱容國內的反日示威活動，但始料未及的是，反日示威活動最終升級至對共產黨政權的不滿，特別是對社會階級差距與官僚貪污腐敗的憤怒，而發展至全國性的暴動，因此北京當局只能在918事變的隔日展開滅火行動，以消除全國民眾的憤怒。
乍看之下中國這次的反日抗議示威活動似乎跟過往沒有什麼不同，但令人注目的是這次民眾高舉毛澤東肖像的行為，輕微地暗示了今後中國社會的不穩定性。根據我所聽聞的，示威遊行者之中包含了企圖復活「毛澤東路線」的薄熙來支持者，而毛澤東的肖像上也寫著「釣魚台是中國的，薄熙來是人民的」這樣的標語。9月28日，中國共產黨做出剝奪薄熙來黨籍的嚴厲處分，是故，回顧過去發生的一連串事件，不容否認「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台事件」也被捲入了中國的權力鬥爭之中。
身為國際情報分析方面首屈一指的專家－前日本駐泰國大使岡崎久彥，在這次釣魚台事件的前幾個月曾經投稿至《產經新聞》的〈正論〉，表示：「薄熙來事件之後，北京當局已無法容忍反日的示威活動，因為他們不曉得「反日」活動何時會轉變為「反政府」活動。」（2012年6月1的）。岡崎久彥也曾在我主辦的研討會上表示：「關於這次釣魚台事件引爆出中國民眾的反日活動，很難從戰略與合理性的角度來解釋為什麼中國政府能夠容忍這次活動可能導致的風險，因此在我的推測之下，應該具有其他的因素才是。其實，也就是中國領導精英內部的權力鬥爭。」
另外有一種說法則否定了中國內部的權力鬥爭說， NHK9月28日的報導指出，導致中國政府在釣魚台問題上激烈反應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就是，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感覺自己被野田首相「羞辱」了。根據NHK的報導，中國前外交部長唐家璇於27日晚間與日方友好團體代表共進晚餐，而根據同席的自民黨前幹事長加藤紘一的引述，唐家璇表示「日本的舉動讓中國顏面全失」。另一方面，也有報導指出當時的外務副大臣山口壯與攜帶胡錦濤親筆書信的戴秉國會面時，滿口謊言的表示「日本政府沒有出面購買釣魚台列島」。然而，在這裡我必須先加以聲明，報導內容完全扭曲了事實的真相。
正如前面所敘述的，在《朝日新聞》的大獨家披露之後，我們便努力地向外界說明我國政府的政策方針，希望尋求外界對我們的理解。因此在購買釣魚台列島的正式閣議決定之前，我們便已經向中國的外交當局傳達真實的訊息。
這也突顯了我國的大眾媒體的重大缺陷，面對中國正在進行的「輿論戰」（輿論戰、法律戰與心理戰為中國的對外政策的三大戰術，簡稱「三戰」），我國媒體毫無防備地讓中國成功地塑造對其有利的輿論，而沒有任何因應之道。
身為防衛副大臣的最後任務
2012年10月，我在野田內閣第三次的內閣改組之後於新擔任防衛省的防衛副大臣。當時恰好碰到中國公船屢次侵犯我國釣魚台列島周邊領海事件，因此我也忙於處理這方面的問題。很明顯地，中國侵犯我國釣魚台領海的舉動是為了測試日本的態度。或許更明確的說法，是企圖測試日本靠山－美國的態度。
發生了這樣的大事，當務之急是努力強化我國自身的防衛基礎，特別是快速強化以釣魚台列島及沖繩為中心的西南區域的國防體制。在這之中，我認為特別重要的是「美國」因素，日本如何與同盟國美國加強更為緊密安全保障合作關係？如何去「活用」美國的力量？這些問題佔據著我的腦海。因此，我在與當時的防衛大臣森本敏商量之後，前往美國與美國國防副部長卡特（Ashton Carter）和助理國務卿坎貝爾會談，雙方同意將開始進行關於日美防衛合作方針重設的具體實務作業。當時民主黨正面臨解散國會的危機，因此民主黨總部正如火如荼地準備即將來臨的眾議院選舉，我在那個時候選擇出國無非是個大膽的舉動。
同時，國內對策也非常重要。非常罕見的是，我在回國之後以野田政權底下防衛省「政務三役」的身分受邀前往自民黨的國防部會，向其說明這次的訪美報告與重新設定日美防衛合作方針的相關意義。外交及安全保障問題直接關係一個國家國家利益，因此應該以超越黨派的態度處理這些問題。加上為了不讓政權輪替之際產生不必要的混亂，我選擇出席。當初民主黨從自民黨手中取得政權時，關於外交及安全保障的相關政策只能說是一片混亂，並沒有做好妥善的任務及工作交接。為了不再重蹈覆轍，我在取得野田首相的許可之下，出自交接的精神出席自民黨的國防部會。
最後，民主黨輸了2012年的眾議院選舉，野田首相也隨即宣布辭任民主黨黨魁。野田首相宣布辭任黨魁的隔日，也就是12月17日，我看著白宮發言人卡爾尼（Jay Carney）在例行記者會的最後發言，我才感受到我們又再一次以在野黨的角色迎接未來全新的挑戰。
在這裡我想要另外感謝歐巴馬總統對於野田首相任內所達到的日美關係成果所帶來的貢獻。歐巴馬努力貢獻下的日美合作關係不僅限於兩國之間的議題而已，更擴及至地區甚至全球層次的廣泛議題。然後，我也要感謝野田首相的努力，期望野田首相日後也能繼續活躍於舞台之上。
釣魚台事件的核心
關於野田政權「由政府購買釣魚台」的決策，外界有很多看法，也從很多角度出發來檢證結果成效。多數的聲音是負面的，有的是批評野田政權，有的則是批評石原都知事。
「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嗎？」若有人這樣問我的話，我會引用陸奧宗光曾經說過的話來回應：「我不得不相信沒有其他更好的對策」（出自《蹇蹇録》）
早在2004年自民黨小泉純一郎執政時期，便已經有透過國家層次的行為主體來購買釣魚台列島的相關計畫，當時小泉政府也和釣魚台列島的土地所有者秘密探討購買釣魚台列島的可行性。事實上，由於土地所有者的年齡問題與財政方面的問題，我們擁有的時間已經不多，加上外界流傳著中國資本已開始接近釣魚台土地所有者的消息，總體而言，隨著時間消逝，釣魚台列島的情勢變得越來越不穩定。
當中國決定以習近平為中心成立新的領導班子的時候，對野田政權而言，勢必不想繼續拖延釣魚台的問題，並且希望在中國新體制開始運作之前解決這個問題。因此，關於外界對政府購買釣魚台的「時機點很差」的批評，我認為這樣的批判沒有清楚認識到當時釣魚台列島事件的急迫性。若錯過這個時機點，究竟要拖到什麼時候才是好的時機點？假設政府最後決定拖延這個問題而不解決，難道今日中國就不會三番兩次地發起挑撥性的侵害行為？老實說，若今日不加以解決，最後的結果就會像過去那樣，放任中國在「日中東海中間線」附近肆意妄為地開發油氣田。
不容否認的是，石原都知事獨特的行事風格確實讓釣魚台問題變得更為激烈且複雜化，但我們絕對沒有搞錯應該前進的方向。那麼，釣魚台問題的核心點究竟是什麼？我想或許就在中國內部吧。理所當然的，我這麼說並不是打算將一切責任都歸咎於中國。野田政權最需要反省的地方，就是沒有建立我國與中國領導核心之間的重要連結管道。根據現役「知華派」（チャイナ・スクール）外交官之說法，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來，過去扮演日中之間的關鍵傳輸管道是野中廣務（前日本官房長官）與曾慶紅（前中國國家副主席）之間的關係，但這樣的重要管道最後卻無法傳承下來。
2010年9月的釣魚台海域漁船衝突事件便突顯了日本與中國之間互相溝通與理解管道的嚴重不足。然而，雖然外界批評民主黨沒有建立與中國之間的意見交流管道，但綜觀當時整個日本政界，也沒辦法找到一個能夠肩負與胡錦濤政權進行危機溝通管理的關鍵人物。另一方面，平時能夠與中國進行溝通的政治家在我國則沒有少過，像小澤一郎與二階俊博等政治家在平時可以透過巧妙的手段與中國方面維持友好的交流。
但日本現在需要的不是平時的溝通管道，而是攸關雙方國家利益的事件爆發之前（或者是迴避危機的狀況）的危機溝通管道。我國缺少能夠堅強地與中國權力核心進行交涉的政治家，這是個無法掩飾的現實。如此一來，日本與中國之間的交流管道只能藉由雙方外交部門之間的正式溝通渠道。也就是說，我們的溝通對象只能指向中國決策體制下明顯地位較低的外交部，最高也只能到負責外交事務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副首相級）之層級而已。然而，根據解決世界紛爭與危機管理上具有實績的「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ICG）研究員的說法，戴秉國在中國共產黨的位階排序最多只排到51名而已，因此現實上我國正確的外交意圖與政策目的是無法直接傳送至中南海的決策中心。
此外，根據東京大學大學部川島真副教授的看法，經過中國權力核心內部激烈的權力鬥爭，中共可能會在決策過程中陷入一種「學級崩壞」的狀態。因此，雖然我們期待中共會選擇合乎理性的決策，但最後中共可能會出現毫無理性基礎的判斷。另一分面，川島副教授也表示我們必須認識到，由於共產黨黨中央集體領導的制度化，可能導致黨中央內部的意見分歧而無法取得全體一致同意的情況。
我們認為，中國手上握有時間的優勢。中國增強其海上權力的速度令人驚訝，數年內中國海上執法機關內具有1000噸以上等級之船舶數量將遠遠凌駕於我國海上保安廳同等級的船舶數量。美國戰略家都在警惕著中國的「寧靜侵略」（creeping invasion）正在遁序漸進地進行中，因此目前我們所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多。關於這點，在本書的第三章上會有較為詳細的敘述。
2013年1月的發生的「雷達照射事件」也很清楚地顯示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班子內部的「學級崩壞」不只是權力移轉時期的特有問題而已，「學級崩壞」已經具有長期發展的傾向，今後勢必成為日本甚至是整個世界的問題。中國目前的問題就像我國二次大戰前的昭和初期一樣，由於國內權力核心的「學級崩壞」，產生軍方與最前線的法律執行機關失控暴走的危險性。
如同本章前面的敘述，若仔細觀察中國過去30多年以來積極擴張中國於南海與東海的「海洋國土」的實際狀態，便可明顯發現中國的擴張行為已成為直接影響我國地緣戰略的嚴重問題。不論今後日本是由哪個政治勢力接管政權，面對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挑戰，勢必要尋求一套有效的外交及安全保障戰略。關於釣魚台問題，就如同日文字面「尖閣」一樣，此問題目前是處於最「尖端」的位置。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不可陷入一時的感情衝動或者是停止思考的幻想之中，必須從現實的角度思考我國與中國之間的國力與整個國際環境的變動，我相信這種「現實主義」式的思考是相當重要的。這樣的現實主義正是我觀察國際關係，推敲我國外交及安全保障政策的指南針。
譯者 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王藍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