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編
2016年3月
一、前言
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東亞海域和空域的活動引人注目。在東海，以戰鬥機為主的中國軍用飛機，飛行次數屢屢增加，航空自衛隊針對中國飛機的緊急升空次數從2009年度的38次遽增到2014年度的464次。在南海地區，從2010年前後開始，中國海軍反復舉行實彈演習和登陸演習。並從2008年開始，中國海軍艦隊在西太平洋展開定期演練，近年來也有飛機參加等，演練內容不斷提升。人民解放軍的活動範圍也向東亞地區以外擴大。從2009年起，中國海軍參加亞丁灣索馬裡海域展開的打擊海盜行動，並且於2015年與俄羅斯海軍在地中海舉行了聯合演習。
如上所述，近年來人民解放軍的活動範圍持續擴大，活動量也呈現增加傾向。其中也發生了偶發性事故和可能導致衝突的危險行動、以及威嚇他國的行動，使相關各國紛紛感到擔憂。例如在東海，中國的海軍艦艇用火控雷達瞄準海上自衛隊的護衛艦，中國戰鬥機與自衛隊的飛機發生異常接近飛行；在南海，中國的海軍艦船妨礙美國海軍巡洋艦的航行，中國戰鬥機與美國海軍的巡邏機發生危險的接近飛行；另外，2014年5月，由於中國在西沙群島海域單方面進行勘探，並與前來抗議的越南監視船等的對峙，中國海軍的艦艇在其周圍航行，向越南方面施壓。人民解放軍採取的這些高壓姿態在東亞地區尤其頻繁發生。
圖：擴大活動範圍的人民解放軍
在擴大活動範圍的同時，人民解放軍急速推進裝備的現代化。中國公佈的2015年度國防經費（中央財政支出）約為8,896億元人民幣（約合1,400億美元），達到了10年前的約3.6倍。以在東亞各國之間超群的巨額國防經費為背景，人民解放軍不斷開發和投入航空母艦和新型轟炸機、隱形戰機、各種彈道飛彈和巡航飛彈等，逐步提升戰略投送能力以及遠端精確打擊能力。另外，藉由運用宇宙空間和網路空間強化軍事情報系統等，並致力於軍隊的資訊化建設。近年的東亞安全保障環境的最大特點是急速增加軍事實力的人民解放軍擴大活動範圍，或許可以說其行動的一部分與周邊各國產生了摩擦。
人民解放軍加強活動，擴大其範圍，採取部分導致與周邊各國摩擦的行動，對於考察人民解放軍對今後東亞安全保障將可能產生的影響，可能必須討論人民解放軍設定了哪些未來目標、以及如何實現該目標。換而言之，試圖理解人民解放軍制定了甚麼樣的戰略十分重要。如果理解了人民解放軍的戰略，將會便於類推其行動背後的意圖，控制因偶發性事故和衝突而可能發生的危機，並且從中長期的觀點出發，為維持區域的安全保障秩序，在討論對中國應採取怎樣的應對時或許會發揮作用。
基於上述的問題意識，本報告的目的在於通過綜合分析人民解放軍的戰略以及根據該戰略的裝備開發狀況和活動內容，討論人民解放軍的未來動向，考察可能對今後東亞安全保障產生的影響。作為具體的分析對象，將重點放在對東亞的安全保障產生直接影響力較嚴重的軍種，依次分別為海軍、空軍，第二炮兵（2015年12月底改編為「火箭軍」），依照中國官方的正式文獻和研究資料等，分別討論各軍種的戰略，分析裝備開發和行動特點，考察其未來發展與課題。最後討論人民解放軍的總體戰略，分析軍種、兵種的聯合運用方向，最後論述體制、編制改革中的課題。
希望本報告能夠滿足國內外對不斷提升的人民解放軍動向的關心，同時有助於展開與中國的對話，實現維持和強化東亞安定的目的。
（撰稿人：飯田將史）
二、致力於提升遠洋作戰能力的中國海軍
（一）海軍戰略的歷史沿革
中國海軍創建於1949年4月23日。1950年，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出了「我們一定要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的指示，並且在1952年提出了以下三點，明確海軍的戰略任務：
1.肅清海盜的騷擾，保障航道運輸安全
2.準備力量於適當時機收復臺灣，最後統一全部國土
3.準備力量反對帝國主義自海上而來向我國的侵略
中國海軍自建立以來，其戰略在逐步發生改變。根據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編著，有關中國軍事戰略的概括性研究著作《戰略學（2013年版）》，中國的海軍戰略變化分為3個歷史階段。第一階段是1949年到20世紀70年代末，該時期的海軍戰略為「沿岸防禦、近岸防禦」。對於剛剛在1949年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共產黨政權，來自海上對安全保障的威脅是國民黨軍隊的入侵以及海上交通航線的封鎖。然而直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海軍在裝備和實力方面落後，無法獨立執行任務，其作戰僅限於在沿岸海域與陸軍和空軍協同行動。這個時期的「沿岸防禦」戰略只不過意味著將陸上的戰鬥朝沿岸海域有限地延伸。此後，中國海軍的裝備逐漸充實，海軍可單獨完成作戰後，海軍戰略從僅限於陸上戰鬥延伸的「沿岸防禦」向設想的海上獨立戰鬥的「近岸防禦」發生了若干變化。
第二階段是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初，該時期的海軍戰略為「近海防禦」。鄧小平從被定為毛澤東接班人的華國鋒手中奪得實權，一步一步地鞏固了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的地位，他於1979年7月提出了「近海作戰」的海軍戰略。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海軍隨後在海軍司令員劉華清的領導下開展了新戰略的討論，並於1985年年底確立了「近海防禦」戰略。該「近海防禦」戰略的主要內容包括以下5點。第一，「近海防禦」屬於區域防禦型戰略，既不是遠洋進攻型，也不是沿岸防禦型。第二，「近海防禦」戰略的性質是防禦性的，將來也不會改變。第三，海軍的作戰海區主要是第一島鏈和沿該島鏈的外沿海區、以及島鏈內的黃海、東海和南海海區。第四，該戰略目的是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及海洋權益，遏制和防禦帝國主義、霸權主義來自海上的侵略。第五，海軍的任務分為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兩個方面，和平時期的主要任務是實現和維護國家統一，保衛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服務國家的外交政策，遏止可能來自海上的侵略，應付可能發生的海上紛爭等；戰爭時期的主要任務是有效抵禦敵人來自海洋方向的進攻，保護海上交通運輸線，參加核反擊作戰等。
第三階段是從2004年開始到目前的時期，在保持「近海防禦」的同時又新增加了「遠洋防衛」，朝「近海防禦、遠洋防衛」的戰略拓展。中國海軍開始重視「遠洋」的背景，大概是作為中國應保衛的重要國家利益向海洋的擴展。隨著中國經濟的急速發展，保障原料和產品的進出口不可或缺的海上交通線的穩定，開發石油及天然氣等海底資源等，保障在海洋的權益和利益，對於中國而言的重要性正在逐步提高。中國在海洋的國家利益所涵蓋的範圍已向超越了「近海」的海域延伸，為了保護國家在海洋的利益，在「近海」以外的海域，海軍需要具備可應對給中國的國家利益造成軍事威脅的能力。
| 時期 | 戰略 | 概要 |
| 20世紀50年代～
70年代 |
沿岸防禦、近岸防禦 | 主要活動海域是距離內水和本土不遠的沿岸、近岸。主要任務是協助陸上作戰以及防止敵人從海上入侵等。 |
| 20世紀80年代～
本世紀00年代初 |
近海防禦 | 主要活動海域是以黃海、東海、南海為中心的近海。主要任務是防止敵人的入侵，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保障海上交通運輸線，維護海洋權益等。 |
| 本世紀00年代初～ | 近海防禦、遠海防衛 | 除了近海之外，遠海也是主要活動海域。主要任務是在維持和強化近海防禦戰略的同時，維護中國在海外的利益以及使用核武器的反擊，參與國際性安全保障合作行動。 |
（出處）軍事科學院軍事戰略研究部編著《戰略學》（2013年版）
根據這項「近海防禦、遠洋防衛」戰略，在《戰略學（2013年版）》中對中國海軍提出了以下8個方面應完成的主要任務。第一，參與主要戰略方向大規模作戰。一旦發生戰爭，中國海軍實施火力打擊、海空封鎖以及反強敵介入等多種作戰行動，奪控戰場的綜合制權，控制戰局發展，奪取戰爭勝利，堅決捍衛國家統一。
第二，遏制和抵禦海上軍事入侵。近代以來，對中國的侵略幾乎都來自於海上，遏制外敵從海上的入侵是中國海軍的本質性戰略任務。未來外國對中國本土的攻擊將 會是大規模的中遠程精確打擊，因此海軍應積極前置，拓展阻打縱深，發揮戰略遏制和打擊效能。
第三，維護島嶼主權和海洋權益。中國認為，約150萬平方千米的管轄海域被他國實際控制，50餘個島嶼被相關國家佔領，形成了海域被分割、資源被掠奪的局面。根據這種認識，有效維護海洋主權權益，制止海上侵權和違法活動，保證海上生產、開 發和科研活動正常開展，是海軍面臨的一項長期任務。
第四，保護海洋交通運輸安全。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超過60％，原油、鐵礦石 等的對外依存度超過50％，90％以上的進出口物資依賴於海上運輸。海上交通線已經 成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命線」，一旦發生海上危機或戰爭，海上運輸就有被切斷的可能。因此，保護海上交通線，確保海上交通運輸安全是未來中國海軍的重要任務。
第五，參與維護海外利益及公民的權益。隨著中國經濟向全球化推進，與中國相 關的機構、人員和資產急速向海外擴展。因此，海外安全問題越來越突出，海外資產 被侵害、中國公民生命受危害的事件也呈上升趨勢。維護國家海外利益和公民權益正在成為海軍的一項經常性任務。
第六，參與實施核遏制和核反擊。海基核力量是中國核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其能力被視為不斷增加。未來，不排除其他擁有核力量的國家對中國進行核威脅乃至核 打擊。中國海軍需發揮海基核力量隱蔽性好、打擊能力強、作戰範圍廣等優勢，積極開展核威懾與核反擊作戰行動，粉碎敵人的核訛詐與核打擊圖謀。
第七，配合陸上的軍事鬥爭。雖然中國的陸上周邊環境總體趨穩，但也還存在許多不安全、不穩定因素，有可能發生危機、或者引發軍事衝突乃至升級為戰爭。在這種形勢下，海軍應積極展開海上威嚇和作戰行動，有力配合和支援陸上作戰。
第八，參與維護國際海洋空間安全。海洋是人類的重要資源寶庫和人類交往的通道。 作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大國，中國參與維護國際海洋空間安全的行動，既是維護本國的利益，也是履行國際責任。另外，對中國海軍也期待著發揮維護國際海洋安全的作用。
此外，根據2015年5月發表的作為中國國防白皮書的《中國的軍事戰略》，中國海軍 逐步實現近海防禦型向近海防禦與遠洋護衛型結合轉變。在從「遠洋防禦」向「遠洋護衛」的表述變化的背景下，作為在亞丁灣—索馬裡海域開展護航行動等，可能有強調中國海軍在遠洋活動中展現國際合作的意圖。
（二）廣域性活耀的海軍活動
按照「近海防禦、遠洋防衛（護衛）」的戰略要求，近年來中國海軍將活動範圍向遠洋擴展實現廣域化，同時活動的數量和內容均呈現擴大趨勢。在近海，首先加強在南海的活動。中國海軍在南海開展大規模實戰演練。2010年7月，以南海艦隊的艦船為中心，也有北海艦隊和東海艦隊的驅逐艦加入，3個艦隊聯合在南海舉行了大規模實彈射擊演練。時任總參謀長陳炳德也視察了這次演習，包括防空作戰、反艦作戰、反潛 作戰等實戰演練，進行了16種、71枚各種飛彈的實彈發射9。
2015年7月，中國海軍再次在南海舉行大規模實彈射擊演練。這次演練有100多艘艦 船和數十架飛機、第二炮兵數個飛彈發射營、廣州軍區的電子對抗部隊等參加，分成 紅藍雙方進行對抗演習。在這次演習中，共發射了各種飛彈和魚雷等數十枚、炮彈及 幹擾彈等數千發實彈10。中國海軍新聞發言人表明，「今後仍將繼續進行類似的演練和演習」，中國海軍在南海的大規模戰鬥演練今後將會反復進行。
近年來，中國海軍在南海反復舉行大規模的奪島演練。例如2013年3月，以大型船 塢登陸艦「井岡山艦」為旗艦的艦隊在南海的中國駐守的島嶼周圍巡航，與預警機、殲擊機、轟炸機等進行了聯合演練，並對島嶼進行了登陸演練12。2015年7月，南海艦隊的登陸艦支隊聯合海軍陸戰隊、直升機部隊、陸軍兩棲部隊等，在南海進行了登陸 演練。在這次登陸演練中，中國海軍新進口的大型野牛級氣墊登陸艇首次亮相參加，搭載海軍陸戰隊的登陸兵和水陸兩棲裝甲車突擊上陸，同時直升機也搭載陸戰隊員滑降登陸，成功地壓制了陸上的敵方。
作為超越近海的遠洋，向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方面的擴展顯著。從2008年開始，中國海軍的數艘艦船編隊通過宮古海峽及巴士海峽進入西太平洋，定期開展遠洋訓練，舉行各種演習。2010年4月，包括現代級驅逐艦和基洛級潛艇等在內的10艘中國艦船從東海出發，穿過宮古海峽進入西太平洋，進行了艦載直升機的飛行訓練以及海上補給訓練等。當時，中國的艦載直升機抵近正在執行警戒監視任務的日本海上自衛隊「涼波（すずなみ）號」護衛艦至危險的距離。
有關中國海軍在西太平洋舉行的演習內容，有基於實戰向更高程度發展的跡象。2013年10月，解放軍在西太平洋舉行了代號為「機動-5號」的大規模聯合實兵演習。北海艦隊和東海艦隊的艦船穿過宮古海峽、南海艦隊的艦船穿過巴士海峽分別突破第1島鏈進入西太平洋，也有從大陸起飛的預警機和轟炸機加入，進行了實戰對抗演習。中國海軍在2014年12月也在西太平洋舉行了由3個艦隊的艦船以及情報偵察 機、預警機、轟炸機參加的大規模演練，其中部分艦船在演習結束後北上西太平洋，穿過宗穀海峽進入日本海，環繞日本航行。
此外，中國海軍於2014年7月應主辦國美國的邀請，參加了在夏威夷近海舉行的環太平洋聯合演習（RIMPAC）。由驅逐艦、護衛艦、補給艦以及醫院船4艘艦船構成的艦 隊與美國、日本以及澳大利亞等國部隊一同參加了射擊、直升機起降、海上檢查活動以及搜救等演練。RIMPAC結束後，醫院船還通過巴拿馬運河，以中南美國家為物件開 展了醫療支援活動。
另一方面，中國海軍的活動範圍已穿越麻六甲海峽向印度洋、中東及非洲方面擴大。從2009年1月開始，中國海軍參加了國際社會在亞丁灣、索馬裡海域開展的聯合打擊海 盜行動。截至2015年9月，中國已向該海域派遣了21批護航編隊，中國海軍的艦船在亞丁灣、索馬裡海域以及連接該海域與中國本土的印度洋海上通道的存在地位得到提升。中國海軍持續在亞丁灣、索馬裡海域開展打擊海盜行動，樹立了作為「負責任的大國」的國際形象，在獲得了這些成果的同時，還提高了在遠洋的指揮調動能力和後方支援能力，並驗證了各種裝備的性能等，獲得了有助於提升遠洋作戰能力的成果。
中國海軍的活動也超越了南海的第1島鏈向印度洋的澳大利亞周邊海域擴大。2014年1月，南海艦隊的驅逐艦等3艘艦船構成的演練編隊縱跨南海進入爪哇海，穿越巽他海峽進入澳大利亞北部的印度洋，實施了各項演練。該演練編隊隨後北上龍目海峽，經由西太平洋返航。另外，在2014年3月的「馬航失聯」事件發生後，中國軍隊在澳大利亞西部的印度洋海域，動用了9艘艦船、6架艦載直升機、5架固定翼飛機以及10多顆衛星開展了大範圍搜尋活動。
中國海軍的這種活動範圍逐漸擴大、在活動的數量和內容兩方面均得以強化的背景，是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穩步推進的艦船和飛機等裝備的現代化。1994年，中國海軍的現代化旅滬級（052型）驅逐艦服役（另外，1艘同型驅逐艦於1996年服役），替代此前作為主力驅逐艦的旅大級（051型）。1999年，旅海級（051B型）驅逐艦服役，同時 從俄羅斯購買的第1艘現代級驅逐艦服役。該現代級驅逐艦裝備了超音速反艦飛彈（SS- N-22：日炙），是具備強大對艦攻擊能力的驅逐艦。截至2006年，中國海軍已有4艘現代級驅逐艦服役。2004年，兩艘作為旅滬級後續艦型的旅洋I級（052B型）服役，2005年作為其改進型、裝備了相控陣雷達和飛彈垂直發射裝置等高防空能力、被稱為「中華神盾」的旅洋II級（052C型）驅逐艦服役（截至2014年共有6艘同型驅逐艦服役）。此外在2006年和2007年，作為旅海級的後續艦型旅洲級（051C型）驅逐艦各有1艘服役。2014年，裝備了先進防空系統和多功能垂直發射裝置等的第1艘旅洋Ⅲ級（052D型）驅逐艦服役。
中國海軍也在推進護衛艦的現代化。1991年，中國海軍可搭載巡邏直升機的新型護衛艦江衛I級（053H2G型）服役（截 至1994年，4艘同型護衛艦服役）。1998 年，其改進型江衛Ⅱ級（053H3型）服役（截至2005年，合計10艘同型護衛艦 服役）。此外，提高了防空能力和隱身性能的江凱I級（054型）於2005年服役（2006年，另一艘同型護衛艦服役），裝備了垂直發射裝置的改進型江凱Ⅱ級（054A型）也於2008年服役，截至2014年，大約有20艘已經服役。這些新型驅逐艦和護衛艦積極參加在西太平洋的演習和在索馬裡海域打擊海盜的行動等，成為遠洋作戰的核心力量。
新型驅逐艦、護衛艦的數量變化數量
潛艇的現代化也在穩步推進。中國海軍從俄羅斯購買了安靜性能優異的常規動力基洛級潛艇，第1艘於1995年服役。此後，安靜性能更高、裝備了反艦巡航飛彈（SS-N-27：西茲勒）的改進型基洛級潛艇在本世紀00年代中期服役，基洛級潛艇已擁有12艘。另外，中國海軍的宋級（039/039G型）國產新型柴油發動機潛艇從1999年開始服役，截至2006年已有13艘服役。2006年，新型元級（041型）潛艇服役。元級的安靜性能超過宋級，並採用了絕氣推進型（Air-Independent Propulsion, AIP）系統，可實現更長時間的潛航。截至2014年，元級潛艇已有12艘服役，預計今後將增加到20艘左右。
新型潛艦數量變化
中國海軍還致力於新型核動力潛艇的配備。2007年，晉級（094型）新型彈道飛彈核潛艇（SSBN）服役。晉級核潛艇替代了上世紀80年代服役、比較陳舊的夏級（092型）潛艇，被認為裝備了射程達8,000公的新型潛水艇發射型彈道飛彈（SLBM）JL-2（巨浪2）， 如果晉級核潛艇進入正常服役，將大幅度提高中國的核威懾力 。另外，作為攻擊型核 動力潛艇（SSN），截至2007年，兩艘新型商級（093型）潛艇替代原有的漢級（091型） 服役，今後預計將于2014年增加另一艘其改進型潛艇（093A型）。
此外，中國海軍的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於2012年服役。澳門的企業購買了原蘇聯海軍在烏克蘭未建造完工的航空母艦「瓦良格號」，中國在大連造船廠進行獨自的研究開發建造完成。中國也在推進艦載機殲-15的開發和配置，殲-15已經在遼寧號上反復進行了起降訓練。另外，也有消息指出，中國海軍正致力於開發新型國產航母。最近，軍方人士在發言中相繼證實了國產航母的建造，並且公佈了被視為正在建造的國產航母的衛星照片。2013年年底，遼寧號從黃海經由東海向南海航行，在海南島周邊海域與多艘屬艦進行編隊演練，在該過程中，發生了中國海軍登陸艦逼停美國海軍巡洋艦「考彭斯號」事件。國防部發言人於2015年12月底證實，第二艘國產航母正在大連進行建造。
另外，中國海軍也在加強護衛艦以下的小型水面軍艦的裝備。從2004年開始，可高速航行的紅稗級（022型）雙體飛彈快艇服役。裝備了8枚反艦飛彈的紅稗級快艇至今已配備了60艘。1,500噸級的江島級（056型）輕護衛艦也從2013年開始配備。江島級輕護衛艦雖然是小型艦船，但裝備了反艦飛彈和魚雷，也可起降直升機等，是通用性高、適合完成近海多樣化任務的艦船。江島級輕護衛艦已有20艘左右服役，有消息指出今後將增加到30～60艘左右。
同時，中國海軍也在擴充其航空力量。中國海軍除了已擁有100多架包括殲-10、殲-11、蘇-30等第4代戰鬥機外，還擁有30架裝備了空對艦飛彈 的轟-6轟炸機。另外，除了將運-8、運-9改造成的預警機和情報偵察機外，還被視為已擁有無人機。中國海軍已擁有多架反潛巡邏直升機，並且最近也有報導表明，將運-8改成固定翼反潛巡邏機「高新6號」已經向部隊配備，中國正在致力於提高反潛作戰能力。
（三）中國海軍今後動向
根據以上分析的中國海軍的戰略歷史沿革和活動範圍的擴大、活動內容以及裝備的現代化傾向等判斷，今後中國海軍將為了實現以下3個目標而致力於強化必要的能力。
第一，在有關領土和主權問題以及海洋權益的爭端中獲得優勢地位。在中國的國防白皮書中提出，將「保障國家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作為軍事戰略的重要原則。對於中國而言，有關領土主權的最大課題會是臺灣的統一。此外，中國近年來加強了對東海和南海島嶼主權的要求。中國在東海的石油和天然氣的開發已取得了進展，在南海也進行試開採等加強了資源開發活動。很多中國應維護的領土、主權以及海洋權益位於近海，提出在「遠洋防衛（護衛）」同時進行「近海防禦」戰略的中國海軍將承擔其核心任務。
為了在近海的有關領土和主權以及海洋權益的爭端中獲得優勢地位，中國海軍將致力於在和平時期提高存在感，並且同時形成在戰爭時期可獲得制海權和制空權的能力。諸如江島級那種能夠以較低的成本大量建造的輕護衛艦將擴大近海的巡邏活動等。為了加強水面艦船在近海作戰時的防空能力，中國海軍在推進航空兵部隊擁有的戰鬥機現代化的同時，也將致力於為了其有效運用而加強預警機和空中加油機等的發展。在 南海南部等難以由本土進行空中支援的海域，設想將採用航空母艦部署航空力量。此外，如果中國在南海正在進行的填海造地處完成了港口和跑道的建造，預料將會提高中國海軍在周邊海域的制海、制空能力。有消息指出，為了提升登島作戰能力，中國海軍正在開發新型的兩棲攻擊艦（081型），與玉昭級（071型）登陸艦相比，登陸能力大幅提高。
第二，提高對美國的遏制能力。在中國看來，無論是在視為「核心利益」的臺灣統一方面，還是在確立東海及南海的島嶼主權方面，其最大的障礙將會是導致美國采 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雖然美國與臺灣沒有建立外交關係，然而卻向臺灣出售用於防 衛的必要武器，並且主張和平處理中台關係等，對臺灣的安全保障保持密切關注的立場。圍繞島嶼主權與中國對立的日本和菲律賓是美國的同盟國。如果中國因這些問題造成軍事性緊張局勢，則存在美國將以不利於中國的方式採取軍事介入的可能性。有關這些問題，中國為了在和平時期提高軍事壓力的效果，在戰爭時期使戰鬥有利進展，遏制美軍的介入非常重要。
為了使美國對於軍事介入猶豫不決，必須加強針對美國的遏制力。其重要的手段之一是提高核遏制力。中國海軍通過運用新型晉級SSBN核潛艇「提高戰略遏制和反擊能力」。但是作為射程僅有8,000公里的JL-2，從部署了晉級核潛艇的南海無法攻擊美國本土。今後，中國海軍將會致力於穿過巴士海峽進入太平洋，並且推進JL-2射程的延伸以及開發射程 更遠的新型SLBM。總之，中國海軍將推進致力於提高安靜性和加強飛彈的運用能力的 新型SSBN的開發。
對來自夏威夷或美國本土的美軍海上兵力，加強在遠離中國本土的海域進行攻擊的能力，在遏制美國的軍事介入、降低介入效果方面，對於中國海軍也將非常重要。提出「近海防禦」戰略的劉華清於1986年4月在國防大學作學術報告時指出，雖然當前中國海軍的作戰範圍是由第1島鏈內的黃海、東海以及南海構成的「近海」，但作為未來的課題，「今後要能真正有效地保護我國不受海上方向來的襲擊和進攻，必須加大海洋方向的防禦縱深，具備在盡遠距離上攔截和消滅敵人海軍兵力兵器的能力」。作為中國海軍，在西太平洋海域加強對包括航母在內的美國海軍艦船的攻擊能力，可以說是長期以來的課題。
如上所述，中國海軍正在增強裝備了反艦巡航飛彈的潛艇。這些潛艇是在西太平洋海域牽制美國海軍行動的重要力量，今後將會致力於裝備的反艦巡航飛彈的射程延伸和提高速度，同時開發和配備潛航距離長的核動力潛艇。另外，中國海軍將會通過 部署旅洋Ⅲ級等具備先進防空、反艦攻擊能力的艦船，躲避美軍航母艦載機的空中攻擊，同時對美軍的水面艦船構成威脅。此外，為了用戰機攻擊美軍艦船，將開發和配備空 對艦飛彈，並且為了提高遠端精確打擊所不可缺少的情報收集、警戒監視、偵察（ISR）能力，中國海軍將會推進包括無人機在內的情報偵察機和預警機的強化。
第三，維護和擴大中國在海外的國家利益。歐洲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對象，中東各國以及非洲各國是資源和能源的主要進口地區。保障連接這些地區與中國的海上交通 線的安全是中國日益重要的國家利益。中國海軍已經參加了在亞丁灣、索馬裡海域開展的國際性聯合打擊海盜行動，發揮了保護本國的海上交通線不受海盜威脅的作用，然而假如與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緊張，發生武裝衝突等，將會要求中國海軍發揮保護海上交通線不受他國軍事威脅的作用。
隨著中國企業向海外的發展，在海外工作、生活的中國公民增加，與中國企業相 關的工廠及礦山等設施也在增加。對於這些存在於海外的中國公民和中國企業的權益，在發生當地政局混亂以及遭受恐怖分子綁架和攻擊等時提供保護，也是期待中國海軍發揮的作用。中國海軍已從利比亞和葉門進行了僑民的接運，今後，保護中國相關設施不受攻擊以及解救被綁架的中國人人質等將成為新的課題。
為了實現這些目的，中國海軍將加強向遠洋、尤其是印度洋方面的兵力投送能力。中國海軍的驅逐艦和護衛艦通過參加打擊海盜行動，提高了在印度洋的作戰能力和存在感，今後，為了加強對該活動在質和量兩方面擴 大所不可缺少的後方支援，將會增加補給艦以及對提供休整和補給基地的港口予以保證。另外，最近中國的潛艇開始進入印度洋，估計今後其頻度將增加。如果中國海軍正在建造的航空母艦服役，也將會進入印度洋。將航母部署在印度洋，不僅可以保障海上交通線的安全和保護海外利益，對於在陸地國界存在爭議的印度，也將可能從海上施加壓力。
另一方面，為了實現上述目的，中國海軍也將會面對一些課題。重要的課題之一可能是提高反潛作戰（ASW）的能力。潛艇是對水面艦船的巨大威脅。無論是近海還是遠海，中國的水面艦船為了能夠安全地作戰，必須排除潛艇的威脅。中國海軍以往的ASW主要依靠水面艦船和其艦載巡邏直升機，其巡邏海域將會有限。如果開展廣域性ASW，必須投入許多固定翼巡邏機，然而中國海軍才剛剛開始這種配備。另外，對於提高ASW能力，必須積累各種情報，並通過訓練加強情報分析能力，但在實際上需 要花費相當長的時間和勞力。
迄今為止，在國防經費連續增加的背景下，中國海軍以近海防禦和遠海防衛為目標全面提升了各種能力。然而今後預測中國的經濟成長將減速，海軍可利用的資源也 將會有限。由此，中國海軍也不得不對資源配置確定優先順序，例如或者為了提升近海的ASW能力而增加固定翼巡邏機，或者增強作為向遠海部署兵力基礎的航母等。今後，應關注中國海軍優先提高哪個領域的能力。
（撰稿人：飯田將史）
三、戰略性轉型與能力提升的空軍
（一）從「國土防空」到「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戰略轉變
1.空軍戰略的歷史沿革
中國空軍建於1949年。參加朝鮮戰爭後，在蘇聯的援助下發展壯大。隨著中蘇關係對立的加深，由於來自蘇聯的技術援助中斷，軍用飛機的開發也不得不長期處以停滯狀態。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與西方各國的關係得到改善，中國一度曾計畫引進西方的技術，然而1989年發生天安門事件後，該計畫也遭致挫折。上世紀90年代，從俄羅 斯的進口增加，同時也以這些技術為基礎推進國產軍用機的生產和開發。在此期間，從朝鮮戰爭結束到上世紀90年代，中國空軍的任務始終是「國土防空」。作為「國土防空」，掌握領空的制空權受到重視，為此配備了許多截擊機。
目前，中國空軍的任務已從「國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轉變，比以往的領空防衛覆蓋更大的區域，強調開展機動性防空。
「攻防兼備」戰略是中國空軍從80年代中期開始進行的戰略討論中產生的。空軍通過空軍指揮學院等開展研究，空軍司令部研究員董文先提出了「空疆防禦」概念，強調空軍應覆蓋更大範圍的必要性，而不僅僅是領空防禦。1997年，江澤民首次談到「逐步實現由國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轉變」。《2004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指出，「空軍擔負著保衛國家領空安全、保持全國空防穩定的任務。空軍適應資訊化空中作戰要求，逐步實現由國土防空型朝攻防兼備型轉變」，而提出攻防兼備的目標。
目前，「空天一體、攻防兼備」成為空軍建設的目標。「天」指宇宙航太，「空天一體」指推進宇宙衛星系統與空軍的結合支援作戰，將兵力投送向更遠處擴大。
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至本世紀00年代初期，由空軍工程大學和空軍指揮學院等研究機構開展了關於「空天一體」的討論。根據這些討論的結果，空軍於2004年向中央軍委提出了空天一體的方案。從2004年起，空軍司令員喬清晨成為中央軍委委員，由此空軍也將會比以前更有機會提出自身的見解。雖然將這個方案提到中央軍委，但卻沒有被公開。關於宇宙的管轄問題，據說在空軍、第二炮兵、總裝備部之間發生爭執，所以可能對此產生了影響。2009年，空軍司令員許其亮在空軍建軍60周年之際表明，「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空軍戰略已經確立。2012年許其亮就任中央軍委副主席，可能進一步推進了這項戰略。
習近平主席於2014年4月對空軍提出要求，作為戰略性軍種，加快建設一支「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強大空軍，由此公開認可將空天一體正式作為空軍的戰略目標。
《2015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強調，「按照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戰略要求，實現國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備型轉變，構建適應資訊化作戰需要的空天防禦力量體系」。
那麼按照這種「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空軍戰略，具體要構建怎樣的能力？在空軍司令員馬曉天和空軍政委田修思聯名發表的論文中闡述，關於構建「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能力，應將重點放在偵察和預警、空中進攻、防空和飛彈防衛以及戰略投送方面，並且特別提出①資訊系統的綜合、②遠端兵力投送和打擊能力、③兵力平衡的調整，這些都將會是相互密切相關的問題。
關於資訊系統的綜合，指構建和運用將預警機、太空偵察衛星和定位衛星以及地面雷達等資訊結合成一體的綜合預警系統。在軍事科學院出版的《戰略學（2013年版）》中論述，構建「全領域一體化」資訊系統，充分利用全軍天基資訊資源，進一步提高 空中偵察、預警、指揮平臺的品質和數量，掃除領域監視盲區。
此外，中國空軍致力於加強遠端兵力投送能力。也就是強調「需要更多地實施遠程預警、偵察、打擊、制空、投送以及保障等行動，實現行動能力有效覆蓋我國全部領土和戰略利益相關的海域上空」。另外，通過空對地飛彈等提高精確打擊能力是向攻防兼備型空軍轉變的關鍵。
《戰略學（2013年版）》強調對中國周邊空域建立「三線控制」的佈局。這就是，①在絕對安全區實施可靠控制；②在有限控制和安全合作區對敵對勢力實施預警偵察、遠端攔截、有限打擊，與友好國家開展合作；③在遠端監視和有限威嚇區，對西太平洋的軍事力量和軍事基地進行監控，保持必要的威嚇狀態。在這裡反映了領域管理、不可侵犯領域化的強勢構想。
最後，隨著這種轉變，兵力構成的平衡也將需要調整。特別是作為「國土防空」，以往對截擊機加以重視，但是作為「攻防兼備」，則將考慮需要空對地、空對空攻擊能力的多功能戰鬥機。另外，「空天一體」將C4ISR作為重點，因此作戰保障機的重要性應提高，其配備數量也應增加。
2.頻繁的活動
由於這種變化，空軍的活動範圍不斷擴大。截至2015年8月，中國空軍已在西太平洋實施了3次演習。3月30日，空軍發言人宣佈空軍飛機穿越巴士海峽赴西太平洋海域實施了演習。關於機型，有消息說是轟-6K。後來，空軍飛機於5月21日在沖繩本島和宮 古島之間穿過，首次在西太平洋海域實施了演習。另外，8月14日也在西太平洋海域實
施了演習，除了轟-6K外，也有其他種類的飛機參加。此外，中國空軍在南海的活動也較為突出。作為代號為“聯合行動A”演習的一部分，空軍於2014年9月參加了與海軍、第二炮兵進行的聯合演習。中國在南沙群島的赤瓜礁和永暑礁等7個地點通過填海擴大陸地面積和 強化設施，由此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擔憂。尤其是對於3,000米級的跑道將可能被 用於新型轟炸機轟-6K受到關注。另外，在2014年的全國人大會議上，李光宇（教 育界代表） 提出了在南海設定「防空識別區」的提案，但對於其可能性，中國政府始終保持不明朗的態度。
此外，在保護海外中國公民和搜救方面，中國空軍採取了行動。為了使利比亞內戰中的中國勞工撤離，中國空軍從2011年2月底至3月派遣了4架伊爾-76運輸機。在針對 2014年發生的馬航MH370失聯事件開展的國際搜救活動中，中國空軍分別有兩架伊爾-76運輸機和1架運-8運輸機參與。伊爾-76以澳大利亞的皮爾斯空軍基地、運-8以馬來西亞的蘇邦空軍基地為基地，首次在印度洋等開展活動。
3.促使轉變的原因
促使空軍發生這種轉變的原因包括軍事變革、與臺灣的空中力量平衡以及加強向海洋發展等。
第一，軍事進步的推動力。美國空軍在海灣戰爭、科索沃轟炸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中，在航空宇宙的ISR網路支援下實施遠端對地、對空精確打擊，使敵方國家的 防空網基本失效。針對這種手段，此前將僅控制領空作為重點的中國防空系統顯現了不足。通過2001年發生的美中軍機撞機事件（EP-3事件）可以看出，中國對美軍在中國沿海的情報偵查活動感到擔心，希望盡可能回避此類事件。另外，作為具備以ISR網路 為基礎的高精確打擊能力的美國空軍，是應成為中國空軍未來發展目標的樣板。
第二，關於與臺灣的空中力量平衡，直到本世紀00年代中期，中國的空中力量相對臺灣處於劣勢，這也將在中台的政治關係中對中國產生負面影響。
第三，近年來在中國海軍等加強向海洋發展的形勢下，由空軍提供空中支援的必 要性也增加。另外，最近也出現了有關空軍應參加海上維權活動的意見，強調保護海洋主權的重要性，這也被認為是空軍擴大活動的背景。2014年4月，空軍司令員馬曉天在公開場合首次表明中國空軍具有控制“海上方向空中”的使命。馬曉天強調了空軍「對於有效應對海上方向各種安全威脅具有重要作用」，以及「充分認清海上維權鬥爭的新形勢，加快從國土防空向攻防兼備的轉變」的必要性。
（二）裝備的現代化
1.戰鬥機的更新換代與多功能戰鬥機的增加
空軍裝備的現代化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開始急速發展起來。在1995年的階段，中國 空軍戰鬥機的80％是上世紀50年代的蘇聯米格17和米格19的派生機。在後來的向現代化發展進程中，1990年至2010年期間，約有3,500架飛機退役，占軍用機的70％。目前擁有約2,620架戰鬥機，對兵力的規模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精簡。
首先，觀察兵力的結構對比，第一，具備對地攻擊能力的多功能戰鬥機的配備數量顯著增加。如圖所示，從1985年至2015年期間，截擊機的比例從80％下降到40％。第二，作戰保障飛機向多樣化發展，雖然配備數量有所增加，但就占總體比例而言仍不充足。
關於戰鬥機，第四代型戰鬥機的配備在穩步推進。2010年，第四代戰鬥機的數量超過臺灣。主要的戰鬥機如下圖表所示。
| 名稱 | 代別 | 用途 | 續航距離（km） | 佈署（年） |
| J-7 | 3 | 攔截 | 1,739-2,229 | 1967 |
| J-8/8II | 3 | 攔截 | 1,898-2,148 | 1980／1988 |
| JH-7A | N/A | 戰鬥轟炸 | 3,698 | 2004 |
| J-10 | 4 | 攔截 | 1,648 | 2003 |
| Su-27/J-11 | 4 | 攔截 | 3,530 | 1992／2000 |
| J-11B/BS | 4.5 | 多功能 | 3,530 | 2007？ |
| Su-30MKK | 4.5 | 多功能 | 3,000 | 2000 |
| J-16 | 4.5 | 多功能 | 3,000 | 2014 |
| J-11D | 4.5 | 多功能 | 不明 | 開發中 |
| J-20 | 5 | 多功能、隱形 | 不明 | 開發中 |
| J-31 | 5 | 多功能、隱形 | 不明 | 開發中 |
| Su-35 | 4.5 | 多功能 | 3,600 | 交涉中 |
關於轟炸機，長期以來中國空軍使用老式轟-6轟炸機，近年來改進的新型轟-6K可裝載射程達到2,000公里的空對地巡航飛彈長劍-10（東風-10），改換了D-30KP2發動機後，續航距離增加到3,500公里。由此認為轟-6K的射程可覆蓋關島，並且因最近如上所述數次進入西太平洋參加演習，所以其動向引人關注。截至2015年，空軍已配備了36架轟-6K，預計今後也將會增加。
2.作戰保障機：預警系統的擴充
為了加強對領域的控制，必須確定在某領域的飛機、艦船等的位置及動向。
（1）預警機
作為預警指揮機，中國空軍至少運用有4架空警2000。空警-2000被稱為是中國版空中預警指揮機（AWACS），通過裝備的相控陣雷達，可同時捕捉470千米範圍內的60～100個目標。中國原本計畫從以色列引進費爾康（Phalcon）相控陣雷達，將伊爾-76運輸機作為搭載母機開發預警指揮機，但因以色列迫於美國的壓力在2000年撕毀合同而自主開發。在2013年4月，實現了可全時域作戰能力。
雖然空警-2000的性能較高，但因為伊爾-76無法充足地進口，所以將運-8作為母機進行80％以上的修改開發了空警-200（別名：高新5號）預警機。中國空軍配備了4架以上空警-200，在2009年建國60周年閱兵式上首次亮相。
在2015年9月的閱兵式上，又公開了空警-500預警機。有報導稱空警-500以運-8的改進型運-9為母機，與美國的E-2D同屬第三代預警機。
（2）運-8的變化機型
中國以運－8運輸機為平臺，開發了可進行預警、偵察及情報收集、電子對抗等各種用途的變化機型。在《戰略學（2013年版）》中指出，空軍力量需要從以前的防禦性向平衡型轉變，尤其論述了空中加油機、遠端偵察機、預警指揮機等作戰保障機的重要性23。這些變化機型的開發是以美國在C-130J的平臺上發展成為各種作戰保障機為樣板。
運-8是購買蘇聯安-12的許可證生產的飛機，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製造。從80年代開始，運-8以海軍飛機為中心進行改進。90年代，裝載了從英國購買的空中霸王雷達系 統的海上警戒機運-8J服役。
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中國開始了被稱為「高新工程」的高科技技術開發專案，其中開發了運-8的變化機型。
另外，中國開發了運-9運輸機並投入使用。運-9是以民用機運-8F-600為平臺開發的中型運輸機，從2001年前後開始開發，載重量被認為20噸以上。運-9與以同樣的機體為平臺在相同時期製作的空警-200一樣，屬於運-8改進型，被定為「高新工程第三類」。
（3）大型運輸機、空中加油機
鑒於戰略投送能力的重要性，中國在大型運輸機方面力量薄弱，成為明顯的短板。由於伊留申公司沒有按合同向中國提供從俄羅斯進口的伊爾-76運輸機，所以無法按照計畫推進，中國空軍僅配備了16架左右。運-8和運-9屬於中型運輸機，運輸能力有限。
此外，空中加油機轟-6U僅有10架，並屬於老式機型，所以空中加油能力始終無法提高。因為大型運輸機可作為空中加油機的母機，因此期待其強化並解決空中加油能力問題。中國與烏克蘭於2011年簽訂了購買3架伊爾-78飛機的合同。有報導表明伊爾-78已於2014年配備29。伊爾-78作為空中加油機使用，可對蘇-30MMK和空警-2000空中加油，據說作戰半徑可達2倍以上。
作為今後重要項目，中國正在開發的大型國產運輸機運-20。據說運-20的裝載量達66噸，2013年1月試飛成功30。然而作為現實的問題是發動機的推力不足，距離投入使用尚需要一定的時間。
| 名稱 | 用途 | 配備數量 | 備註 |
| 運-8CB（高新1號） | 電子偵察 | 空軍4架 | 無 |
| 運-8JB（高新2號） | 電子偵察 | 海軍4架 | 無 |
| 運-8G（高新3號） | 電子干擾／電子偵察 | 空軍7架 | 無 |
| 運-8T（高新4號） | 指揮機 | 空軍3架 | 無 |
| 空警-200（高新5號） | 預警機 | 空軍4架 | 與海軍的運-8W雷同 |
| 運-8Q（高新6號） | 反潛巡邏 | 海軍 | 遭指飛行性能遠不如P-3C（注2） |
| 運-8XZ（高新7號） | 電子干擾／心戰 | 空軍2架 | 無 |
| 運-9JB（高新8號） | 電子干擾／電子偵察 | 海軍 | 也被稱為中國版EP-3 |
| 空警-500（高新9號） | 預警指揮 | 空軍 | 以運-9為平臺的新型機 |
| 運-9EZ（高新10號）以及作為運-8G後續機型的運-9G(高新11號)正在開發。 | |||
（4）無人機
中國非常積極地將無人機用於軍事用途，特別是對於ISR已開展了全方位運用。截至2011年初，中國空軍已將280多架UAV投入使用。
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開發了高空、長滯空時間無人機（UAV/HALE）彩虹-1。此後也於1994年從以色列進口了哈比（Harpy）作戰型無人機。
目前受到關注的是具備攻擊能力的無人機。彩虹-4作戰型無人機可用於偵察、監視、攻擊，在2014年舉行的「和平使命」演習中亮相。據稱彩虹-4A可飛行30小時，續航距離為3,500公里；彩虹-4B可飛行14小時，續航距離為1,600公里。另外，在2015年7月新疆發生地震時，空軍無人機也執行了災情偵察任務。此外，BZK-005、JWP-02、GJ-1在2015年9月3日舉行的閱兵式上亮相。
3.國產化問題
中國致力於實現軍用飛機的國產化。雖然認為中國的技術實力在實際上已大幅提高，但目前仍無法脫離依賴於俄國技術的局面。成為瓶頸的是發動機的開發。雖然中國在不斷努力開發國產發動機，但是在可靠性等方面仍落後於俄羅斯製造的發動機。
近年來開發和使用的發動機有渦扇-9和渦扇-10。渦扇-9是從羅爾斯一羅伊斯公司購買斯貝（Spey）的許可證生產的發動機，推力為9.9噸，裝備於殲轟-7。渦扇-10參照俄國的AL-31FN的技術製造，從2009年開始裝備於殲-10和殲-11B。然而據說達到足夠推力的時間是AL-31FN的一倍，在可靠性方面存在問題。在2006～2012年期間，俄羅斯提供了200多台AL-31FN系列發動機，其中的一部分用於殲-11B。
目前正在開發並受到關注的是渦扇-20，計畫裝備運-20，以及用於殲-20的渦扇-15以及D-30KP-2的派生產品渦扇-18，被認為將裝備轟-6K等。
（三）中國空軍發展前景
中國空軍確立了「空天一體、攻防兼備」的理念，制定了未來發展的方向，然而實現這些目標仍將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在今後的10年期間，中國空軍將會繼續致力於實現這些目標。
在上述的馬曉天、田修思的論文中，作為今後發展的方向列舉了隱形化、無人化、人工智慧（AI）化以及遠端高速精確化。另外根據時事通訊社消息，空軍指揮學院於2014年11月編制了有關空軍長期戰略的報告，其中強調了至2030年期間加強在西太平洋的活動，以及開發新型戰略轟炸機、高空防禦飛彈、高速空對艦巡航飛彈、大型運輸機、無人攻擊機等9種戰略裝備的必要性。鑒於上述的空軍戰略方針和課題，提出這樣的報告並不奇怪。
對於今後的中國空軍可以考慮按照以下方向發展。第一，即使作為彌補當前弱點的角度考慮也應該加強作戰保障機。中國的作戰保障機雖然其種類急速增加，但配備數量仍然較少。例如國防大學的《戰略學》指出，美軍的進攻：防禦：保障比例一直保持 在2：1：1的水準上，表明中國空軍還沒有達到這種水準。
為此，大型運輸機和空中加油機的開發十分重要。為了充分滿足戰略投送和空中加油等必要功能，也有計算表明今後將需要400架以上的運-2039。為此也需要加緊運-20的開發，如果開發成功，配備數量將迅速增加。另外，不僅需要繼續開發預警機和情報偵察機，而且將要求批量製造。此外，可能需要推進預警和指揮的一體化。
其次，要求提高攻擊能力。中國空軍將會繼續推進具備對地攻擊能力的戰鬥機的配備和開發。尤其是為了避開敵方的防空網進攻作戰，隱形性和無人攻擊機更加重要。這些與殲-20戰鬥機的研發、「翼龍」無人攻擊機以及「翔龍」高空、長滯空時間無人機的研發同樣，是已經著手開展的領域，今後也將開始配備。作為對地攻擊的手段，超音速或高超音速空對地巡航飛彈的開發將會受到重視。2014年在珠海舉行的航展上，被稱為CX-1的衝壓噴氣發動機式超音速飛彈亮相，今後的動向受到關注。
另外，開發遠程轟炸機的必要性得到充分認識。空軍裝備部長袁強在2014年全國人大會議期間表示，為了適應海洋強國的戰略要求，空軍需要加大遠程轟炸機、大型運輸機、預警指揮機、加油機等裝備的建設力度，儘快提高遠海作戰能力，為有效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提供有力的裝備支援。關於遠程轟炸機的開發，包括發動機的問題在內，由於需要解決的問題較多，可能難以在短期內完成。也有分析指出，目前雖然H-6K的生產得到重視，但這是因為遠端轟炸機的研發滯後而採取的不得已措施。
再者，要求具備防空反導能力。有關論述提出了具備「空、天、地」一體的對彈道飛彈、巡航飛彈和隱形飛機的預警能力以及防空飛彈防衛系統的必要性。關於末端飛彈防禦，中國通過進口S-300PMU1以及S-300PMU2、配備紅旗-9以及紅旗-15/18，將具備一定的能力。此外，由於從俄羅斯購買射程達400公里的S-400的交涉取得進展，這種能力將會進一步提高。另外，可探測隱形飛機的雷達的開發正在推進。
最後，作為更長期的未來任務，為了進一步深化「空天一體」，中國空軍開展了具備對航空宇宙的攻擊和防禦能力的討論。據此，大國之間未來在宇宙的競爭將激化，需要具備保衛本國的宇宙資產、並且攻擊敵方宇宙資產的能力。但就現狀而言，由於空軍對宇宙沒有裝備和管轄許可權，因此可能成為今後討論的焦點。
（撰稿人：山口信治）
（專欄）高新工程
運-8的許多變化機型是「高新工程」取得的成果。雖然在國防方面的高新工程的總體狀況尚不明確，但認為是有關先進技術、尤其是針對資訊化戰爭的技術開發的相關內容。
高新工程是最高領導層的決定，是遵照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指示。
2014年12月，在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的黨組擴大會議上，集團公司董事長兼黨組書記林左鳴「傳達了習近平在全軍裝備工作會議以及中央高新工程領導小組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精神」。有關中央高新工程領導小組的存在，因為除了這則消息以外沒有其他任何資訊，所以還不能確定。另外即使存在，也不清楚習近平是作為小組組長發言、還是僅僅出席了會議。然而領導小組是「中央」的組織，表明是黨中央的直屬機構，如果這則消息屬實，則可以說明黨中央對該項目十分重視。
雖然「高新工程」從什麼時候開始並不明確，但至少可追溯到2001年，被認為大概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制定。2001年6月22日，中國航空工業第一集團公司黨組書記劉高倬表示，「高新工程」對於航空工業的發展將加速航空科學先進技術的發展，黨將在新 世紀為了「推動經濟建設，實現祖國統一，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做出貢獻。根據同年7月3日《中國航空報》的消息，高新工程是「事關祖國統一大業、並且與維護世界和平相關」的重要項目。
尤其空軍被認為是「高新工程」的中心，根據2009年《解放軍報》的報導，空軍僅在2008年就開展了100多項「高新工程」的試驗。高新工程的完成是「保障空軍部隊多樣化的軍事任務」。
其中有關運-8及運-9系列的專案與預警指揮和ISR相關，考慮到這將在中國致力推進的資訊化過程中發揮核心作用，可以說受到高度重視。可能是因為1999年誤炸中國大使館事件、2000年從以色列購買費爾康（Phalcon）雷達因迫於美國的壓力而失敗、2001年美中軍機相撞事件等一系列事件，中國強烈地意識到自身開發最尖端技術的必要性，從而使「高新工程」的起步。有關運-8和運-9的專案，預計今後將用於預警指揮機、電子對抗機、電子偵察機、空中加油機、反潛巡邏機等的開發。
四、飛彈力量的擴充
第二炮兵部隊（2015年12月底改編為「火箭軍」）是中國的戰略飛彈部隊，承擔著核威懾、核反擊以及常規飛彈精確打擊任務。習近平指出，「第二炮兵部隊是我國戰略威嚇的核心力量，是我大國地位的戰略支撐，是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石」。
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決定開發核武器以及彈道飛彈。後來，1960年年初發射飛彈成功，並於1964年10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在這個背景下，1966年7月1日，第二炮兵部隊作為運用核武器的彈道飛彈部隊組建。直到上世紀80年代，第二炮兵僅運用核飛彈，但在90年代後期以後，根據「核常兼備」的方針，第二炮兵部隊大力發展常規飛彈力量。
第二炮兵部隊是中央軍委的直屬兵種。第二炮兵部隊的中央機關位於北京郊區的清河，總兵力約13萬人。在中央機關編有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以及裝備部。第二炮兵部隊的主要飛彈發射基地是與陸軍集團軍同級的軍級，從第51基地到第56基地共有6個。此外，各基地設有數個旅團。作為培訓基地設有第22基地（技術後勤培訓）和第28基地（作戰培訓），此外轄下還有工程部隊和後勤保障部隊。第二炮兵部隊有5個直屬研究所、4所教育機構。
（一）以可靠的第一次核反擊能力為目標的核力量
（1）核戰略的原則
由於中國的核武器缺乏透明性，有關核子彈道飛彈以及核子彈頭的數量，難以得到較高可靠性的分析資料。然而中國的核戰略具備某種程度一貫堅持的幾項原則。
第一，政治優先。毛澤東非常重視擁有核子武器的政治意義，另外也可能由於運載手段等運用能力尚不足，所以在實際作戰中的核武器運用準則幾乎未曾討論。後來，隨著飛彈力量的發展等，雖然逐漸展開了運用主義的討論，但是政治優先的原則並沒有受到任何改變。
習近平強調指出，「第二炮兵部隊是黨中央、中央軍委直接掌握使用的戰略部隊」，在政治上必須特別可靠。此外，軍事科學院編著的《戰略學》（2013年版）也闡明，作為第二炮兵部隊的運用原則強調「集中統一指揮」的重要性，「第二炮兵核飛彈部隊的作戰使用決策權只能隸屬於中央軍委。明確規定威嚇方式、核反擊規模和時機、目標等…都必須由中央軍委決定」。第二炮兵部隊只不過是運用核飛彈的實施部隊，並不是核戰略的制定機構。
第二，宣佈不首先使用。自1964年擁有核武器以來，中國將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作為政策宣傳。周恩來宣佈，「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中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武器國家使用核武器」。
該方針在首次對外說明中國核戰略的2006年國防白皮書中也再次確認。亦即中國的核戰略是「自衛防禦核戰略」，根本目的是防止其他國家對中國使用核武器、或者核威脅。另外，「中國無條件承諾，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國家和無核地區使用核武器或進行核威脅」。
第三，關於核彈頭數量，中國雖然有所節制，但擁有數量仍在逐漸增加。關於中國的核彈頭數量，估計截至2015年約有260發，與俄羅斯的7,500發和美國的7,260發相比，確實差距明顯較大。雖然核彈頭增加的速度本身不能說很快，但仍是在10年期間內約達到2倍速成長。
| 年度 | 2006 | 2007 | 2008 | 2009 | 2010 | 2011 | 2012 | 2013 | 2014 | 2015 |
| 數量 | 130 | 145 | 176 | 186 | 240 | 240 | 240 | 250 | 250 | 260 |
第四，平時將核彈頭拆下，與飛彈另行集中管理。根據Mark Stokes（Executive Director, Project 2049 Institute）在2012年提交給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安全委員會（United State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的報告書中指出，在陝西省太白縣秦嶺山的第22基地對核彈頭集中管理。核彈頭在第22基地與6個飛彈基地之間往返，通常不會在飛彈基地保管過多的核彈頭。
關於戰略核潛艇的核彈頭管理不詳。然而如果戰略核潛艇外出巡邏，不裝備核彈頭則沒有戰略核潛艇的意義，所以被認為核彈頭會隨時裝載。
（2）有關中國的遏阻戰略論點
A.核威懾與核反擊：要求可靠的第一次核反擊能力
圍繞中國如何對待核威懾、採取怎樣的核威懾戰略不斷出現了各種討論。關於中國的核力量和核戰略，由於資訊的不透明或者有限，因此難以做出切實判斷。作為說明中國核威懾戰略的概念，迄今為止的研究得出了「反核威壓」、「最低核威懾」、「確鑿的報復」以及「對不確實性的依靠」等概念。
關於中國的核威懾戰略，可以理解為從毛澤東時代起持續的「反核威壓」理論與上世紀80年代後期以後發展起來的一種「最低核威懾」理論的結合。此外心理性、政治性因素占有較大比重也是其特點。
首先，「反核威壓」的含義是，以不受他國藉核威脅為背景的威壓為目的，通過核擁有和「人民戰爭」不屈服於敵方。毛澤東有關核武器的觀點是，第一，核武器雖然具有強大威力，但不是戰爭的決定性因素，因此是「紙老虎」。第二，儘管如此，作為抵抗核大國威壓的手段應擁有核武器。對於毛澤東的核威懾戰略，或許可以概括為依據核武器存在本身就可產生威嚇效果的存在性威嚇、以及不屈服於核武器的使用和核威脅而贏得最終勝利的「人民戰爭」理論。「反核威壓」目的目前為止仍然保留，軍事科學院等研究人員也進行了這些討論。
其次，隨著中國核力量的建立，中國開始考慮對於敵方的核攻擊能夠反擊具有威嚇效果。目前中國的核威懾重點是具有「給敵方造成不可承受的核損傷」的反擊能力以及可能性，達到遏止敵方核進攻之目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近似於最低核威懾。但是，「不可承受的核損傷」的標準是問題所在。例如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將人口的20％、工業能力的50％作為「不可承受的核損傷」標準。如果根據這個標準，中國的核彈頭擁有數量明顯不足。然而許多中國研究人員論述，關於「不可承受的核損傷」的計算，中國的估測也維持在低於其他擁有核武器國家的水準。的確，對於中國以往的有限核力量是否形成可靠的第一次核反擊能力也有所疑問的部分是存在的。
但是在此必須綜合考慮的是，在有關核威懾的計算中，中國將較大的比重放在心理性、政治性方面。《戰略學》（2013年版）提出，因為核威懾隨物件的形勢而變化，所以不能千篇一律，應考慮對方的心理、政治體制和價值體系等。因此，何謂「不可承受的核損傷」，將取決於對象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因素。
此外，該著作所提出的論述認為，對中國的核子力量等保持適度模糊，會增加對方決策的難度，有助於提升有限核力量的威嚇效果。另外，某些時候同時發出不同的消息，能提升威嚇效果。也就是通常可以上下發出同一個聲音，但有時讓不同的人發出不同的聲音，可增加讓人摸不清對手的不確切性。
另外，有關於意志傳達的討論具有幾項特點。在《第二炮兵戰役學》中，關於威嚇的重要決策的傳遞手段，說明了將新型飛彈的新聞、照片等向媒體曝光，藉由閱兵式和領導人視察等機會展示力量，調動兵力，舉行飛彈發射演習，在常規戰爭中用以降低核門檻進行威脅等具體對策。從這裡可以發現，中國的意志傳遞是作為宣傳工作的延長線。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隱藏核力量實力給對方造成不確定性的構想非常明顯，然而現在則是開始展示部分核力量。
中國擁有的核彈頭數量有限，並且為了在對方第一次打擊後能夠存續使用，因此其目標為「敵方最怕打、我方有能力打、對戰略全局有重大影響的要害目標」。其具體的考慮對象為敵方的城市和重要基礎設施等，在這個角度上，應當可以認為採用了類似於威嚇理論中的「等價對稱攻擊」的考慮方法。《戰略學（2013年版）》也闡述，核攻擊的目標一般考慮的是對方的軍事目標和城市目標，前者是奉行進攻性核戰略的核強國的戰略，表明中國採取的對像是大城市等。然而在中國的討論中，也有未必明確區分對等價和對戰鬥力（向對方核力量的攻擊）。
此外，中國奉行不率先使用的原則，因此以先遭受敵方的核攻擊為前提，核子飛彈發射基地和設施必須在對方的第一次攻擊後存續下來。為此，利用自然條件建造隧道，設置假目標和假陣地，散佈假資訊等，對於防護核飛彈基地而言非常重要。
B.關於核威懾戰略的討論與核力量的性能提高
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後，中國面對的問題是由於美國等的精確打擊武器和飛彈防禦，以及近年來採用超音速、超高音速飛彈和常規武器進行快速全球打擊（Conventional Prompt Global Strike）等新軍事技術的發展，使中國追求可靠的第第一次核反擊能力可能受到威脅。這種動向導致了①在中國國內開始進行有關核戰略的討論、②增強核力量性能的推進。
首先，雖然中國國內已經開始進行有關是否保持以往的防禦姿態的討論。但至少目前為止都還沒有成為改變核戰略的主流。特別是對於「不率先使用」的原則，圍繞在今後是否也應繼續堅持、還是附加條件乃至取消進行了討論。在2012年的中國國防白皮書中，並沒有不率先使用的詞句。隨後，雖然國防部發言人表明這並不是放棄「不率先使用」的原則，但在該白皮書中沒有這樣的內容引發了各種推測。
要求改變「不率先使用」原則的討論提出了以下幾項論點：①不率先使用原則，影響到靈活於以常規精確打擊武器對核基地和重要戰略目標的攻擊，不應適用於不首先使用核武器，③在對進攻臺灣作戰發生大規模介入時不應遵守不首先使用。然而在現階段，並沒有放棄或修改不首先使用的原則。估計這種改變將伴隨更大的成本。改變從毛澤東時代開始長期奉行的原則，可能存在組織性、政治性阻力。此外，在考慮對外關係、尤其是與美國的關係時，該原則的改變可能成為政治性、戰略性信號。
最重要的是，核戰略是政治領導人決定的國家戰略問題，並不能僅憑軍事上的合理性決定。另外，這種討論也可能是政治領導人作為對美國的牽制而在一定程度上允許其存在。第二，為了保證因新軍事技術而動搖的第第一次核反擊能力而實施各種措施或者構想。
中國認為提高核飛彈的生存性、突破對方的飛彈防禦系統非常重要。所以已實施的是提高核飛彈生存性的措施，包括將飛彈從發射井發射改成以運輸豎起-發射車（TEL）為中心（車輛移動式）、將飛彈燃料從液體改成固體燃料、隱蔽飛彈發射基地和陣地等。
今後將被重視的是預警系統。習近平強調，「構建平時、戰時一體、高度戒備、隨時能夠戰鬥的作戰擔當體系…」。在國防大學出版的《戰略學》中也強調了高度戒備程度和提高快速反應能力的重要性。實際上中國已加強了地面預警雷達。但是中國是否沒有預警衛星、或者即使擁有是否能夠正常運作也尚未足夠明確，在性能方面存在不少疑問。
此外，由於強調立即反應，是否追求警報即時發射能力（敵人決定或著手實施核攻擊，在彈道飛彈發射等形態實際開始之前對敵人進行核攻擊）可能會成為論點，但平時沒有裝載核彈頭，並且第二炮兵部隊只不過是服從中央軍委的指揮，並沒有向部隊授予發射核飛彈的許可權，因此直到開始反擊可能會需要一定的時間。關於預警，雖然不裝載核彈頭便失去這種意義，但就現狀而言，一般認為中國尚無法達到警報發佈便即時發射。
如前所述，中國也開始認識到飛彈防禦的重要性。如果涉及到第二炮兵部隊，則會是從地面迎擊中間階段的飛彈。實際上在2010年1月、2013年1月以及2014年7月，有報道消息指出中國進行了中間階段彈道飛彈的迎擊試驗。
關於迎擊飛彈防禦的對策，有一部分已經開始採用，其他方面也在展開研究，具體包括多彈頭化、超音速和超高音速飛彈、機動換軌、隱身化以及電子干擾技術等…。
（3）運載手段的動向
從本世紀初2000年代後期開始，中長程飛彈進入世代交替，中程飛彈DF-3（東風3型）以及洲際彈道飛彈DF-4（東風4型）正逐步走向退役。
裝載核彈頭飛彈數量變化
| 名稱 | 1985 | 1990 | 1995 | 2000 | 2005 | 2010 | 2015 |
| DF-2 | 50 | 0 | 0 | 0 | 0 | 0 | 0 |
| DF-3/3A | 60 | 60 | 60+ | 30+ | 2 | 2 | 2 |
| DF-4 | 4 | 6 | 10+ | 20+ | 20 | 10 | 10 |
| DF-5/5A | 2 | 2 | 7 | 20+ | 20 | 20 | 20 |
| DF-5B | 0 | 0 | 0 | 0 | 0 | 0 | ? |
| DF-21/21A | 0 | 0 | 10 | 50+ | 33 | 80 | 80 |
| DF-26 | 0 | 0 | 0 | 0 | 0 | 0 | ? |
| DF-31 | 0 | 0 | 0 | 0 | 6 | 12 | 12 |
| DF-31A | 0 | 0 | 0 | 0 | 0 | 24 | 30 |
中國主要長程彈道飛彈
| 名稱 | 射程 | 種類 | 發射方式 | 燃料 | 佈署年度 | 備註 |
| DF-3A | 3,000 | 中程 | 移動式 | 液體 | 1971 | 無 |
| DF-4 | 5,500+ | 洲際 | 發射井 | 液體 | 1980 | 無 |
| DF-5/5A | 13,000+ | 洲際 | 發射井 | 液體 | 1981 | 無 |
| DF-5B | 13,000 | 洲際 | 發射井 | 液體 | 2015 | MIRV化 |
| DF-21/21A | 2,150 | 洲際 | 車輛移動式 | 固體 | 1991 | 無 |
| DF-31 | 7,000+ | 洲際 | 車輛移動式 | 固體 | 2006 | 無 |
| DF-31A | 11,000+ | 洲際 | 車輛移動式 | 固體 | 2007 | 無 |
| DF-41 | 15,000？ | 洲際 | 車輛移動式 | 固體 | 未配備 | MIRV化 |
| DF-26 | 4,000 | 中程 | 車輛移動式 | 固體 | 2015？ | 核常兩用 |
中國的長程飛彈性能顯著提高，採用了固體燃料、車輛機動式的東風-31、東風-31A，並且出現了東風-5A的多彈頭版本。另外，中國反復進行固體燃料、運輸-豎起-發射式、多彈頭東風-41的發射試驗。
關於機動性，過去以往是採用預先決定幾個發射基地，部隊在其間移動的機制，但目前致力於更加自由的移動機制。
另外，如前述所提到的那樣，關於其他核彈頭的運載手段，仍停留在開發中、或者討論性階段。晉級核潛艇是否外出巡邏也尚不明確，即使外出巡邏也屬於初級階段。雖然已經進行了有關核轟炸機的討論，但距離實現可能恐怕還有很長的時間。
（二）常規飛彈的發展
第二炮兵部隊在上世紀90年代以後的顯著傾向是大幅增強了常規飛彈力量。1985年，第二炮兵部隊的飛彈全部用於裝載核彈頭，2012年，用於裝載核彈頭的飛彈則是減少到40％。
中國從1985年開始改變方針，從以往的核戰爭不可避免論轉向準備有限的局部性戰爭。另外，1991年波斯灣戰爭後，進一步促使藉由提升常規兵器實現人民解放軍現代化的步伐。在這股潮流的影響下，1993年在第52基地設置第一支常規飛彈部隊815旅（江西省樂平），配備短程彈道飛彈東風-15。在1995年至1996年發生第三次台灣海峽危機時，第二炮兵部隊使用東風-15進行了飛彈試射演習。這次臺灣問題成為中國正式致力於增強常規彈道飛彈發展的契機。從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後，直到本世紀初期，為了對台獨傾向造成威嚇，中國配備了大量短程彈道飛彈。
此外，在資訊化推展、精確打擊能力的重要性提高的形勢下，中國重點配備常規飛彈，正在形成可能阻礙美國向區域投射力量的能力。準中程彈道飛彈的發展不僅只是對臺灣，也對區域整體產生相當性的影響。
A.攻擊性常規飛彈主義
關於常規飛彈的運用，與核武器不同，提出了攻擊性概念。根據《第二炮兵戰役學》，常規飛彈部隊採用「先機制敵、重點突擊」的原則。「先機制敵」即較之敵方先抓住有利戰機，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在戰役的初期先行使用常規飛彈力量，在聯合作戰中先於其他軍種使用。對於登島進攻作戰，登島需要依靠海軍掌握制海權，而掌握制海權時必須由空軍及其他空中力量掌握制空權。在掌握制空權方面，第二炮兵部隊的常規飛彈力量可發揮關鍵性作用。「重點突擊」是對成為敵方要害的重要目標進行精確打擊。在中國2008年版國防白皮書中，對第二炮兵常規飛彈部隊的任務列舉了「對敵人戰略、戰役上的重要目標實施中長程精確打擊」。另外，《第二炮兵戰役學》中規定，常規飛彈攻擊的目的是，癱瘓敵人的指揮體系，削弱敵人的軍事力量和其持續作戰能力，對敵人造成心理上的恐怖，防止敵人的軍事介入。此外，作為具體的攻擊目標，列舉了指揮中心、雷達及通信樞紐、飛彈基地、空軍基地、海軍基地、能源設施以及電力設施、航空母艦戰鬥群。
也就是重點攻擊指管通資情監偵系統（C4ISR）和戰力投射的關鍵點是這類討論的要點。《戰略學》（2013年版）中闡述，在聯合火力攻擊時，首先使用第二炮兵常規飛彈部隊突擊敵方的偵察預警系統、電子對抗系統、防空反導陣地、航空兵基地等目標，癱瘓敵方作戰體系，壓制敵方作戰能力，在特殊情況下，利用飛彈武器攻擊敵方軍事衛星。作為反介入和區域阻絕（A2AD），中國這種採用常規飛彈精確打擊能力的提升，引起美國等主要國家的戒備。換言之，具備精確攻擊對方指揮通信、基地、航母打擊群等能力，可看作中國具有能夠妨礙對手朝東亞地區戰略投送的能力。的確，中國的軍事力量發展和戰略性討論發展上，可以看出在相當程度上支持這種觀點。
對於未來，中國進行了超出A2／AD範圍的討論。中國高度評價藉由常規飛彈進行精確打擊的戰略意義。根據《戰略學》（2013年版），現代軍事領域中的遏止特點分別是：①制止力量的常規化（常規飛彈具有高科技、高精度、高靈活性）；②遏止方式的實戰化（藉由常規力量的有限性實戰來達成遏止目的）；③遏止手段多元化；此外，根據亞洲太平洋安全保障研究中心薩爾曼副教授的觀點，中國將美國藉由常規戰力進行長程精準供擊的「戰略性常規武器」觀點，看作是減少對核力量的依賴、仍能維持支配力量的方式。如果中國與美國同樣以長程精準攻擊作為目的，如此一來則可能超出A2／AD的原本意義。
B.彈道飛彈、巡弋飛彈的發展
從上世紀90年代末期開始，中國的常規彈道飛彈、巡弋飛彈在數量和性能上明顯都大幅提升。
在數量方面，中國的常規彈道飛彈在本世紀初期大幅增加。1985年當時，中國沒有常規彈道飛彈，1995～1996年發生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以後，短程飛彈大幅增加，從2000年代後期開始加強準中程飛彈。
在性能方面，精準打擊能力大幅提高。在使用常規飛彈的作戰中，命中精確度非常重要。根據美國蘭德研究所的報告指出，對不同的飛彈命中精確度產生的不同效率進行分析，假設中國對臺灣的長3,050公尺、寬46公尺等級的跑道兩處發射常規短程彈道飛彈進行攻擊，使跑道無法使用，對於圓周半徑誤差（CEP，Circle Error Probability）200～300公尺精度的飛彈需要30～40發，與此相比，如果是CEP10公尺以下的高精準度飛彈，則數發就能夠使跑道無法使用。今後，如果中國的衛星「情監偵（ISR）」能力提高，將有可能針對更廣範圍的地區更進一步提高命中精準度。
以臺灣做為主要目標的第52基地，分別以短程彈道飛彈東風-11、東風-15為中心佈署。此外，雖然新型東風-16的射程為1,000km，在分類上屬於準中程飛彈，一般亦被認為是針對臺灣而來佈署在其中。根據美國國防部的報告指出，截至2015年的短程彈道飛彈發射裝置有200～300座，至少有1,200發飛彈以上。據說東風-15B或東風-16的半徑誤差CEP為10公尺以下，具備非常高的精準度。
主要彈道飛彈‧巡弋飛彈
| 名稱 | 種類 | 射程距離（km） | 發射方式 | 燃料 | 配備年度 | CEP（m） |
| DF-11 | 短程 | 280-350 | 車輛移動式 | 固體 | 1992 | 600 |
| DF-11A | 短程 | 350-530 | 車輛移動式 | 固體 | 1998 | 200 |
| DF-15 | 短程 | 600 | 車輛移動式 | 固體 | 1990 | 300 |
| DF-15A | 短程 | 600 | 車輛移動式 | 固體 | 1996 | 30-45 |
| DF-15B | 短程 | 600 | 車輛移動式 | 固體 | 2006 | 5-10 |
| DF-16 | 中程 | 1,000 | 車輛移動式 | 固體 | 2013 | 10? |
| DF-21C | 中程 | 1,750 | 車輛移動式 | 固體 | 2006 | 40-50 |
| DF-21D | 中程 | 1,550 | 車輛移動式 | 固體 | 2006 | ＜20 |
| DF-26 | 中程 | 4,000 | 車輛移動式 | 固體 | 不詳 | 不詳 |
| DF-10A | 巡弋 | 1,500＋ | 車輛移動式 | － | 2007 | 10 |
關於中程飛彈，中國目前佈署准中程彈道飛彈東風-21C以及反艦彈道飛彈東風-21D。東風-21C是射程涵蓋東亞區域各國的飛彈。此外，在2007年更使用東風-21進行了衛星破壞測試。由於東風-21以及東風-21A的命中精確度較低等理由，因此可認為是用於裝載核彈頭型。
東風-21D也被稱為航母殺手，近年來其開發和佈署動向深受關切。東風-21D的開發專案正式開始的契機是1995～1996年的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當時，美國第七艦隊朝臺灣海峽派遣了航空母艦戰鬥群，對此中國感到束手無策。由此開始，防備航母戰鬥群的接近成為緊要課題。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副教授艾立信（Dr. Andrew S. Erickson）分析認為，雖然不能說具備完全的作戰能力，但至少整備了技術性條件，且顯而易見地，事實上已經佈署若干數量的東風-21D飛彈。在2015年9月3日舉行的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閱兵式上，東風-21D首次公開亮相。由於在閱兵式上所公開的武器一向被視作已經向部隊配置，所以可認為東風-21D已經完成佈署。一般認為東風-21D採用了慣性導引系統與末端雷達導引系統的組合。另外，對確定敵方船艦的位置非常重要，因此衛星「情監偵（ISR）」和地面超視距雷達（OTH，over-the-horizon）更顯重要。中國公開東風-21D的作法，或許意在表明其已經具備了其運用所需的衛星「情監偵（ISR）」能力。
在2015年9月3日舉行的閱兵式上，東風-26首次亮相。東風-26的射程為4,000公里，是射程範圍覆蓋關島的最新型中程彈道飛彈。東風-26是裝載核彈頭、常規彈頭的「核常兩用」飛彈，一般認為裝載核彈頭時可實施快速核反擊，裝載常規彈頭時能對敵方基地和船艦實施精準打擊。
佈署東風-10A，作為長程地對地巡弋飛彈。東風-10A的射程超過1,500km，採用了慣性雷達導引、地形比對、數位影像比對裝置、衛星導引（GPS），預估圓周半徑誤差CEP為10公尺。巡弋飛彈雖然在速度和威力上存在些許問題，但因其具備低空飛行難以被雷達發現，在飛行中便於進行軌道修正，採用渦輪風扇發動機，比彈道飛彈的成本低，並且可裝載到各種平臺。轟-6K轟炸機即配備空對地版的長劍-10。
主要飛彈的射程
（三）第二炮兵部隊的發展前景
雖然中國奉行不率先使用核武器的原則，但也在致力於核力量性能的提升。此外，關於常規飛彈，無論在數量還是在性能方面都有顯著提升。考量今後10年第二炮兵部隊的發展方向，或許可歸納如下內容。
第一，關於核力量，以確保存續性和第一次核反擊能力為目標，繼續致力於提高性能和數量增加。東風-41的佈署，顯示出中國將ICBM（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洲際彈道飛彈）成功改良為車輛機動化、固體燃料、具備多目標重返大氣層能力化（MIRV，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ed reentry vehicle），戰鬥力勢必將會大幅提高。另外，除了陸基發射的彈道飛彈外，也可著手開發戰略核潛艇和戰略轟炸機的能力提升。
然而至少在今後10年內，中國還不可能向美國挑起核力量方面的競爭，因此核彈頭數量應該不會大幅增加。
第二，關於常規飛彈力量，尤其是中程飛彈的能力增強成為關注焦點。關於短程彈道飛彈，雖然已經具備相當的數量規模，但是作為中程飛彈，即使具備精準打擊對方C4ISR和戰力投射的關鍵能力，但是在數量上也不夠充分，今後仍有繼續強化的空間存在。
再者，中國加強常規飛彈力量，不僅造成為區域不穩定的因素，甚且還可能動搖中程核武裁減條約（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INF）體制。中程核武裁減條約是美蘇之間簽訂，無論是核彈頭還是常規彈頭，禁止擁有、銷毀射程500－5,500公里彈道飛彈、巡弋飛彈的條約。不受該條約限制的中國發展中程飛彈力量，將可能產生區域戰略的失衡，同時降低該條約本身的有效性。
第三，中國的常規飛彈力量發展造成核子戰力與常規戰力的界限模糊。《戰略學》（2013年版）中闡述，作為「核常兼備的複合性遏止」，堅持以核威懾作為後盾，以常規戰力威嚇為基本手段，可保持威懾遏止的彈性靈活度。國防大學的《戰略學》更進一步對「核常打擊能力一體化」予以闡述，將核反擊能力與常規打擊能力有機融合起來，具備雙重作戰能力，並提出「核常兼備」發展的更進一步階段就是「核常一體」。此外，東風-26實際上是「核常兩用」飛彈，由於既可裝載核彈頭又可裝載常規彈頭，將難以明確分辨裝載了哪一種彈頭。
第四，在精準打擊能力持續進展的背景下，中國可能嘗試探索和研究削弱他國精準打擊能力的措施。不只是核武器還是常規武器，中國也將進行超音速飛彈的研究開發。極超音速巡航飛彈和高超音速飛行體（HGV）受到重視，並且進行與其相抗衡措施的研究開發。尤其極其可能進行電子戰和資訊戰或是雷射武器等新技術的研究開發。這樣的發展方向，可以當作是精確打擊能力的擴散的結果，導致出現各國共同的傾向，事實上，中國目前也已經正在進行此類研究。
最後，第二炮兵部隊參加聯合作戰時，指揮命令系統將如何調整，關於這一部份尚不明確，今後仍有必要持續關注。因為第二炮兵部隊是由中央軍委直接指揮，與陸海空軍的指揮系統不同。雖然核子戰力的決定權由中央軍委掌握，但常規飛彈部隊參與聯合作戰時勢必應實際需要有所調整。
然而關於此項調整目前尚無一致見解。關於運用常規飛彈力量時的規模、時機等，根據《戰略學》（2013年版）的記載，均由中央軍委決定。對此，據史丹佛大學名譽教授路易斯（John W. Lewis）和史丹佛大學國際安全與合作中心研究員薛理泰指出，第二炮兵部隊參與聯合作戰時，向聯合作戰司令部派遣協調小組進行協調，藉由該小組向旅團發出作戰指令。關於此點，也將是今後中國國防、軍隊改革中的相當值得關注的焦點。
（撰稿人：山口信治）
（專欄）超高音速飛彈開發
中國目前正在進行高超音速飛行體WU-14的開發。2014年1月，中國國防部實施該飛行體的首次測試，隨後直到2015年6月為止，總共實施了4次測試。由於該飛行體裝載彈道飛彈，重返大氣層時以10馬赫的高速在大氣層朝目標飛行，因此早期預警非常困難，中國期待其具備突破美國飛彈防禦系統的能力。此外，由於在近太空（海拔高度20-100公里）飛行，搭載WU-14與裝載一般彈頭時相比，一般認為可增加彈道飛彈的射程。WU-14目前仍處於試驗階段，如何運用尚不明確，無法否定裝載核彈頭的可能性。
五、聯合作戰能力的提升
（一）致力於贏取局部化資訊戰爭
在本報告中，我們分別針對使亞太地區安全保障體制與秩序產生直接影響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空軍以及第二炮兵部隊（2015年12月底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的發展戰略、活動範圍的擴大和裝備現代化的動向進行分析，討論了今後的展望。作為總體歸納可得出結論，各軍種以實施進一步的遠端作戰為目標，致力於提升戰略投送能力，進行裝備的現代化，同時不斷逐步擴大，尤其是海洋方面的活動範圍。然而關於中國的海軍、空軍以及第二炮兵部隊，僅憑目前的資料分析，實難以理解擴大活動範圍的人民解放軍可能對亞太地區安全保障體系與秩序產生的影響。這是因為如果人民解放軍在亞太地區海域實際作戰，並不可能是單一軍種，例如只有海軍參加，而是可以預想得到同樣具備並加強了朝相同海域的投送戰略能力的空軍和第二炮兵部隊也會參加作戰。因此，為了分析中國今後對亞太地區安全保障體制與秩序可能產生的課題，可以說有必要全面理解中國人民解放軍在整體上採取如何的戰略，以及如何運用其所擁有的軍事力量。
中國在2015年5月發表的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略》中闡述，「積極的防禦戰略思想」是中國共產黨軍事戰略思想的基本點。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在長期的革命鬥爭過程中形成的這種積極防禦戰略思想的特點，是在戰略上的防禦與戰役戰鬥上進攻的統一，秉持在遭受攻擊後反擊（後發制人）、以及「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根據這種戰略思想，在確立「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方針」的同時，結合時代的變化對其內容進行若干調整。例如，1993年將「打贏高技術條件下局部戰爭」作為「軍事鬥爭準備基點」而進行了調整；2004年決定，將軍事鬥爭準備基點放在如何「打贏資訊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上。在《中國的軍事戰略》中，中國公佈了對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方針再次調整。也就是作為「新形勢下積極防禦軍事戰略方針」，表明將軍事鬥爭準備基點「放在打贏資訊化局部戰爭上」，特別是「突出海上軍事鬥爭和軍事鬥爭準備」。然而，在該國防白皮書中雖然提出了構建適應資訊化戰爭的武器裝備系統和人才培育的方針，但卻沒有說明關於資訊化局部戰爭的具體內容。
在軍事科學院編著的《戰略學》（2013年版）中，對資訊化局部戰爭的概念進行了如下的說明。物質、能量和資訊是戰鬥力生成的三大要素。作為常規戰爭形態主流的「機械化戰爭」是物質、能量所主導型的戰爭。在工業化時代，以能源開發和裝備生產擴大和人口增長等為背景，更加凸顯使火力、機動力、兵力等物質性和能量性的戰鬥力要素。軍隊規模的大小，飛機、艦船、坦克、火炮等戰鬥平臺的多寡，將成為衡量戰鬥力高低的重要標準。
然而，資訊技術的迅速發展及其在軍事領域的廣泛運用，推動戰爭形態由機械化朝資訊化戰爭轉變。物質和能量雖然仍是戰爭中的重要資源，但在戰鬥力生成與發揮中不再佔據主導地位，資訊成為統領物質與能量的主導性要素，軍事資訊系統成為戰鬥力生成的中心要素。換而言之，在資訊化戰爭中，即使擁有數量頗豐的強大武器，如果缺乏軍事資訊系統方面的高度運用能力，則可能無法發揮更高的戰鬥力，也將無法打贏戰爭。
另外，戰爭的形態由機械化戰爭朝向資訊化戰爭轉變，戰爭致勝的關鍵也發生若干些許變化。根據《戰略學》（2013年版），戰爭的政治目的在於迫使敵人屈從己方意志，戰爭的軍事目的在於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在機械化戰爭時代，為達成這些戰爭目的基本手段是通過大規模攻擊殲滅敵方人員與消耗敵人物質基礎，剝奪敵人的抵抗能力。但是這種手段不僅是會對本國帶來巨大損失，而且也未必能夠消磨敵人的抵抗意志。然而隨著戰爭的資訊化程度不斷提高，戰爭將可以不必經過大量殲滅敵方人員而取得勝利，而是透過控制和癱瘓敵方的體系，使敵方喪失整體抵抗能力而實現戰爭的目的。
資訊化戰爭中主要的打擊目標是敵人的領導機構、指揮控制中樞、資訊樞紐等體系的核心，透過對敵人體系的集中精準打擊，對敵人的戰鬥力和心理產生巨大影響，成為戰爭致勝的關鍵。因此，戰爭的規模預料也會小於以往。
（二）增強整體作戰能力
為了在資訊化局部戰爭中制勝，人民解放軍致力於增強「基於資訊系統的整體作戰能力」。《中國的軍事戰略》指出，關於增強基於資訊系統的體系作戰能力，「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運用資訊系統把各種作戰力量、作戰單元、作戰要素融合集成為整體作戰能力，逐步構建作戰平臺自主協同的一體化聯合作戰體系」。
海上資訊作戰概念圖
中國將資訊化戰爭的基本特點視為戰爭當事國之間的體系對抗。《戰略學》（2013年版）指出，資訊化戰爭不再是各個作戰要素、作戰單元、作戰力量之間的對抗。資訊化戰爭不僅是有關軍事力量運用的作戰體系，也是包括涵蓋政治、經濟、法律、輿論等戰爭體系的全部要素和全部系統構成的體系對抗，戰爭的勝負取決於體系效能的高低。因此體系對抗的實質是，將敵人看成一個有機整體，針對其作戰體系和戰爭體系的要害實施精確打擊，使其體系的完整性、穩定性、均衡性急劇下降，進而造成其結構癱瘓、程式紊亂、功能衰退。此外該著作闡述，體系對抗的基本作戰形式是依託網路化的軍事資訊系統，使用資訊化武器裝備及作戰方法，在陸、海、空、天和網路空間進行的整體聯動的作戰的「一體化聯合作戰」。實施一體化聯合作戰必須具備兩個條件，即無縫連結的網路化軍事資訊系統和高度融合的諸軍兵種的聯合作戰力量。
中國對於軍事資訊系統的一項研究，將其主要構成要素歸納為以下5點。第一，偵察預警系統。這是作戰體系的「耳目」，分佈於陸、海、空、天的多維偵察平臺，對這些連接的情報統一分析，能夠實現對戰場態勢的即時掌握。第二，指揮控制系統。依賴資訊網路的指揮通信系統不僅成為戰場態勢分析、作戰決策、作戰指揮等的基礎，而且可以借助模擬技術推演作戰行動等，為指揮控制提供有力支撐。第三，火力打擊系統。由電腦、資料通信、雷達等構成的火力打擊系統能夠實現各種火力的遠端精準打擊和有效的目標指示等，可使武器裝備的作戰效能大幅增長。第四，網電對抗系統。資訊化條件下作戰，自始至終貫穿著激烈的資訊對抗。此外，有關衛星及資料鏈的對抗等成為網電對抗系統的新領域。第五，綜合保障系統。測繪、氣象、後勤、裝備等保障要素是整體作戰離不開的一部分，在其運用中也發揮了衛星和電腦等資訊系統的作用。
人民解放軍逐步進行這種軍事資訊系統的能力提升。雖然可以列舉無人偵察機的開發、配備指揮自動化系統、創建網路對抗部隊等事例，但應該特別注意的首先是以發射各種衛星為中心的太空開發的進展。人造衛星可根據用途分類為觀測地表狀況的遙測衛星、測定地表地點位置的導航衛星以及傳送資訊的通信衛星等3類，中國積極進行各類衛星的發展。作為中國遙測衛星中心的「遙感」系列是裝備有合成孔徑雷達（SAR）和光學感測器的衛星，2015年11月發射了遙感28號衛星。另外，拍攝高精度影像的衛星有「高分」系列，從2014年起開始使用的高分2號衛星的解析度優於1米，今後還計畫發射各種高分衛星。
中國依靠定位衛星「北斗」系列，構建獨自的衛星導航系統。該北斗導航系統與美國運營的GPS相比，具備附加短信收發功能等優點，也應用於軍事作戰方面。2015年7月發射了改進型北斗18號和19號衛星，今後將開展衛星間通信等試驗。目前，北斗導航系統覆蓋全亞太地區，在2020年之前計畫部署30顆以上北斗衛星覆蓋全球。在其他方面，中國也積極進行通信衛星的開發，今後計畫發射包括資料中繼衛星在內約20顆通信衛星。未來應關注的是預警衛星的開發將以怎樣的方式展開。
對於以打贏資訊化局部戰爭為目標的人民解放軍而言，陸、海、空、第二炮兵部隊以及各兵種的聯合運用是最重要課題。《戰略學》（2013年版）指出，由於人民解放軍是從作為單一軍種陸軍發展起來的，以往的戰爭主要是以單一軍種為主實施的作戰，沒有經歷一體化聯合作戰的經驗。面對資訊化戰爭，必須改變以陸軍為主的、單一的、非自主性的聯合作戰觀念，在統一計畫和整體控制下進行一體化聯合作戰。要強調諸軍兵種力量使用的平等性，通過各種力量的優化組合，發揮「1+1>2」的作戰效能。
以這種認識為背景，人民解放軍致力於實施各軍兵種的聯合演習。2014年3月，人民解放軍成立了「全軍聯合訓練領導小組」，統一計畫組織全軍的聯合訓練。以最近舉行的軍種之間的聯合演習為例，2014年8月舉行了海軍和空軍航空兵對抗演習。在該演習中，隸屬於海軍和空軍的最新式戰鬥機進行了放棄腳本、取消套路的自由對抗演習。海軍和空軍在東海防空識別區聯合完成了任務。另外，2013年10月，中國海軍在西太平洋舉行代號為「機動-5號」的大規模兵種聯合演習。來自三大艦隊的水面艦艇部隊、潛艇部隊、航空兵部隊、海軍陸戰隊、岸防部隊等5個兵種均參加了該演習，進行了無腳本的實戰對抗演習。雖然中方的報導較少，詳細內容尚不明確，但一般認為中國海軍於2014年年底也在西太平洋舉行了超過「機動-5號」規模的兵種聯合演習。通過這樣的遠洋訓練，進行了「部隊的遠洋體系作戰能力的檢驗」。
（三）體制與編制改革的未來
如上所述，人民解放軍以打贏資訊化局部戰爭為目標，增強基於資訊系統的整體作戰能力，但卻被指出為實現該目標需要有大幅度改革人民解放軍的體制編制。根據國防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發表的有關國防和軍隊改革的論述，提高人民解放軍能力的瓶頸是長久下來累積的體制方面障礙、結構性矛盾、政策方面的問題，必須克服這些問題，進行軍隊組織形態的現代化。為了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必須優化軍委總部領導機關職能配置和機構設置，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進行指揮體制的改革。此外亦指出，「調整優化力量結構，重點加強海軍、空軍、第二炮兵部隊建設，突出新型作戰力量建設這個戰略重點」，是基於增強資訊系統化下整體作戰能力不可或缺的條件，強調編制改革的重要性。無論是指揮體制的改革還是編制的改革，或許可以說其主要對象就是指陸軍。
以往在人民解放軍中，陸軍保持著壓倒其他軍種的影響力，在其指揮體制上，兼備陸軍司令部功能的總參謀部級別高於海軍、空軍、第二炮兵部隊各司令部。為了建構適合聯合作戰的指揮體系，必須調整陸軍佔優勢的原有指揮體系。另外，陸軍的規模壓倒其他軍種，為了加強海軍、空軍、第二炮兵部隊，削減陸軍的編制改革勢不可避免。
習近平特別關注人民解放軍的體制和編制改革。2013年11月召開的第三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三中全會）公報中指出，「著力解決制約國防和軍隊建設發展的突出矛盾與問題」，「要深化軍隊體制編制調整改革」。隨後，習近平聽取濟南軍區的活動報告並強調，「在資訊化時代，陸軍在戰爭舞臺的地位與作用、陸軍建設模式與運用方式都發生了深刻變化」，做出「尋找陸軍在聯合作戰體系中的定位」，「要加強對陸軍領導管理體制改革的研究，搞好陸軍轉型的整體籌畫與指導」的指示。同年12月，習近平在一次重要會議上指出，「聯合作戰指揮體系是重中之重」，「建立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體制與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系，要有緊迫感，不能久拖不決」。2014年3月成立了以習近平為組長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習近平在第一次會議上發表講話闡述，「沒有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就沒有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提出「要深入推展領導指揮體系、力量結構、政策制度等方面改革」。
由於習近平反復下達明確指示，人民解放軍的指揮體系和編制開始發生變化。關於指揮體系，2013年11月成立了東海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並且中央軍委也成立了聯合作戰指揮中心。但是在2014年9月召開的全軍參謀長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設立「新型司令機關」的必要性。同年12月，經習近平批准，中央軍委頒發了《關於努力建設聽黨指揮、善謀打仗的新型司令機關的意見》，針對設立新型司令機關再次強調了習近平的指示。根據這些狀況判斷，東海聯合作戰指揮中心和中央軍委聯合作戰指揮中心的設立與習近平主席要求的新型司令機關似乎不同。
今後，是否調整總參謀部的許可權，設立對陸軍、海軍、空軍、第二炮兵部隊指揮權，可一元化管理的新型司令機關，能否削減陸軍的兵力，對海軍、空軍、第二炮兵部隊分配更多的資源實行編制改革受到關注。對此，在2015年11月召開的中央軍事委員會改革工作會議上，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極為重要。習近平在200多名軍隊幹部出席的會議上發表講話，提出加強中央軍委的聯合作戰指揮體制，並且重新調整劃設「戰區，在各戰區組建聯合作戰指揮機構，構建中央軍委—戰區—部隊的作戰指揮體系。另外還提出了構建領導管理體系的方針，即除了原有的海軍、空軍、第二炮兵部隊的司令部外，新設陸軍司令部，構建中央軍委—軍種—部隊的領導管理體系。
習近平提出的本次改革方案要點可能是，在自己擔任主席的中央軍委的領導下，集中對人民解放軍的指揮和管理許可權，建立有效展開超越軍種隔閡的聯合作戰基礎，並且加強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習近平宣佈，2020年前要在指揮體制和管理體制方面的改革上取得突破性進展。實際上，陸軍領導機構和戰略支援部隊已於2015年12月31日成立，並將第二炮兵部隊改編為火箭軍部隊。
此外，2016年1月11日公佈，進行中央軍委的調整組建，新設15個職能部門取代原來的4個總部。如果這項改革方案能夠按計劃實現，將會加強致力於打贏資訊化局部戰爭的人民解放軍能力。今後，可以預料軍隊內部會出現反對改革的阻力，在這種形勢下，對於極力推進改革的習近平，將考驗他的實行能力。
（撰稿人：飯田將史）
六、結語
中國的海軍、空軍、第二炮兵部隊（2015年12月底改編為「火箭軍」部隊）根據各自的戰略，致力於增強必要能力，關於各項戰略的共通特點，或許可以說是在遠離中國本土的區域透過指管通資情監偵系統（C4ISR）和精準打擊完成有效作戰。為了實現這個戰略目標，中國推進可向更遠處展開的裝備以及可精確攻擊遠端目標武器的開發和配備。例如，海軍讓包括航母在內的大型艦船服役，配備續航距離較長的固定翼巡邏機、情報偵察機、轟炸機，推進開發射程遠、精度高的反艦飛彈。空軍增強對地、反艦攻擊能力強的第4代多功能戰鬥機，推進大型運輸機和空中加油機等的開發。第二炮兵部隊在核飛彈和常規飛彈兩方面致力於射程的長距離化和提高命中率，並且推進開發可從本土攻擊遠方海上敵艦船的反艦彈道飛彈（ASBM）。
另外，空軍和海軍按照其戰略不斷向遠方擴大活動範圍。海軍在南海反復舉行實彈演習和登陸演習，在西太平洋舉行大規模兵種聯合演習，在亞丁灣索馬裡海域進行打擊海盜行動。空軍在東中國海空域增加戰鬥機的飛行，開始派遣轟炸機前往西太平洋空域。第二炮兵部隊的飛彈也持續擴大可攻擊的地理範圍，可以說海軍、空軍、第二炮兵部隊的戰力投送能力在逐步提高。
人民解放軍透過聯合運用不斷提高遠端作戰能力的海軍、空軍、第二炮兵部隊，尤其致力於強化海洋的戰鬥能力。中國國防白皮書《中國的軍事戰略》中闡述，『將軍事鬥爭準備的基點放在打贏局部資訊化戰爭上，突出海上軍事鬥爭和軍事鬥爭準備』，明確強化基於資訊系統的整體作戰能力方針。人民解放軍將會運用包括太空和網路空間在內的軍事資訊系統，透過聯合運用海軍、空軍、第二炮兵以及包括陸軍在內的各軍兵種，致力於打贏海上的資訊化局部戰爭。
在這樣的戰略下，人民解放軍向海洋擴大活動範圍，至少在以下兩方面存在大幅左右東亞安全保障的可能性。第一，加劇與區域各國之間關係緊張的可能性。在東海和南海，有關領土和主權以及海洋權益，中國與多個該區域國家對立。圍繞這個問題，中國近年來的行動表現了對抗性、挑釁性的一面，使相關當事國感到擔憂。今後，在人民解放軍的海上戰鬥力將會持續增強的背景下，關於中國在東亞海域的對峙點上，究竟採取對等、和平地協商解決，亦或是以軍事力量做為背景藉由威嚇對待，極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中國與區域當事國間的關係。
第二，存在著使東亞安全保障秩序混亂的可能性。人民解放軍在擴大和增加在海洋的活動中，對按照國際規則在南海活動的美軍船艦和飛機反復採取妨礙行動。在西太平洋海域，加強實戰聯合訓練，並且致力於包括配備新的戰略核潛艇在內，用以增強對美核威懾力。形成與維持東亞安全保障秩序的最根本要素是美軍強而有力的存在以及對其支援的各同盟國家和各友好國家間的相互合作。假使人民解放軍今後仍對東亞區域的美軍存在繼續挑戰、並達到目的，即存在徹底改變亞太地區原有的安全保障體系與秩序的可能性。此外，如果美國對於中國的強勢作為，嘗試加強維持秩序的行動，如此一來。美中之間的關係勢必產生不得不的緊張局勢。如同中國在亞丁灣索馬利亞海域的行動、聯合國維和行動中表現的那樣，中國的一切作為是在亞太地區嘗試發揮維持、加強原有的安全保障體制與秩序的作用，還是在對此挑戰，勢必造成區域混亂和緊張局勢，在這方面將持續受到相關當事國關注。
未來的亞太地區能否實現穩定和繁榮，取決於中國將推行怎樣的安全保障政策。區域內相關當事國所希望的是，中國停止一切以武力作為後盾，改變現狀的嘗試，成為負起維護原有的安全保障體制與秩序的大國責任。為此，日本應該更進一步加強包括美國在內的亞太區域個當事國與中國間的對話，對於理想的亞太區域未來前景，區域內各國之間應加深彼此共識。今後，構建和運用兩國間雙邊或多國間的多邊對話溝通機制，持續努力進行與中國的坦率對話將非常重要。
【編輯部 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