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變之肇因、經過及其歷史意義

李天福 / 著‧廖進興 / 譯

■前 言

我仍然清楚記得日本戰敗投降那時候,台灣民眾聽到消息後,歡欣鼓舞,喜氣飛揚的景像。一整天,全島完全籠罩在歡天雷動的喜氣之中。街道各角落播送著勝利歌曲,家家戶戶張貼著大紅黑字的標語,「慶祝台灣光復」、「歡迎陳儀將軍蒞台」。晚上數千人參加了盛大的燈籠遊行。市內人山人海,喜躍的群眾像是剛被解放的人潮,佔據著街頭各角落,歌唱、歡笑、呼號、這確是台灣歷史上難得一見的偉大時刻。

隔天早晨,數千名學生、商人以及公私機關的代表,穿著華麗的衣服,聚集在火車站,歡迎祖國同胞的到來。歡迎的行列,緊密地排在街道兩旁,從火車站一直延續到市中心。歡呼的群眾,苦苦等了數小時,終於首次見識了祖國國軍的紀律軍容。他們穿著破爛不堪;污穢不整的卡其服,面容蒼白憔悴。疲憊的身軀拖著參差不齊的步伐,隊伍零亂,士氣散漫。隊伍中甚至有人撐著枴仗,肩上背著飯鍋,再夾雜著長短不齊的柴木。大多數歡迎的群眾感到沮喪失望,可是部份的人依然唱歌搖旗,但是面前通過的部隊,還是面無表情,默默不應。過了不久,群眾的熱情也逐漸冷卻了,他們只有靜靜地觀望著散亂的隊伍慢慢地往前推動。台灣人民看慣了日本軍人高昂氣概及嚴明的紀律,但是目睹眼前中國軍人裝備的落後,軍容的頹靡,歡迎的人群無不心灰意冷,失望透頂。

雖然如此,一些樂觀的台灣人仍然不願放棄其對祖國的期望,他們辯說中國對日抗戰多年,國力大損,軍隊配備不佳,士氣不振乃是不可避免。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建設中國乃是台人責無旁貸之職。因為這些似是而非的論斷,四處蔓延,群眾對中國人的失望與震撼也漸漸被收安撫平。接著來台接收的國民黨人,開始大力提倡「國語運動」,一般民眾亦急切地前往各地教堂、寺廟、公所,或是私人家庭補習「國語」。一股中國風瀰漫全島各地,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學說,四處流傳,赴中國一流大學研習也變成許多年青人最大的願望。台灣人民慶喜脫離日本統治,深深期待一個民主、和平、自由、繁榮的新時代即將來臨。他們天真地相信中國人大力宣傳的自由民主口號,認為與中國合併後,將可享受兩邊對等的地位,重建台灣成為安和樂利的國土。可是,陳儀1945年來台,僅僅幾個星期「狗離豬到」的口語已開始在全島各地流傳。國民黨來台,一年半後,台灣的經濟已接近破產崩潰邊緣,一直到1947年三月底,兩萬多名無辜的菁英被戮殺犧牲後,台灣人民才在惡夢中驚醒。建造一個屬於自己國家的台灣民族意識,也在一般民眾的心中生根滋長。

■失落的樂園

1.陳儀及其幕僚

陳儀是國民黨政學系成員之一,1934~1941擔任福建省長期間,殘酷暴虐,造成民生經濟凋萎不振,但是因為得到蔣介石的信賴1945年後被派往台灣擔任行政長官。陳儀治台期間,政績敗壞,台灣的問題,由經濟重建變成潛在的內戰危機。後來陳儀被蔣介石召回中國,後來亦無公開表示懲處的意思。

在行政長官陳儀的左右,是一批封稱處長的內閣閣員。比較重要的人物包括礦工處、財務處、民政處,以及新聞處處長等等。這些幕僚有的曾經在法國及希特勒主政下的德國受過訓練,他們的才能雖然不錯,但是他們大多蔑視台灣人,極度崇拜西洋人,言談之間,似是而非,憂柔寡斷,全是一套三民主義八股。

國民黨高層官員的腐敗無能,不能体會民間疾苦,是導致國民黨在中國內地軍事、政治、經濟、急速崩潰瓦解的主因。國民黨的接收官員,在中國境內長期遭受貧困的煎熬,來台之後立即採取「殺雞取卵」的方式,四處搜刮、詐奪不義大宗物質材料、工業成品、船舶車輛,或是工廠機械被沒收得手後不交還公家作為公共生產之用,卻經常據為私有,加以變賣換取厚利,或是棄之不用,任其荒廢。國民黨的接收人員根本沒有復興生產的熱誠。此批貪官污吏在內地時,即經常逼迫人民把金條、外國貨幣兌換金元券,許多善良的百姓,因此被剝削得赤貧如洗。來台後藉著嚴厲的政治控制以及經濟上的操縱又帶給他們許多貪污劫掠的大好機會。他們在中國時,政局不穩,前途渺茫,薪水低落,來台後,根本無法抗拒擺在眼前,輕而易舉,一夜致富的引誘。人言「老朽的頑狗,學不來新招」,他們來台之後所作所為,儘是在中國內地時惡行惡法的重演。

2.企業組合制度與牽親引戚

陳儀及其幕僚將日本人在台灣建立的會社企業結構改組。一個大公司行號或是會社均由許許多多個別的獨立經營的工廠,商鋪或農場聯合組成。舉例說,每一個獨立經營的紙廠,均變成台灣造紙公司的分工廠。同理,每一個製糖工廠,均是台灣製糖公司的分工廠。這些分工廠或分公司完全在總公司的控制之下,因此造成一種完全壟斷專賣的經營方式。

陳儀治台的制度及用人方式即依此形式進行,初期來台接收的官員,其親戚朋友均被聘任為各國營公司的經理、董事、監事或審計,支領薪水、獎金及「殖民俸給」。日據時期已在公司任職的台灣人技術人員被迫辭職,讓位給從中國來,沒有經驗及技術的「外省人」。高官的姘婦、無學無識的親友亦被聘任高薪職位,許多空缺職位不在當地尋覓有才能的台人上任,卻由尚居留在大陸被戲稱為「紙兵」、「鬼史」的中國人者掛著空名支領乾薪。在警察局靠著裙帶關係20歲不到的中國人被聘任主管,40多歲年資較高的台灣人同事卻當部屬。在工廠裡頭25歲沒有上過大學的中國人當廠長,50歲畢業自極優秀日本帝國大學的台灣人只當上副課長或工程師。

國民黨來台後,可以移轉或變賣的公產已逐漸消失。官方鼎力資助的是與其有私交的公司,許多公司在日本投降後根本沒有再開工的,卻照常向政府報領薪資。同時位居上位的高官彼此之間,互相勾結掩護,在材料供應、補助、運輸,以及營業許可登記的申請,處處給予方便通融。由礦工處管轄的12家礦工公司,每年接受政府20億台幣的補助。這12家礦工處管轄的公司均冠以「台灣」的頭銜,涵蓋了礦冶、鋼鐵、化學、印刷、電機、建築、玻璃、工礦補給、煤礦、窯爐、紡織、油脂等等製造業,農林處管轄的公司,同樣冠以台灣名義,包括下列幾個重要產業,農產、海產、茶葉、畜牧、鳳梨、木材。各個廳處長均掌握核發許可證件的權力。許多獨立經營,不歸屬上述會社的台灣商人、店舖主人、製造工廠、專業人員、農工人員申請營業執照時,即遭受百般刁難。但只要送上紅包,不必要的延誤即可避免。同時,證照多如牛毛,任何貨物的轉移、貯藏、內銷、徵信等等,均需許可證,由於遭受了從上而下層層的剝削,中產階級的台灣人,在陳儀來台不到一年,即接近破產邊緣。

3.商人買幫執政

國民黨人來台後,不知「建設」、「生產」為何物,心裡想的是如何從事買賣獲取暴利。公家機關的人員,不是辦事服務民眾的公僕,而是藉機歛財的生意人。二次大戰剛結束時,政府58%的貸款做為工業生產之用,28%做為商業流通交易之用。但在一年後(1946年11月),銀行貸款高達52億,一年之內共增加了二倍。 1947年元月,做為工業生產用貸款降至26%,給商業的貸款升至48%。貸款的目的已由資助生產,轉變為從事生意。同時,假如台灣商人不跟中國人合資經營就很難貸到款,不管貸款是作為從事生產或是商務買賣之用。大批貨物被官方從台灣運走,是人人皆知的秘密。行政院在日本投降後立即命令從台灣運出50萬噸糖至中國是個比較明顯的例子,其他較小,零零碎碎的貨物包括明品、門鎖,從沒人看管的房子偷走的舊手錶,以及入夜後在街上偷來的水管,也被通通運至大陸。

聯合國難民救濟機構(UNRRA) 資助台灣的基金,也是中國人官員楷油致富的管道。外國觀察員估計,官方從UNRRA捐給台灣的肥料賺取一倍以上的價錢,當 UNRRA 獲知澎湖有飢荒的危機,立即準備以小艇運載補給品到此離台小島。雖然距離僅僅25英浬,但是小艇必須通過層層檢查關卡。據可靠的消息,每一檢查站均得抽取一份檢查,證照、許可的規費。在此設立檢查關卡的機關包括台灣海上警察及海關、安平檢驗局、安平海上警察及海關、澎湖海上警察稅務局、警察局、海軍警備隊等。一個在澎湖公家機關服務的「特殊」秘書,竟然能夠在上班兩星期後,寄回家15萬台幣的「儲蓄」。

4.操縱錢幣,百貨飛揚

政府官員不少是靠著經營黑市生意致富的。他們控制錢幣鈔票的發行量,並與遠在上海的鈔票市場一氣相通。通貨膨脹已成國民黨據台後,唯一的生產事業。 1945年11月,台灣銀行共發行大約30億債券。一年之後,台幣即貶值10倍。財政處長嚴家淦宣稱紙幣的流通量將不超過60億。但是過一年之後台灣銀行的紙幣發行量已超過150億,至1948年底台幣發行量已超過1,800億。日本投降時,15元台幣定以換取1元美金,至1948年, 3萬台幣才得換回1元美金。官方人員藉此浮動的貨幣交換率,從事各種非法活動,賺取厚利,一位美國官方代表氣憤地說:「這是背叛台灣人民的滔天罪行」。

大陸人關心的是如何詐財致富,他們根本不在意「建設台灣、復興本島生產力」的急切需要,根據台灣銀行貨物批發價格指數從1945年11月至1947年 1月之間,物價暴漲情形如下:一般貨物指數從3,323增至21,058;衣服從5,741增至24, 483 ;燃料從963增至14,091;肥料從129增至37559;建築材料從947增至13, 613。 由於受到層層剝削以及通貨膨脹的影響,島內人民的生活水平急速降低。日據時代,勞工階級的薪資大約日幣一百元一個月,三餐吃魚吃肉吃蛋不成問題。國民黨來台後(1947年),每人每個月的薪資只有日幣25元,其中 9成必須用在食物上。中產階級的情況與勞工階級亦相差不遠。在薪資不足,儲蓄用盡時,一些人只好變賣傢私,甚至販賣女兒至娼寮,差遣小孩至街上叫賣香煙。

台灣各階層民眾的生計,一日比一日困難,整個社會已接近崩潰的邊緣,生活水平降低之後,教育道德水準亦逐漸低落。台灣民眾與中國人幾年相處,耳濡目染,深深受到他們的影響。不過幾年台灣人像是吃上了一貼慢性毒藥,很快也學會了貪污賭博以及其他與中國人不相上下的敗劣行徑。少年犯罪問題泛濫,包娼淫亂的風氣充斥社會各角落。社會腐化的程度前所未見。憂心的台灣人開始感嘆「再過幾年,咱們也變成中國豬了」。

5.瘟疫橫行

國民黨抵台後,許多台灣人在公家機關被無故解職,有的由於公司行號關閉而失業。就業問題很快變成一個嚴重的問題。10萬多名被日本徵調至海外充軍的台灣民眾逐漸返台,加入求職行列,覓職就業的可能性,更是難上加難。第一波來台接受的中國官員抵達後,很快即湧進第二波接收官員的親友,第二波來的中國人慢慢占據了本來是台灣人擁有的職位。接著,又湧進一大批來自上海貧民窟的難民、苦力。第三波來的全是一些無親無戚目不識丁的浪漢。由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通運日漸頻繁,中國人配合當地的台灣人開始在兩岸之間進行大舉走私生意,以籠絡賄賂手段,買通海關檢疫人員。

由於海關無法確實執行檢疫的工作,1946年的霍亂瘟疫的大流行,也就不足為奇,由於天候濕熱,霍亂的蔓延在南部特別厲害,得病後的死亡率高達80%。

UNRRA 得知瘟疫流行後,立即派遣所有醫生護士至瘟疫區,協助隔離病房、改善病院環境衛生。可是在瘟疫區的醫院裡只有一位中國人醫生及五位中國人護士參與防治工作,雖然在鄰近的省立醫院,有14位中國人醫生及30位中國人護士看護者15位病人,卻沒有人願意自動到霍亂病院協助。由於霍亂病院人手欠缺,衛生不佳,很多病人抵達病院後來不及急救,即病死在醫院後方的火爐或木屋旁。治療霍亂病病患的第一步,通常是由血管注射「林格溶液」。林格溶液本來是很容易配製的,但在霍亂流行最厲害的時候,一位中國人醫生突然宣佈把「林格液」轉移它用。UNRRA代表強烈抗議此措施將導致許多霍亂病患的死亡。想不到政府官員竟然回答:「霍亂病的病患大都是社會上貧困無依,可有可無的民眾」。

中國政府來台之前,全台灣在15年前才有一件天花的病例。到了1947年全島已有 4,193 個天花病例。短短五個月,三成七的病患不治死亡。1947年鼠疫開始在台灣流行,UNRRA 派代表至衛生署要求官員嚴禁醫藥走私行為,中國人醫生反辯說走私人員均有武器配備,中國人四萬軍隊無法禁絕幾個配帶武器的走私者,後來卻動用了全部武力去壓制不平的台灣人民。美國記者Jack Belden 說:台灣本有多位痲瘋病患分散全台各地,日本人來了之後,遂由政府補助把他(她)們集中在政府經管的麻瘋病患中心,以防傳染,中國政府抵台後,沒人願意去經營這個中心,結果一個個病人被遣送回家。根據UNRRA 統計,因此散落民間的麻瘋病患數達一千人。

6.法庭與官廳的對立

由許多保守派台灣人領袖組成的各縣市參議會雖然遭受官方強力的干擾與壓制,分別在1946年5月及12月向官方提出嚴厲批評。參議會列舉官方在5月中答應改善的違法濫權措施,不但未加改進,反而變形加厲。官方失了顏面之後,惱羞成怒,對特台人的惡言劣行更加厲害了。法院/檢察官與行政官員之間的對立關係亦日趨突現。台灣人律師在日據時代接受了嚴格的法學訓練,開始在法院企圖以中國人從未聽聞的法規法則爭取保障人民最基本的權利。警察的權限卻完全逾越法律的規範,完全由中國人官僚行政部門所掌控。從一開始官方與法庭之間的對立關係,就根深蒂固難以化解。民政處長,控制著民事與秘密警察。礦工處、農林處、新聞處的處長;鐵路局、公賣局的局長又分別控制著屬於自己局處的警察組織,雖然各自獨立運作,彼此之間互相鬥爭殘殺者,亦時有所聞。憲兵部隊之內亦是派系紛雜,明爭暗鬥,此外還有已故戴笠部下恐怖的特務部隊,日本警察的嚴酷百姓已恨之入骨,國民黨警察勢力之多之廣,及其惡行劣蹟比之日本警察,有過之而無不及。每一個分支的警察機關各自擴張勢力建立其特有型態,從事賄賂、勒索、壓制、恐嚇行徑。經常一個富有的台灣人遭致某一個警察單位的告發控訴之後,其他的警事單位立即跟進剝削、詐奪。

國民黨警察的可惡行為,可以下列這個人人皆知的例子應證,當時有位國民黨警察,把一位拒付賄款的台灣人毆打成傷,這位台灣人至法院撰狀告發這位警察的違法失職。法院首席法官隨即命令調查這位警察的不軌行為並派出法庭助理拘捕違法的警察到案。法院的助理10餘人至警局,被請喫茶後,即被鞭打搶劫,其中一人死亡,多人受傷。警方根本不理眾人的抗議及官方的命令,把這些法庭助理關閉了數天才釋放。這位違法的警察最後被判刑入獄,但是負責此案的台人法官亦被革職。後來陳儀的五萬援兵抵台,地位鞏固後,警察立即被釋放。台人法官逮被捕處死,其他與此案相關連的台人亦失蹤。

台灣民眾仍然堅定地,不時冒著生命危險,公開宣稱繼續爭取保障他(她)們的基本權利。台灣人的報紙繼續公開批評官方不當的措施。

顯然地大陸來的中國人對於這批長期被歧視台民的頑韌抵制以及他們對於爭取法律所規範的基本人權的堅持感到睛訝。國民黨人也終於發現台灣人並不是如他(她)們在大陸時所想像的溫馴無知,大多數台人是正義的,不容易受賄賂、威脅,拒付官方要求的保護費,並敢隨時舉發官方不正行為,每一個月被陳儀公開稱為「落伍」或「政治白癡」的台人不斷告發官方的詐取違法醜聞,官方與人民之間的對抗關係,愈加公開,愈加激烈。

7.民憤日張

1946年保守派台灣人領袖,在巨大民意壓力下,被迫參與抗議陳儀的示威活動,企圖藉此示威活動,引起蔣介石及世人對其腐化政權的關注。這些保守領袖抵制強硬的示威活動。其中一人,王添燈,是雜誌編輯,也是台灣茶商公會的主席。王經常批評官方的政策,因為有一次在雜誌揭發警察詐取的事件,不久即被取消編輯工作,並被逮捕控以破壞政府威信的罪名。在被控訴之前,王一直拒絕參與遊行抗議,因為他一直相信新的中國憲法在台灣實施後,百姓將可據此清除警察的違法濫權。很諷刺地,陳儀於1947年元月10日宣佈,新憲法將於1947年底在中國頒佈實施,但是台灣人民政治上落後,新憲法條在1950年後才考慮在台實施。台灣民眾無不感到驚訝與憤怒。

1947年元月底,官方宣佈日本人擁有的房地產買賣及產權轉移的政策。這些房產主要包括店舖以及日本人離開後低收入的台灣人已搬進居住的民房。根據頒佈的政策,極少的台灣人有足夠的財力或影響力購買,大部份產權都落入從不出面的中國人手中。台人不滿之聲,逐漸昇高,月復一月,台人不斷抗議中國人無理佔據本是台人擁有,後被日本人奪走的房地產。當地的民眾認為他們至少有同樣的機會取回五十年前失去的財產。

1947年二月中旬,中國內地的經濟結構已接近瓦解,危機四起。在台灣,唯利是圖的國民黨員,認為南京中央當局太忙太弱,無暇干預,乃賺錢致富的好機會。台灣官方制訂了許許多多的新法條,規章,所有經濟活動完全集中在陳儀的內閣官員手中。每艘船舶進出台灣,在島內任何大宗貨物的移動,以及任何重大商場交易,均在他們掌控之中。幾天過後,當他們發現中國境內的經濟不致於崩解時,台灣官方又重新修訂或放棄不久前才頒佈法規。這些措施清楚顯示,陳儀有意在台建立一個經濟制度,在實質上剝奪台人參與自由企業經營的權利。

同時,國民黨人不惜以暴力、謀殺行為強奪台人的財物。1946年九月,由於白米被大量運至大陸,台灣米價暴漲,每一家庭被允購買的米量根本不夠食用。每一個城市,到處可見擺著長隊買米的民眾。民眾一日比一日貧困,他們的憤怒亦一日比一日高漲。

■三月大屠殺

1.導火線

陳儀一心一意企圖在台灣建造一個壟斷獨裁、欺壓專制的政權。台灣人民已日漸感受到生命財產不保,生計難以維度的不安。1947年二月下旬人民心中的鬱憤難伸,已接近隨時爆發的邊緣。 2月27日傍晚,六位煙酒公賣局緝賣私煙的人員,全身武裝,在擁擠的延平街頭巡邏,遇到一位台灣婦女,帶著兩個小孩在街上叫賣香煙。緝私人員逼向這位台灣婦女,搶奪其身上之香煙及小數現金。其中一個緝私人員,動用暴力,以槍托擊斃此位賣煙小販。此舉立即引起了在旁觀看群眾的不滿與憤怒,當場包圍這批緝私人員。緝私人員在驚嚇恐懼之下,開始開槍掃射,受傷無數,其中一人當場死亡。隨後這批緝私人員被一路追逐至鄰近警所,公賣局卡車亦被憤怒的群眾燒毀。整個晚上事件的消息傳播於全市。為著防止事件日漸擴大,群眾推選代表自組調解委員會,要求公賣局長引咎辭職,要求政府取消武裝警察裝備,並且恤撫此次事件中受傷的人民及死亡家屬。

2.抗議請願

次日凌晨,大約二千沒有武裝的人民,舉著一幅幅寫著抗議要求的布條,從大街道遊行至公賣局前示威。公賣局人員拒絕接見請願人群的代表,也拒絕接受抗議民眾的要求。抗議人群逐決定往行政長官公署抗議。當請願的人群及旁觀者往前移動不久,政府官警即開槍掃射,此時群眾又發現兩個販賣香煙的小販在城中心被兩位煙賣局人員搶奪干擾,後來,這兩位緝私人員被憤怒的群眾捧擊死亡。群眾並佔奪鄰近一間公賣局配銷所的倉庫及辦公室。事件的發生,顯然愈演愈烈,整個晚上各地槍聲不停,武裝的憲兵開始在重要街頭角落站崗巡邏。官方開始在廣播中否認前晚在長官公署前發生的掃射行動,並答應慰恤事件初發時的受難者及其家屬,並於當天晚上宣佈全島實施戒嚴。

三月一日,一小數台灣人領袖,組團前往長官公署拜訪陳儀並告知前夜所宣佈的安撫措施已不足以穩固動盪不安的人心,更無法化解群眾胸中憤憤不平的鬱恨。請願代表建議官署立即宣佈實施大幅度的改革措施,包括專賣局及貿易局內部的改革。當時,陳儀僅有二千名軍隊人員駐紮台北市附近,深知軍力不足以對抗憤怒人潮,只好默許請願代表的諸項建議。他同時要求請願委員增列各階層代表,安撫憤憤不平的群眾停止暴力行動,並同意治安的維持暫時轉交學生組識負責。但是,陳儀在公開宣布這些答應的同時,已暗中把更多的軍隊從南部移進台北。憲兵隊開始在各地搭建警哨,123名在旁觀望的民眾,就在陳儀公開廣播回應請願要求的同時,當場被機關槍掃射犧牲死亡。

「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大部份委員對陳儀的人格不具好感,但是由於他們的保守性格,他們仍然信賴陳儀是蔣介石官派的身份,極力希望整個事件儘速平息,和平解決。因此,三月的第一星期,處理委員日以繼夜,積極準備即將向長官公署提出的請願要求。同一期間,全島各地的群眾,從大城市到小鄉鎮,開始要求逼迫中國(外省)人交出官廳,違命者則以武力相對。從一個村莊至一個村莊,許多中國流浪漢亦遭受鬱憤難消群眾的無情毆打。即使如此,整整一星期,整個台灣完全在人民自主自治之下,交通運輸、經濟活動,照常運作無誤。此一事實,完全粉粹陳儀所稱「台灣人民是一群落伍,隨時需要指引領導」的歧視指控。

3.敷衍改革,等候兵援

三月五日台北地區的情況已逐漸平息,小學重新開放,商舖重新開張營業。三月六日,處理委員會的建議書,經過激烈討論,亦擬訂就者。建議書共提出了32條要求,其中一些是無關緊要,稍加商討即可輕易解決的,比較重要的請求包括由人民直選地方行政首長,廢除官派的武裝配備警察,遴選聘任台灣人為高階行政主管,以及解除陳儀的壟斷專制措施。三月七日,建議書正式呈送行政長官署。隔日(三月八日),警備司令代表陳儀接見處理委員,並答允改善人民的福利,實施建議書上的要求。可是當晚 8時,從中國大陸來的援兵已在基隆碼頭登陸,官方開始以機關槍清除逗留港口觀望的群眾。數千名國民黨軍登陸後,立即向台北市前進。援兵已到,陳儀的報復行動,全島性的大屠殺從此展開。根據外國駐台記者以及島內可靠人士的估計,大約二萬的台灣菁英在此次大屠殺的過程中被殺戮、失蹤、死亡遇害。據估計約有五至七萬的國民黨軍被調遣來台參與屠殺報復行動。

4.戮殺無辜,殘不忍睹

大屠殺行動展開之後,首先被整肅殺戮的是處裡委員會委員。戮殺行動,從台北首都開始,不多久即擴展至全島各地。三月八、九日,居住於基隆、台北兩地之間的人民已被殘忍恐怖的屠殺行動所震驚。憲兵軍人挨家挨戶搜索劫掠,強暴忠良。街頭角落、黑白不分、刺射無辜。三月十二、三日後,情況愈加嚴重,軍人、憲兵照著中國人提供的黑名單,逮捕與個人或官方結怨的民眾,尤其是報社人員、教師、醫生、律師以及富商。大部份的受難者是被當場射殺,一部份人被帶走後,即消失無蹤。當軍憲抓不到黑名單上的人士,其家族亦被帶走,當作人質。

吳鴻棋法官因為曾把一位貪污的中國人警察判刑入獄,立即成為報復的對象。他自家中被帶走後,即遭槍殺,然後屍体被投入橋下。一位專賣局的官員及八位台灣人,也同樣以此殘忍的形式處決。他們的屍体在橋下被發現時,鼻孔被穿洞、全身傷痕纍纍,下体被去勢不整。一位七十二高齡的處理委員會委員,因為經常公開批評政府官員的腐敗無能,在床榻上被軍警拖出後,隨同其兩位兒子,被一齊槍殺斃命。數以百計的屍体,散置各處,有的在膚淺的大墳墓亂草堆、有的被擲入海底,然後漂流至海岸後,始被發現。在路旁的暗溝,隱秘的河岸,亦散佈許多被鞭打、刺殺、槍擊斃命的屍体,有的甚至被分屍解体。

血惺恐怖的氣氛又帶給這批貪官污吏一個藉機詐財致富的好機會。便依警棍、冷血黨吏,遇上賈商富豪,即隨意罹織罪名,並以生命威脅、敲詐錢財。個人無法自己交付巨額賄款時,亦可集体交易,換取自由。在基隆的17位受害者一共收集繳付了10萬元後,始被集体釋放出釋。另外,13位在台灣北部某地區的受害者,被要求在三日之內,繳付四千袋白米,才得贖回生命。當時白米的售價一袋一萬台幣,約等於十塊美金,如此高價贖金,對美國境內犯罪集團裡的賄索標準來說,亦是令人乍舌。

一直到三月底,整個台灣已完全籠罩在兇慘、恐怖、哀怨的氣氛之中,但是陳儀手下的這批刺客惡吏,為著確定人民抗暴之舉,不再被引發,時而在大街廣庭,槍決反抗之士,警告群眾。尤其可憤者,槍決的地點,均選在人潮聚集、受害者的家屬在場時進行。

三月下旬,蔣介石派遣國防部長白崇禧來台調查事變經過。白抵台時,官方以盛大樂隊相迎,餐餐美食並招待他洗溫泉,遊覽動物園。白離台之後,官方代表即公開譴責台灣群眾的兇狠慘酷,並指控事變的發生,是由於共黨奸細的教唆以及台灣人野心政客的煽動所引起。此位官方代表並向大多數他自認為忠誠愛國的台灣人民承諾凡是參與暴動者均將遭受最嚴厲的懲罰。在中國內地的蔣介石亦聲稱:「事變發生乃由一批被日本人征調至南海參戰的台灣共產黨員所教唆推動。」一份企圖安撫台灣民心的傳單裡公開讚揚「陳儀是民主法治官員的表帥……他自中國內地招幕誠實有經驗的幕僚來台,這些幕僚為著國家,犧牲自己……。在台灣所發生群眾暴動的行為完全是陳儀過度寬大的作風所造成」。但是,一位美國新聞記者,Mr Jack Beldan的觀察報告則與官方的指稱完全相反。Beldan先生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及事變期間均駐在台灣。他在一篇「中國震撼了世界」的文章裡指稱:「雖然我在討論獨裁統治時,儘量不涉及個人主觀意識,但是我不得不討伐蔣介石對於台灣人民的所作所為,以及違反天理人道的罪行」。

■歷史意義

二二八事件在歷史上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是,經過這一事件的洗禮,促成台灣的民眾開始回顧省察三百多年來台灣特異的歷史命運,以及開始正視一個新生的族群--台灣民族已演進成型的事實。當然,這新生民族形成的過程是漸進而緩慢的,促成的因子,也是錯縱複雜的。比較重要因子,包括下列幾點。第一,台灣的早期移民,在種族血統、社會背景,以及文化素養上是參差不齊,差異極大的。其中包括東方血緣的波里尼西人、漢人、及日本人,也包括西洋血緣的葡萄牙、西班牙,以荷蘭人。雖然後期漢人移民占大多數,整個社會傳承許多來自中國大陸的文化風俗,但是多年來,由於其他種族血緣文化的注入,現今的台灣人在種族心理學,以及形態特徵上與中國人已有所區別。第二,早期移民來台的漢人,橫跨險惡的台灣海峽,來到台灣在還是一片蠻荒之地開墾謀生,過的生活方式與遺留在中國大陸的漢人截然不同。他們必須時時刻刻與早先落居在島上的原住民競爭對抗。因此這些早期移民均具有開路先鋒的性格,比起留在大陸的親人心智上更加警覺靈敏,生活上更加儉約勤勉。第三,由於台灣特殊的地理位置,其軍事策略上的重要性,在歷史上,它一直是強權大國爭奪之地。因此台灣的歷史也就一部人民反抗外族侵略的歷史。這種代代相傳的抗暴精神造就了台灣人民天賦的時時準備為自由而戰的使命感。第四,台灣人經歷了日本人五十年嚴厲的統治,雖然天恨民怨,但是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教育普及,科技上的建設,以及守法、敬業的精神乃居留大陸的中國人無法想像的。

綜合以上幾個因素,再加上台灣自17世紀以來,即與中國長久隔離的歷史,台灣居民逐漸衍變凝聚成一個新生的民族,已是不爭的事實,可惜大部分台灣人在歷史變動中一直沒有機會去体會這個新的認同感,戰後中國人來台後所展現的惡劣事蹟以及二二八事變的發生,無疑促成許多台灣人重新思考與中國人的因緣關係。更多的台灣人開始醒悟認定自己是有異於中國人的另一族群。一位日本外交官,清水先生發表一篇標題為「土壤濃於血」的文章,刊載於1955年12月份的文藝春秋雜誌上。文章裡有一段簡短的故事。他說有一次他到高雄旅遊過夜遇到一位說著一口標準日語卻又不太像是日本人的女傭,他就問了這位女士:「妳是日本人嗎﹖」「不是」她一口就否定了。「那麼,妳是中國人囉﹖」「不是,當然不是」她又回答了。當我更進一步追詢:妳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那麼妳是那裡人呢﹖這位女士突然變得一臉嚴肅鄭重地宣稱「我是台灣人」。

從二二八事件以及緊接發生的三月大屠殺來回顧中國內戰的歷史原因,咱們可以得到一個清楚的結論。中國共產黨並沒有打贏內戰,主要是蔣介石及其幫從的腐敗無能苛行暴政輸掉了內戰。當初蔣介石來到台灣時,共產黨幾乎是不存在的。但是蔣幫來台幾個月後,台灣已變成一個無形有形的大牢獄,一個快樂天堂,轉眼間變成一個惡魔之島。1947年美國駐台副領事柯喬治先生說:陳儀及其憲兵隊提供了中國共產黨在台灣發展的最佳機會,……每一位受過教育的台灣人無不為著生命財產,日日夜夜,戰戰兢兢,他們一直感到一段長期軍事暴力統治,經濟崩潰,雜亂無章的社會,即將到來。此此等等,即是共產黨滋生蔓延的沃土溫床。

二二八事變的發生雖是突發的,但是其慘烈的過程,在世界革命史上,亦有其可歌可泣難以磨滅的一頁,有如美國獨立革命那輝煌的一頁。緬甸的首相努烏1955 年7月3日在費城獨立廳前發表演說,其中一段話深值咱們深思。他說:「美國獨立革命的概念,理想,以及警言範語,對於全世界為著爭取自由而掙扎奮鬥的人民具有極祟高的鼓舞作用。世界各地,生活在暴政、異邦統治之下的人民,以及生活在封建奴役之下的人民,美國獨立革命先烈為自由不惜犧牲生命的精神已變成全世界各地為自由而戰的人民的最高典範。在這些人的心裡,美國革命先烈的理想對於獨栽者所造成的震撼,恐比B-52戰鬥機甚至原子彈更具殺傷力」。二次世界大戰後,已有6億4千萬已覺醒的人民在世界各地為著爭取自由宣佈獨立。

對台灣人來說,二二八事件可說是第三次爭取自由獨立的開端,也是二十世紀中時,全世界各地爭民主爭自由,浪潮奔騰之中的一環。台灣的第一次獨立運動發生在1661年,台灣人民是亞洲人民中第一個把西方殖民統治者打敗並驅逐出境的民族。台灣的第二次獨立發生於1895年。台灣人民亦是亞洲人民中第一個創立共和國的民族。同時228事件後的第九週年(1956),一群流亡日本的台灣人於東京宣布台灣獨立,並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雖然在歷史過程中,咱們有此光榮的過去,但是八百萬台灣人民(1956年之人口)依然生活在殖民統治者暴虐奴役的政權之下。在亞洲、中東、非洲及世界其他各地許許多多受過壓迫殘害的人民,為著爭取自由民主,也為著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不惜一切,奮力而戰的時候,勇敢的台灣人民豈可落人之後!這是一個覺醒的世紀,一個革命的世紀。讓咱們再一次心手相連,團結在一起,為建造一個自由的台灣國,一個勇者之家園共同奮鬥。

譯者按:
李天福先生,本名盧主義,是北美洲台灣人第一個倡導台灣獨立運動組織, Formosans’ Free Formosa(三F)的創始人之一。此組織成立於1950年代,其成 員尚包括楊東傑、陳以德、林榮勳等人。今年(1997年),盧先生被邀請參加在 加州聖地牙哥舉行的二二八事件五十週年學術紀念會。這篇文章是他在紀念會中 發表的。文章中一些報導或事蹟,可在許多近年出版的二二八事件相關的文獻或 書籍中發現。但這篇文章於1956年首次在三F的通訊中登載,深具歷史意義。 它可能是有關二二八事件的記載,第一個由旅美台灣人所寫的英文報告之一。譯 者應盧先生之託,將它稍為修訂,翻譯成漢文,以供讀者共同研究,並請諸位專 研二二八事件歷史的前輩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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