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島昭久
眾議院議員及前任防衛省副大臣
現實主義的原點：小泉信三的和平論
本書的目的是完整地解釋日本外交及安全保障的相關事務。在我過去擔任負責外交及安全保障相關的首相輔佐官時，直接面對過的最重要挑戰即為釣魚台列島的「國有化」問題。在本書前言中，我也幾乎毫無保留地將釣魚台列島「國有化」的過程與事實正確且詳細地記載。在前言的最後部分，我提到在國際關係理論中相當重要的「現實主義」。
從字面上來看，所謂「現實主義」（Realism）即為正視現實面的思考方式。現實主義認為，由於國際社會沒有所謂的世界政府來進行管理，所以國際社會基本上處於一種無政府下的無秩序狀態，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形成國際社會的秩序，因此現實主義的立場是正視國際社會的冷峻現實面，以思考一個國家的外交及安全保障。德國出身的政治學者摩根索（Hans Morgenthau, 1904-1980）是現實主義的開宗大師，他曾說過：「國際政治與其他政治完全一樣，都是一種權力鬥爭」，清楚地表達「現實主義」的本質。
相對於「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的另一流派為「自由主義」（Liberalism）。我認為，將 “Liberalism” 直譯為自由主義較難以理解，反倒是因其亦被稱為 “Liberal Idealism”，所以將Liberalism譯為「理想主義」是較容易理解的。
根據「理想主義」的內涵，其基本理念是藉由經濟關係的相互依賴、民主主義的普及與完善的國際法及制度，促進國際社會的協調與合作關係，以達成國際社會的穩定化。簡單而言，「理想主義」重視國家以外的行為主體（如NGO）與軍事力量以外的手段（如民生支援），其基本立場是促進各國的協調合作關係，以建構一個和平的國際社會。
關於「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歸根究底不過是提供思考國際關係的觀點而已，實際上，真實的國際社會同時包含軍事力／經濟力的「硬權力」（hard power）與國際條約／制度的軟權力（soft power），因此與其去探討「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哪一個才是正確的觀點，還不如說「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之間沒有對錯問題，只是兩者站在不同的角度來觀察國際關係而已。
從結果來看，我在美國學習國際關係理論與古今中外的世界外交史，畢業後加入華盛頓的國際政治圈，與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商業人士、專家、記者與學生團體進行交流。我直覺認為，「現實主義」的思考方式比較適合我自己。事實上，產生這種「直覺」並不是無緣無故的，影響我思想的來源其實來自於小泉信三（1888-1966）的「和平論」。
我從幼稚園時期開始便在慶應義塾就讀，因此自我小時候看到《福翁自傳》這本書之後，我的骨子裡就充滿著「福澤精神」。而將慶應義塾發揚光大的小泉信三，便是體現福澤精神，將其傳播至皇室內部的大人物。
小泉在擔任慶應義塾塾長時剛好是二戰時期，其長男不幸戰死，他也在1945年5月的東京大空襲中受到嚴重的傷害，差點喪命。而他原本美男子的顏貌也受到了嚴重的損害。戰後，小泉擔任東宮御常時參與（之後擔任東宮職參與），負責皇太子的教育。而小泉與皇太子的英文老師伊莉莎白維寧（Elizabeth Vining）間令人心暖的互動交流也是眾所皆知之事。
小泉信三身為一個經濟學者，他不只是批判馬克思經濟學，他也徹底批判整個共產主義理論。他的代表作《批判共產主義的常識》曾經榮登當時銷售排行榜的最佳銷售，其尖銳地挑出共產主義的毒害，批判當時將共產主義視為進步的思維。
小泉不只是個經濟學者他同時也是個教育家，他教導運動必須掌握三大法寶，其中之一的法寶便是──「練習讓不可能成為可能」。而我在高中時期初次聽到小泉這句箴言之後，我便開始不眠不倦地閱讀小泉的著作。至今想起來，仍令我感到十分懷念。由此可見，不難想像小泉信三在思想上對我造成的思想是無比巨大的。
特別是我大學時期所拜讀的小泉晚期小品作品──《有秩序的進步》，當時這部作品的理念帶給我一種全新的感受。我的大學時期正好碰上美蘇冷戰對峙中最激烈的階段（當時是蘇聯侵入阿富汗以後，美蘇軍備競賽的激烈化時期，故又被稱為「新冷戰」），而日本國內在這段期間正面臨執政黨與在野黨在「保守（反動）與革新（進步）」之間的僵持對立，因而造成國內政治事務的空轉。小泉在《有秩序的進步》這本書提出：「雖然進步是必要的，但與其是藉由革命取得進步，還不如追求秩序下的進步」。小泉這番話讓我深深感動。我想，小泉主張的「漸進的改革」正是我保守主義的原點。
另一方面，在我大學時期跟研究所時期的1980年代，當時的世界政治恰好是「現實主義」當道。即便二戰後我國的主流是「理想主義」，但我國的中曾根康弘首相、美國的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與英國的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共同在二戰後發揚「現實主義」的精神，藉由約束整個西方世界來對蘇聯進行徹底的圍堵戰略，迫使蘇聯投降。因此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對於正於研究所踏入憲法與國際政治大門的我而言，無疑更加堅固了我保守主義的基礎思想。
國際政治與小泉信三的連結點，是《和平論》內的相關爭論。在這本《和平論》中，小泉不但明確清晰闡述其中心宗旨，也藉由冷靜且優美的措辭以真摯表達他對國家未來的擔憂，讓我非常感動。《和平論》討論的重點是「全面講和」與「單獨講和」的是非優劣。日本二次大戰戰敗後，具有兩種簽訂和平條約的方式。其中一種是日本與全部的相關國家共同商量講和條件的「全面講和」，例如《舊金山和平條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另一種是採取一對一或者與少數國之間談判的「單獨講和」（或稱片面講和），例如1951年的《美日安全保障條約》（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在《和平論》中的小泉思想，對我而言正是「日本現實主義」的原點。
下面這段《和平論》的敘述，揭開了「現實主義」的本質。
不論是私人場合或國家場合，我們對於相信他人的誠實而感到快樂，但沒有人所希望的是，對於懷疑他人的真誠而感到不愉快。然而，關於國家安危的重大事項，不需要沉浸於感傷之中。我們不論在什麼場合，必須在經驗基礎下，現實且冷靜地進行判斷。（《和平論》）
「理想主義」認為，日本應該以包含蘇聯在內的「全面講和」為目標，並且在東西方對立下堅持本身「中立」之立場。對於自由且進步的文明族群所主張的脫離現實的「理想主義」，小泉的看法如下所示：
我們明日所預期的，不是日本完美無瑕的獨立。關於這點必須有所認知。然而我們日本人，不是應該尋求更自主且更獨立的日本嗎？可惜的是，目前日本人能夠選擇的，不論是完全且全面的自由獨立，亦或不完全的獨立，又或者是持續被佔領下的隸屬狀態，這一切的選擇都是不存在的，這並非是我們能夠順暢掌握的事物。
理所當然的，我認同《有秩序的進步》內所論述的漸進式改革的觀點。同時，我也相當熟悉深受小泉喜愛的「保守主義之父」－柏克（Edmund Burke）的思想及理論。柏克的名作《法國大革命的省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否定了法國大革命是以理性為中心出發的革命，柏克的保守主義強調社會體制改革必須尊重歷史上不斷累積的傳統規範、知識及習慣。因此，除了小泉思想的影響力之外，柏克的思想也成為我政治哲學的基礎來源。
在收取小泉論述中的國際關係現實主義與保守主義的世界觀之後，我也認同司馬遼太郎所欣賞的「明治時代的現實主義」。因此，我的歷史認識及國際秩序觀，也逐漸形塑我的「對美態度」，這也是本書的主要宗旨。關於這點，在本書的結尾我會以更加詳細的方式說明。
明治時代的現實主義：伊藤博文與朝河貫一
我帶著這樣的世界觀前往美國留學，在偶然的情況下，我與一本名為《日本的禍機》的書相逢。此書作者為朝河貫一（1873~1948），其為世界著名的歷史學家，並且首次以日本人的身分擔任美國耶魯大學的教授。
接著我打算藉由日俄戰爭的經緯，以明治政府要角人物伊藤博文及太平洋另一岸的美國學界的朝河貫一為焦點，進而回顧「明治時代的現實主義」。
朝河貫一對於日俄戰爭中的日本姿態採取熱烈支持的立場，並在全美各地四十處以上的場所進行巡迴演講，以向美國國民，甚至是向全世界推動日本於日俄戰爭的正當性。朝河身為歷史（法制史）的學者，運用英語論文或演講直接向歐美人表示：日本不僅是賭上國家的存亡向俄羅斯進行戰爭上的挑戰，並基於俄羅斯暴力壓迫下的清朝主權尊重、領土完整，及滿州各地各個國家的機會平等等國際社會初萌芽的理念與原則，向俄羅斯宣戰。
雖然當時歐美掀起「黃禍論」的旋風，並對身為基督教國家的俄羅斯感到同情，但朝河明確清晰的論旨具有強大的說服力，從動搖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的立場到最後「日俄談和會議」的舉行，朝河的主張可說已廣泛滲透至歐美各地。
日本在巨大的負債及犧牲下，透過美國的居中仲裁，最後對強大的俄羅斯取得艱困的勝利。在勝利的背後是朝河貫一活躍地將歐美輿論導向支持日本的努力，是必須留在記憶而不能消去的重要史實。
然而，在日俄戰爭結束後僅僅四年，朝河卻寫下向日本提出警訊的《日本的禍機》一書。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破壞《日俄和平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的規範，不顧主張門戶開放、機會平等及領土完整的國際公約，獨自擴大日本在朝鮮半島及滿州各地的權益，走向毫無正當性的道路。結果，導致日本原本依賴的美國也開始蓬勃興起反日情緒。在日本即將走向亡國的當下，朝河在嚴重焦慮感的驅動下寫下對祖國日本的諫言。
在美國留學時，對於較晚興起帝國主義的日本走向破滅的原因，我的現代史知識最多就僅止於柳條河事件（1931年9月）或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因此日俄戰爭後馬上回顧過去的《日本的禍機》的全新視野對我而言是充滿衝擊的。另一方面，當時的日本政府（西園寺公望內閣）究竟是怎麼想的？我對此也相當有興趣。雖然所謂朝河的觀點，也不過只是太平洋另一岸的美國看法，但我能感受到朝河藉由國際法秩序批判日本政策的濃烈自由主義色彩。究竟，司馬遼太郎所鍾愛的「明治時代的現實主義」是如何判斷這個事件？
1990年代中期還是網路尚未普及化的時代，沒有維基百科，只能依賴有限的資訊。當時我拿著豬木正道（1914~2012）的《軍國日本的興亡──從日清戰爭到日中戰爭》，翻閱著日俄戰爭結束後隔年五月舉行的「滿州問題相關協議會」的相關軼聞。
當時擔任韓國統監的伊藤博文深深擔憂日本在滿州的排他性行動會引起英美兩國的排斥。第一個理由是，當時如果像軍方強調那樣，俄羅斯對日本的復仇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話，世界各國對日本的同情與支援更是不可或缺（因此，反而引起他國排斥是不合理的）。第二的理由是日本國內嚴重的財政危機。日本從英國等國家借了大筆借款，也沒有從《日俄和平條約》獲得賠償金，因此日本比日俄戰爭前更依賴美國。面對這樣的現實，伊藤博文認為應該不要拘泥於目前滿州的利益，而應追求日本與英美兩國的合作協調路線。第三，面對因日本的壓迫而導致清朝整體沸騰的反日情緒，伊藤擔憂會招致難以計算的風險。
一直以來，加藤高明外相就對打算在滿州長期進駐的軍方感到困擾，雖然他企圖藉由元老級官員伊藤博文及山縣有朋對陸軍進行勸說，但最後仍無疾而終。是故，對此事感到越來越焦慮及憤怒的伊藤博文逼迫首相西園寺公望盡快舉辦「滿州問題相關協議會」。
1906年5月22日，於日本首相官邸舉辦的這場重大會議的成員除了西園寺首相及伊藤統監之外，還包括山縣中樞密院議長、大山巖陸軍元帥、松方正義樞密院顧問官、元上馨前財務大臣、寺內正毅陸軍大臣、齋藤實海軍大臣、兒玉源太郎參謀總長等13名當時日本政府的最高首腦。
在會議當中，伊藤統監除了表達上述戰略及財政方面的擔憂之外，並嚴厲批判日軍違反《日俄和平條約》的撤兵規範反而長期駐留於滿州南部，也批判大日本帝國陸軍及海軍進一步擴散日本軍政區域範圍。除此之外，伊藤統監也尖銳地指出清朝反抗的可能性等等問題。
面對伊藤統監的批判，受批判的軍方代表兒玉源太郎參謀總長則不表贊同也不願讓步。兒玉參謀總長認為雖然滿州的取得伴隨著巨大的犧牲，但也帶來日本的主權與權益，這正是確保日本勢力範圍所不可或缺的。
雖然協議會的最終結論仍是採用伊藤統監的提案，但在之後的實際外交上，日本與俄羅斯透過《日俄協約》相互承認彼此在滿州的勢力範圍，排他性地經營滿州事務，結果引起英美，甚至是清朝的強烈反彈。
因為上述事件，作者豬木如此斷言：「就算說大日本帝國因為這個原因而導致滅亡也不會太誇張。」
雖然歷史上我們不談論假設性的議題，但假設當時朝河貫一提出警告時，日本依照伊藤博文的主張而快速撤出滿州軍隊，之後便不會有「滿蒙開拓」的夢想，也不會產生同時追求中國大陸與太平洋的分裂式戰略。也就是說，我認為逃脫「明治時代現實主義」思維的結果，明顯導致日本輕率與歐美正面衝突的悲劇。
後冷戰時期的現實主義與安全保障的起源
如前所述，全球政治迎來現實主義的全盛期，日本自中曾根政權誕生之後，也終於在1980年後期，看到現實主義的萌芽。戰後至1980年後期的這段時間，日本的輿論長期受到《和平憲法》的強烈影響，整體而言受到自由主義的思維所支配。特別是：「信賴愛好平和的各國人民的公正與信義，決心保持我們的安全與生存。」的這段憲法前言，完全反映自由主義的思想。尤有甚者，若閱讀身為《和平憲法》源頭的「麥克阿瑟三原則」的其中一段：「日本的防衛與保護委由當前世界正推動國際和平之崇高理想」的話，對於日本主體性的欠缺便能更加明白。
悲慘的戰爭帶來巨大的犧牲之後，理所當然地，戰敗國日本的輿論自然會朝向「非戰、和平」的理想主義。除此之外，美蘇兩大國共同合作，以聯合國（實際上是戰勝國的聯合）為中心形塑戰後的國際秩序也助於日本輿論朝向理想主義發展。
然而，美蘇冷戰突然爆發，象徵崇高理想的聯合國在美蘇的否決權的行使下，完全喪失應有的機能。取而代之的而出現於國際政治的，是東西兩方的集體防衛機構－「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 WTO）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雖然日本跟韓國、澳洲一樣都沒有加入NATO，但無論喜愛與否，日本確實以「西方陣營的一員」的身分，踏實走向再軍備之路。
日本經過前述的「全面講和與單獨講和」的爭論，透過早期和平條約的締結回復日本的獨立，並將國家政策的基本方向訂於經濟復甦的最優先性及漸進式的再軍備。韓戰爆發之後，這樣的政策基本方向更因為駐日盟軍總司令（GHQ）占領政策的大轉變，對日採取所謂的「逆轉政策」（Reverse Course），而受到GHQ的強力支持。1955年11月的「保守合同」更是進一步確立日本戰後的基本方針。也就是一般俗稱的「吉田路線」。
吉田茂秉持「這是一個戰爭失敗但外交勝利的歷史」的想法，與GHQ交鋒斡旋，並在戰敗國極端受制的選擇中完成日本復興的藍圖。吉田茂確實是一位現實主義者。因此，即便吉田茂生涯晚年已經從政界引退，他也積極參與日本的憲法修正及再軍備。
然而關於吉田茂的後繼者，除了追求對等的美日同盟的岸信介，或處心積慮結束冷戰並解除西方同盟關係的中曾根康弘等人之外，幾乎都信奉戰後自由主義，輕視吉田主義路線。
最極端的例子即為三木武夫。三木武夫自稱為日本的「煞車器」，主張設立國防預算與GDP比例1%之上限，並主張全面禁止輸出武器（原本原則上除了共產主義陣營國家及紛爭當事國以外，可輸出武器至其他國家），明顯盡可能迎合主張經濟優先及軍事忌避的戰後自由主義。
日本戰後，存在「開戰」與「戰敗」的兩種創傷。「開戰創傷」指的是大正至昭和年間，日本無法控制的軍方暴走。特別是以1930年《倫敦海軍軍縮條約》（London Naval Treaty）的爭辯為主，帝國海軍內部的艦隊派與條約派之間的抗爭激烈化，並引起「干涉統帥權」的相關爭論。當時的在野黨政友會將其作為政爭的工具而抨擊民政黨政權，反而卻讓軍方強硬派崛起，不久便讓日本的政黨政治走向絕路。我認為這是日本戰前政治史上一個令人悔恨的分水嶺。
所謂的「戰敗創傷」，指的是開戰至悲慘戰敗的這數年間，日本一共失去包含一般平民在內共310萬同胞的寶貴生命。日本政府在戰爭末期遲遲無法作出結束戰爭的政治決斷，到最後不得不依靠日本天皇的決定才能結束這場戰爭，這樣的政治功能失調已在日本國民的腦海中留下強烈的記憶。
另一方面，我們不能忘記東京審判與GHQ對東京審判的強力播送，更是助長形成對戰前日本的全面否定史觀（又可稱為自虐史觀或東京裁判史觀），並讓自我否定的贖罪意識深深植入日本國民內心。
無論如何，「開戰」與「戰敗」這兩個創傷造成日本國民對政府（政治）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日本國民認為若不繼續藉由《和平憲法》束縛日本政治的話，根本不曉得政府會做出什麼事情。特別是戰敗後日本人之間懷有「即使日本不出手也能維持國際和平」的消極和平願望。
尤有甚者，由於1960至1980年間驚人的日本經濟發展為日本國民帶來或多或少的信心，進而充實國民的自尊心，在這樣的發展下，主張排除所有軍事議題於政治決策過程之外的「和平國家論」或「通商立國論」，亦或不談國防及針對國際秩序的軍事貢獻的自由主義的風潮，已內化至日本國民的心中。
然而，不必翻閱人類過去的歷史，我們也能知道和平是要靠自己不斷的努力來完成的。若懈怠於自身努力的話，不論怎樣強盛的國家都可能會遭到他國侵略。1990至91年爆發的「波斯灣戰爭」便能讓我們重新體會國際政治冷峻的現實面。
象徵後冷戰時代序幕開啟的是區域紛爭。面對區域紛爭，日本的對應確實是「即使不出手也應該能保持和平」，也反映戰後日本的安全保障觀。當時的日本首相海部俊樹甚至做出禁止身著制服的自衛官進出首相官邸等滑稽判斷。
結果，日本只要能獨善其身，就對伊拉克明目張膽侵略科威特的暴行舉止視而不見。而戰後日本經濟成長過程中，自豪得意主張的「和平憲法」理想，也被國際社會指責是自私的「一國和平主義」。
透過增稅等方式，日本為波斯灣戰爭捐出多達130億美元（以當時的匯率換算的話是1兆7000億日元），為波斯灣多國聯軍提供巨額的資金援助。但日本仍被揶揄為「自動提款機」，就是因為沒有付出實際的行動（軍事合作）。這給當時日本國民帶來震驚，特別是帶給戰後席捲日本輿論的先進知識分子難以估計的挫折感。
「和平主義的理想難道只是個空想而已？」－這樣的懷疑已經很快地滲透至日本國民之間。相對逆勢而起的，是「外交的現實主義」。
我在留學時期寫的短篇文章〈被要求成為「正常國家」的政治慎慮──成功「開啟安全保障」的關鍵〉（獲得第三回讀賣論壇新人獎，並被《安全保障的起源》（安全保障のビッグバン）所收錄）的某一段，論述波斯灣戰爭對日本外交及安全保障政策的意義。雖然有點長，容許我引用上述段落。
日本於90年代突然採用過去保守份子之間堅定信守的積極防衛策略。會產生如此變化的背景是：70至80年代期間，日本持續增強的經濟實力使得日本獲得能夠滿足國民自尊心的國際地位並非是不可能的事。日本一方面述說和平主義的理想，對國際政治的急迫爭執保持距離；但另一方面隨著日本國際地位的提高，便很難置身事外。因此，波斯灣戰爭的爆發使日本無法再置身事外。若檢視日本在波斯灣戰爭的作為，結果發現日本所謂的戰後和平主義只是「不弄髒自己的手，藉由金錢購買他國青年的犧牲以守護和平」的偽善罷了，像這樣的自我否定想法瀰漫至日本全體人民。對此，有心的政治領導者感到相當的苦惱。（下略）
總而言之，日本在國際社會的存在感越來越小的危機感，可以說是迫使「現實主義」在外交戰略重新登場的契機。只追求「自由主義」的和平時代，令人諷刺的，隨著冷戰的結束而閉幕。（下略）
每日面對嚴峻的國際競爭的商業領袖們（例如以牛尾治朗氏為中心的經濟同友會的安全保障問題調查會的成員們）於1996年5月，整理出提出盡快容許集體自衛權行使的提案。這就是外交上的現實主義。
國際社會的現實面基本上是一種自我救助。各個國家基本上不得不用自己國民的力量來確保國家的主權、獨立及繁榮。因此，藉由「變更世界的崇高理想」來將自己國家的國防委託給世界，或藉由「各國人民的公正信義」來託付自己國家的生存，不過是種不負責任的自以為是，自以為超越理想主義的範圍而身陷於幻想世界罷了。
接著，是對現實主義的重新檢視。
英美的現實主義：季辛吉與艾登
然而，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社會是國家與國家之間權力鬥爭的場所」，並強烈主張世界是「力量等於權力」的動盪狀態的觀點，果然還是讓很多人感到不適。「長島淨說一些不符合潮流的話」－像這樣表達不滿的人可能也是不少。
的確在事實上，現在的國際社會中，像國家間的權力政治等事務，是由多元行為者間不可分割的錯綜複雜關係所組成的。
為了實現國際和平，不只需要軍事力及經濟力等硬權力（Hard Power），像幫忙根絕貧窮及犯罪、教育普及、創造就業機會等「人類安全保障」等軟權力（Soft Power）也更是重要。因此並非否定自由主義的思維。
然而現實層面上，距離冷戰結束20年以上的今天，中國依然以硬權力作為其展開外交的工具（這在後面的章節會有更詳細的說明）。美國也沒有放棄以權力作為對抗中國的選擇。北韓與中東和平的棘手問題，或是以色列與伊朗、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印度與巴基斯坦等紛爭，基本上依然以國家之間的權力來相互對抗。
連當時提倡軟權力的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也無法無視硬權力的存在，他巧妙運用硬權力及軟權力的結合，轉而談論新創的「巧權力」（Smart Power）。
對於保留軍事手段為選擇之一，或者強化非軍事的人類安全保障手段，我認為絕對不是二擇一的問題。身為政策手段，為了達成「積極的和平主義」的國家目標，我思考這兩種手段是否能夠並存（與其說兩者並存，不如說兩者間有效果的結合及乘數效應的產生）。
應該說，從現實主義觀點來看，其要強調的是如何管理這樣的硬權力，或者是如何聰明運用硬權力。因此，現實主義大師摩根索過去確實揭示現實主義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謹慎」（prudence）。
也就是說，前面我所引用的留學時期的短文標題－「政治的慎慮」，對現實主義而言正是最重要的重點所在。因此，國家的政策指導者應該直視硬權力的影響力與決定力，冷靜分析及預測國際關係的動向，並且為了帶來社會和平及穩定的權力平衡，領導者應該確實地深思熟慮。
若過度信任硬權力，隨意擴張軍事力並運用武力來進行威嚇的話，將會挑起周邊國家的不信任感，反而引起對方起身對抗並陷入帶來不穩定的「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一戰前德國的威廉二世及二戰前的日本正是最典型的例子。
關於安全困境，身為19世紀歐洲外交史權威並且是當代首屈一指的地緣政治戰略家－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詳細記載梅特涅（Klemens Metternich）及卡斯爾雷（Robert Stewart）所主導的「權力平衡」外交的名著──《大外交》（Diplomacy）中的某段，描寫了以權力為背景而形成的國際秩序的正當性及穩定性。以下便引用此段內容：
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減少武力使用的機會，而共享的價值觀則為降低武力使用的共同意念。在權力平衡之下，即使出現不被視為正當的國際秩序，遲早也會受到批判或要求修正的壓力。判斷國際秩序是否正確的基準，不只是外交行為而已，還包括各國國內的政治體制。也就是說，各國國內政治體制能夠共存的話，便能促進和平。
關於權力（軍事力）與外交的平衡，我在美國留學時期看過很多富有啟示的書，接著就來向大家介紹這些書。我在就讀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研究所的兩年期間，所閱讀的原文書多達1萬5000多頁，在這之中，英國首相艾登（Anthony Eden）的回憶錄三部曲給我留下很強烈的印象。支援邱吉爾首相並以外交部長的身分勇敢對抗獨裁者希特勒及史達林的艾登外交哲學，讓我體會到現實主義的實踐面。
日本社會可能對艾登這個人物比較不熟悉。我也是在SAIS的「戰爭與國家指導者」講座（War and Statesman）的教材中知道這號人物。但若提到艾登勇敢反對張伯倫首相的對德綏靖政策，並辭任外交部長一職一事的話，某些人可能就會突然想起這號人物。
我從艾登首相身上學到的是，對於外交關係權力（軍事力）意義的深層洞察。關於這點，慶應義塾大學教授細谷雄一的著作──《源自外交的和平－安東尼．艾登與二十世紀的國際政治》中，確實整理了艾登外交哲學的精髓要領，而為了正確理解現實主義的軍事力及外交努力之間的關係，我想先敘述此書的精華段落。
艾登從1935至1955年的20年間（包括整個二戰期間）擔任10年左右的英國外交部長（1935年12月至1938年2月、1940年12月至1945年7月、1951年10月至1955年4月），並扮演著帶領這動盪不安世界的領導者的角色。特別是1930年代後半的二戰前奏曲的這個重大局面，艾登促使足夠的力量集結在一起，盡力以堅決毅然的姿態來向希特勒及墨索里尼談判交涉，最終起身反抗張伯倫首相的綏靖政策。我們從艾登身上可以學到的歷史意義，就是代表軍事力的「權力」與外交上的努力並非是互相矛盾的。
在足夠的軍事力支撐下，首先能讓外交發揮更大的效果，另外隨著外交路線的變化，軍事戰略也會被其左右。沒有軍事力在背後支撐的外交，容易形成脆弱的和平主義及「綏靖政策」，而且在積弱不振之下也可能反覆走向妥協。另一方面，若沒有充分的思慮外交而行使軍事力的話，可能會剝奪不必要的人命或帶來人道災厄。(細谷《源自外交的和平》)
面對史達林狡猾且高壓迫的無理難題，艾登外交部長在基本原則（基於《大西洋憲章》而攸關戰後秩序的英美共識）上沒有任何讓步，並以力量為後盾反覆進行柔軟的外交交涉。這樣的艾登外交部長正是我外交政治的範本。我身為首相輔佐官一面扶持野田首相，一面貫徹「對領土領海絕不讓步，並首先對日本過去的侵略行為及殖民統治深刻反省，接著維護過去歷代內閣外交努力所留下的成果」的原則，並盡可能讓日本與中國、俄羅斯及南韓間的外交關係彈性柔軟。
特別是前言所談到的「釣魚台列島國有化」的對中交涉上，我對於釣魚台列島在歷史上或國際法上皆屬日本的固有領土的此一主張絕不向中國讓步，而且在釣魚台列島周邊海域維持海上保安廳及海上自衛隊的最高警戒姿態。除此之外，我也努力藉由釣魚台列島現狀維持政策以盡量減少中國的擔憂。
釣魚台列島位於對中國艦隊進出太平洋的出入口上有重要軍事意義的宮古海峽（沖繩本島與宮古島之間）的西側，其所處位置就像向中國大陸突進一樣。在釣魚台列島12海浬領海及200海浬排他性經濟海域（EEZ）的設定下，中國海軍艦艇的行動是受到制約的。中國潛水艦不能藉由海底潛航通過釣魚台列島領海範圍，且若適用中國自己所主張的不容許在他國EEZ內進行情報收集及演習等軍事活動的規定的話，中國軍用飛機或艦艇的不只不能在釣魚台周邊海域範圍進行活動，其限制範圍也包括整個琉球群島海域。
然而，假設釣魚台列島是歸屬於中國領土的話，反而會讓中國的軍事行動具備正當化，如此一來，日本自衛隊的行動不但會受到制約，日美兩國的軍事演習也無法順利進行，進而為日本的安全保障帶來致命的影響。另外一個不用提也知道的事實，就是若台灣被中國併吞的話，也會對日本的戰略帶來無法計算的嚴重性。
若能理解這樣的背景的話，應該就能了解釣魚台列島的問題，不單單只是對這個海上孤島的相互爭奪而已。釣魚台列島不僅是日本的固有領土，更是直接保障日本安全保障的戰略要衝。若是忽視這點的話，就會影響到整個地區秩序的根本。
關於釣魚台列島的歸屬，根據最近發掘的1971年6月7日當日白宮對談內容的錄音紀錄，美國明顯表示「美國於1951年的《舊金山和平條約》承認日本在釣魚台列島的主權」（談論者為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的確，《舊金山條約》第二條明敘日本必須放棄台灣與澎湖諸島，第三條則記載日本的主權範圍達「北緯29度以南」的琉球群島。因此位於北緯25度的釣魚台列島勢必也包含在內，跟其他地區一樣，日本完完整整地從美國手上接管釣魚台列島的管轄權。
這便是《舊金山和平條約》規定下的「戰後秩序」。釣魚台列島問題確實是戰後國際秩序懸而未解的重大問題，美國在這之中也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因此，日本對美國，不僅是繼續《美日安保條約》的適用而已，我們必須促使美國正式承認日本對釣魚台列島的所有權。若忽視這個問題，南海方面的類似問題也會曖昧不明。那是因為東南亞諸國正在關注美國與日本如何對應釣魚台列島的相關問題。日本應該掛念這些事務，率先扮演維持國際秩序的角色。這是身為現實主義者絕不退讓的底線。
現實主義者等同於新保守主義者？
若我自稱自己為「現實主義者」等的話，可能會招致「這個人不是新保守主義者嗎？」的錯誤誤解。「現實主義者＝權力的信奉者＝主導伊拉克戰爭的新保守主義」，也就是說，在日本有相當多人認為「現實主義者等同於新保守主義者」。
事實上，現今的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雖然完全展露美國國內超級鷹派的形象，但說到底，所謂的新保守主義者，是與社會政策相關的自由主義人士因求延宕左翼理想主義而趨於保守，與傳統的保守主義不同，故加上「新（Neo）」來稱呼新的保守主義。特別是將美國的價值觀及民主主義傳輸至海外各地，或者是竭盡全力向伊斯蘭等非西歐諸國輸出這些價值觀的新保守主義的源頭，也可追回溯至主張輸出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
重視傳統的價值觀，在外交方面則依循穩健的國際主義宗旨（當時也有孤立主義的傾向）的保守者（Conservative），與謹慎看清國際情勢及權力平衡的現實主義者之間有著似是而非的關係。
關於兩者之間的不同，回顧過去分別代表現實主義者及新保守主義者的辯論者於公開場合的正面對決，便能更清楚理解兩者差異。而關鍵字就是「政治慎慮」。
為了理解現實主義「力量等於權力」與「政治慎慮」的關係，2003年2月5日（正好是伊拉克戰爭爆發前夜），我當時就職的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FR）所公開的辯論內容可以做為合適的素材來幫助理解。
這場辯論由代表新保守主義的一方向代表現實主義的一方進行挑戰，代表美國現實主義者的學者為：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及哈佛大學肯甘迺迪政治學院教授瓦特（Stephen Walt），代表新保守主義的則是：記者克里斯托爾（William Kristol）及CFR資深研究員布特（Max Boot）。順帶一提的是，克里斯托爾的父親──厄文（Irving Kristol），正是新保守主義開創者的其中一人。
於是，辯論正式開始。
在首先的發言，代表現實主義的兩位學者齊聲表示：「為何伊拉克戰爭是必要的？單純對海珊進行封鎖就能足夠應付，若笨拙的引爆戰爭，反而會招致整體中東地區的不穩定，進而傷害對美國的信賴，最後可能會導致美國霸權正當性的崩壞。如此一來，美國就像是再度陷入越南戰爭的泥沼之中一樣。」
總而言之，這兩位學者的論點是：「跟過去一樣，從權力平衡的觀點來看，只要持續進行封鎖伊拉克海珊的政策即可。如此一來，美國便可不用浪費有限的資源來達成目的。」
針對現實主義的兩位代表的發言，新保守主義代表展開強烈的反擊。
「沒有發起行動的話，我們便會重蹈波斯灣戰爭的覆轍（美國解放科威特後中止軍事作戰，結果無法確實除去海珊），而再度失去除去海珊的機會。關於伊拉克與大規模破壞性武器及恐怖主義的關聯，大致上是正確無誤的。因此解放及民主化伊拉克，並促進中東地區的穩定是美國的使命。」
這場辯論最精彩的一幕，是節目尾聲的時候。現實主義派主張維持現狀繼續封鎖海珊的威脅已足夠應付現在的狀況，而被窮追猛打的新保守主義派的克里斯托爾，則竟然向米爾斯海默貼上標籤，表示：「你的發言根本就是左派色彩！」
面對克里斯托爾的抨擊，米爾斯海默則表示「從過去到現在，我從來沒被稱為『左派』過！」語畢，整個會場哄堂大笑。對會場的與會者而言，「米爾斯海默等同於保守派理論家」根本就已經是常識。連克里斯托爾的隊友布特，也對克里斯托爾的發言感到愕然與無可奈何。
只要確認大約兩小時的辯論影像，就可明顯看出現實主義派的論點較具說服力。當時擔任司儀的CFR會長戈爾布（Leslie Gelb）在辯論會的最後，向現場的聽眾詢問哪一方表現較好，結果獲勝的是現實主義派。
然而，一個半月後，在政策辯論上被現實主義派擊敗的新保守主義的主張，卻大程度地影響了小布希政權的政治決策，讓小布希政權於3月20日宣布以美英同盟軍的方式投入伊拉克戰爭。
理所當然我們不能否認的是，當時判斷是否開戰的背景喚醒了新保守主義的崛起。在基於「以色列的利益等於美國的利益，所以應該除掉海珊！」的思維下，對整個政官學界所進行的徹底遊說，是導致如此結果產生的原因之一。
然而，在這之後的現實又是如何？新保守主義者沒有發現對伊拉克行使武力的依據的大規模破壞性武器，也沒有發現證明海珊與蓋達組織有關係的證據。如此一來，對美國的信賴受到傷害，阿富汗的情況更讓伊拉克戰爭再現過去越戰的窘境。這正是現實主義派主張較為正確的實證。
在現今的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是仔細看清權力平衡的現狀，接著是未來展望及國際上的正當性。所有這些都應在「政治慎慮」下進行判斷。對新保守主義者而言，相較於政治上的慎慮，更優先重視鬱悶的心情與意識形態，因而產生錯誤的判斷。
之後各章節所思考的日本外交及安全保障策略，必須冷靜分析中國的崛起並評論美國所展示的抗衡戰略，並且要深思熟慮未來國際關係的權力平衡傾向。
這就是我所重視的現實主義觀點。
譯者 台灣安保協會研究員王藍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