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通識講座教授
前言
美國學者自詡美國外交政策充滿理想主義和道德色彩（moralism），注重人權和民主自由的推動，有別於歷史上日本和歐洲列強所展現的現實主義（realism），和務實主義（pragmatism）。事實上，這個結論並不完全準確或全面；美國的外交政策常常以理想主義包裝，但最重要的因素仍是現實的考慮。和其他國家一樣，美國在國際關係沒有永久的敵人或朋友，只有國家利益才是永遠和最後的考慮。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和中國曾是共同對抗日本的盟友。在戰爭結束前夕，建立「聯合國」過程，美國幾乎是力排眾議，極力支持中華民國為安理會五常任理事國之一。戰後，美國在遠東兩大戰略目標，其一是佔領和改造日本，使其成為民主和愛好和平的國家，祛除軍國主義的政治和經濟體制（如打破和解散財閥）。
其二是協助中國重建，促成中國的民主化和建構一有友好的中國，以支持美國維繫亞太的和平與穩定。為達成此目標，杜魯門總統派遣二戰期間在華府運籌帷幄和主導歐亞戰局的馬歇爾（George Marshall）將軍到中國調停國民黨、共產黨鬥爭，以避免國、共內戰爆發，導致中國的分裂，予蘇聯可乘之機拉一派打一派和分化中國。
可是東亞政局的發展和演變與杜魯門政府決策者計畫大相逕庭，真是事與願違。馬歇爾和解無效，國、共在1947年爆發全面內戰，毛澤東領導下的共軍勢如破竹，攻城掠地，在1949年春天已席捲半壁江山。國軍則倒戈而逃，蔣介石和國民黨政府棄守大陸，撤退到台灣，希冀東山再起。
1949年10月1日，中共在北京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以取代一度曾受美國政府大力援助和支持的「中華民國」政府。華府並沒有像蘇聯、英國、印度與瑞士等國短期內即承認北京的新政府，當時美政府說是要等「塵埃落定」（wait until the dust settled）。其實，華府國務卿艾奇遜和一些官員異想天開要討好毛澤東，打算培植他成為亞洲的狄托（Josip Broz Tito），利用他與史達林抗衡。艾奇遜企圖「聯中制俄」，和20多年後尼克森和季辛吉操作「中國牌」（play China card）的策略似異曲同工。
可是，艾奇遜的幻想很快就破滅了，因為毛澤東不是狄托。在1940～1950年代，毛和許多中共領導人都崇拜史達林和親蘇，毛並寫了向蘇「一面倒」的論述。1949年12月中旬，建政不到3個月，毛就率團到莫斯科朝拜，並在1950年2月簽訂中蘇30年友好互助條約，結成中蘇反帝國主義軸心，與日本和美國對抗。
1950年6月25日，蘇聯附庸國北韓領導人金日成策動武力統一朝鮮半島，大舉南侵。兩天後，杜魯門總統以「警察行動」（police action）名義派兵馳援南韓，也同時下令美國第七艦隊巡弋台灣海峽，防止中共解放軍渡海攻台。杜魯門政府把台灣海峽「中立化」的措施改變和他年初仍信誓旦旦不介入中國內戰的政策。毛澤東未能按照既定政策解放台灣和統一全中國，又受到史達林的壓力，乃步步走向「抗美援朝」的政策。
1950年10月下旬幾十萬的人民解放軍以「志願軍」之名秘密渡過鴨綠江，進入北韓以救援已節節潰敗的北韓部隊。11月初，中共「志願軍」發動對美軍的大規模奇襲和伏擊，於是中、美首次兵戎相見，韓戰轉化為美、中戰爭。
這個情況顯示二戰後美國亞太政策的重大失敗。中國不但未成為一民主和友好的盟友，而且在中共統治下變成美國的強大敵手，挑戰美國及其盟邦。面對國際新情勢，華府不得不改弦易轍，建構新同盟體系。美國不但推翻杜魯門「棄台」政策，並且重新「擁抱」蔣介石，把他專制獨裁國民黨體制奉為「自由中國」政府，納入圍堵中蘇共產集團的聯盟體系。
更重要的是美國對日本政策的「轉向」（about face）。美、蘇冷戰加劇，中蘇結盟，美國需要一新的盟友，因而戰後佔領日本所推動的改造和改革日本的「工程」從1950開始就轉為重建和扶植。最有指標性的是1951年9月的舊金山和平條約美國結束對日本的占領，日本與交戰國結束戰爭狀態和恢復主權，及美日簽訂安保條約。
日本恢復主權和提升國際地位
美、日安保條約（Mutual Defence Treaty）給日本提供了安全保護傘，也給美國在日本駐軍法律依據和正當性。美、日結盟開啟了二戰後亞太國際政治的篇章，日本也因此成為美國圍堵共產集團的一環。
日本這個重大選擇並非舉國一致的共識。在1950年代初期，日本的社會黨共產黨、工會和民間和平主義勢力，曾大力主張不武裝永久中立化，不偏不倚不製造敵人（蘇聯、中國）反對與美國結盟。吉田茂首相則力排眾議，決定了親美的路線。他最重要的考量是蘇聯占領了北方四島，與中共政權結盟威脅日本的安全，日本需要美國的保護和經濟援助，不可能成為中立國，親美是唯一的選擇。
因為親美，日本不得不支持美國的決定，在1952年4月舊金山和約生效前與台灣的國民黨政權締結「台北和約」，也不承認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是韓戰最大的受益者，二戰當中的武器和軍需工廠因美軍的訂單而復活，帶動日本經濟的復興和繁榮。
恢復主權地位後，日本最主要的外交對象，除了美國以外就是東南亞國家。日本所使用的「武器」就是透過對這些國家的賠償而打開外交、貿易和投資的門戶，這個政策對日本經濟振興和在東南亞外交地位的提升有相當助力。
日、美安保條約是兩國重大的外交議題，也是日本各黨派爭論的問題。美國占領當局1947年頒給日本的和平憲法（尤其是第九條），成為各黨派爭論焦和依據。社會黨和社會上左派反戰和平勢力，以各種理由一直反對美、日安保條約：因美國駐軍，日本形同美國占領區，同盟條約迫使日本武裝重整（名義上只是自衛隊），並以蘇聯和中國為敵，反安保和反美在野勢力，雖未能改變執政自民黨的既定政策，他們在社會上聲勢浩大，卻能動員學生和群眾以示威遊行抗議1960年5月美日安條約的更新和延長，成功阻擾艾森豪總統訪問日本的計畫。總理岸信介因動用警察權，命令警察把在國會大廳靜坐妨礙議事進行的反對黨議員抬出國會，執政黨議員得予投票批准安保條約的延期，也因而「功成身退」，辭掉總理職位。
依據憲法第96條的規定，憲法條文第九條的修改必須先由參眾兩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再交由人民公民投票複決。有此高難度的規定，執政黨始終未能修改憲法第九條禁止建立軍隊和日本參與國際上集體防衛行動。而在野黨只要在兩院擁有三分之一多數即可阻止憲法的修改。
雖然多年來，日本不少政治人物，包括現任的安倍晉三總理，一直主張修憲讓日本成為一「正常國家」，在國際社會扮演更積極和重要的角色以維護世界和平和穩定，但因受限憲法第九條的限制而未能付諸行動。美國的政治人物，包括小布希總統政府的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在今年三月下旬接受〈共同社〉訪問時表示，第九條阻礙了美日同盟，如果「日本想做參與世界重大問題的一流國家」，修憲是勢在必行，但決定權在日本。
因為憲法，政治和經濟因素，半世紀以來，日本確受美日安保架構的保障，美方當然不滿，批評日本搭「便車」（free ride）。每年日本用到國防和自衛隊的預算低於GNP的1%，在1980年代因中曾根康弘的大力推動，國防預算才稍稍高於1%，但與美國國防預算超過GNP的6%以上是不能相提並論。
日本防衛預算未能大幅提昇固然因為憲法的精神，也因政治上反戰和和平主義勢力的影響，及一般人民不歡迎增稅。以往美國曾多次要求日方對本身的安全應付出更多的貢獻，但「共識決」的日本內閣總是讓美方失望和反感。日方最關心的似乎只是經濟，而且是以出口為導向的貿易，因而國際間把日本當成一大商社（Japan, Inc.）只求利潤。
由於美日貿易長期逆差甚大，在1971年尼克森總統給日本幾個「震撼」（Nixon shocks）。在貿易方面，日本因為拒絕減少對美輸出紡織品，尼克森宣佈對所有日本進口物品徵收10%附加稅（sur charge）。尼森本來以為時克服軍方反對，決定於1972年把琉球主權歸還日本（也把尖閣列島，台灣稱為釣魚台，行政權交給日本），是對佐藤榮作的一大恩惠，但日方卻未能有所回饋，減少紡織品輸美（尼克森選舉時對美國南部紡織業者的競選諾言）氣得尼克森破口大罵祭出關稅「武器」作為報復。
由於尼克森對佐藤強烈不滿，他不屑事先通知，更不用說與佐藤有所諮商，他翌年二月將訪問北京的重大決定。佐藤和他許多前任的內閣總理都一直忠心支持美國的中國政策，尼克森不願與忠心盟邦分享重大政策改變讓佐藤措手不及是另一「震撼」。因為在日本政治人物當中，他也是跟著華府的步伐強烈反對北京的，但因尼克森的突變，他變得非常被動，而不得不辭職下台，親北京的田中角榮因此脫穎而出，登上總理寶座。
尼克森的作為引起日政壇的地震，不少自民黨政治人物認為不必再跟著美國亦步亦趨，應該展現日本的自主和獨立的北京政策，因此，不管華府的關懷，田中總理乃於1972年9月捷足先登率團赴北京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關係正常化和建立外交關係。因北京的要求，日方宣布與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斷絕外交關係和廢除1952年的「台北條約」。
日中關係正常化
1972年9月，日、中關係正常化，對日本一些政治人物和外務省官僚而言是吐氣揚眉及回報尼克森「震撼」一劍之仇，展現了日本外交自主，不再是美國的跟班。另外一個考慮是經濟利益，嗣後日本企業界可以理直氣壯進軍中國市場，出售日本商品和大幅投資。
日、中建交也是北京重大的外交突破。中共政權的計謀是先在外交上孤立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卻除台灣的重要盟友如日本和美國，方便來日對國民黨政權招降以達成終極統一的目標。北京也有經濟的考慮，透過中日關係正常化，方便取得日本的投資和技術轉移，大大有助於中國的經濟建設。
比較令人意外的是中方並未要求日本提供賠償──曾受日本侵占的東南亞國家和南韓都曾要求和取得日本的賠償。筆者在1972年10月上旬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親耳聽到周恩來總理解釋中方放棄要求日本賠償的理由。他說「中國重視日本人民的友誼，不欲加重他們的負擔，政府所提供的賠償總來自於人民的納稅錢」。
周總理的外交辭令的確動人，但我私下聽到的算計是，除了外交和公關的收穫以外，北京要的是「細水長流」沒有賠償之名，卻比一大筆賠償款更多更久的賠償。事實證明，30多年期間中國每年得到日本政府龐大的開發援助（ODA）款項，和其他各種協助與貸款，證明周恩來的老謀深算。
從1970年代，在美國和香港已有北京幕後支持的「保釣運動」，一些留美學生集會和遊行抗議美國政府要把釣魚台島嶼和琉球一併交還日本。1972年9月田中總理所率代表團曾提出釣魚台／尖閣諸島問題，但周恩來卻主張擱置此一爭議，留待後代用他們的智慧解決。鄧小平1978年訪問日本時也用同樣的語言把釣魚台主權爭議擱置了，為什麼今日中國領導人卻推翻周、鄧擱置爭議的教誨，做出不惜一戰的姿態，是何算計？
1970年代，北京對日友善的另一重要考慮是要聯合日本和美國對付蘇聯。從1969年3月中蘇聯軍隊在珍寶島動武，蘇聯的武力進犯中國已成為毛澤東周恩來北京領導人的心腹大患，毛因而提出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戰略方案。為此戰略考慮，北京支持美國在日本的駐軍和軍事基地，甚至敦促日本增加國防預算。當年，北京認為美日安保條約符合其反霸（蘇聯）的戰略利益，也可壓制日本軍國主義再起。
日、中、美的三角競合
雖然美、中、日在防堵蘇聯有共同的立場和利益，但他們也各有本身的算計。周恩來在1971～1972年與季辛吉和尼克森晤談時，即表示反對日本介入解決台灣問題及日本研發核武的立場，也得到尼克森的首肯。1979年卡特政府與北京建交後，他的國安顧問布里津斯基（Zbigniew Brezinski）曾提醒卡特重申上述承諾。
儘管美、日有同盟關係，尼克森和季辛吉在70年代和1981年82年雷根總統的國務卿海格（Alexander Haig，季辛吉的門徒）常常聯合中國以制衡日本。由於海格過份偏向中國，罔顧雷根的政治觀點而與北京簽署「817」公報，違反「台灣關係法」的精神及條款，限制對台軍售的質與量，而被罷官。接任的國務卿舒茲（George Shultz）則改變親中的政策，轉而強調與日本的合作，因為日本是尊重人權的民主國家，是美國真正的盟友。
冷戰結束後，蘇聯崩潰，俄國國力衰退，不再是中國的心腹大患，北京不需要再聯合美、日反「霸」，因而變調主張不結盟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989年6月4日，鄧小平命令軍隊動武鎮壓北京天安門廣場靜坐抗議的青年學生，引起西方世界的憤怒和制裁，為了安撫北京，被鄧小平稱為老朋友的老布希總統竟然在1989年7月和9月兩度派他的國安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秘密訪問北京與鄧小平「私通款曲」，不但美國各界，日本、法國和其他歐盟國家對布希這種「擁抱北京屠夫」（柯林頓的評語）沒有原則的做法都大加譴責。支持美國制裁北京的日本不滿再一次受到華府的愚弄，乃決定「自行其是」，不顧美國與歐盟國家的批評，首先恢復對中國的經濟援助。
美國對日本竭力追求經濟繁榮而未努力（如編列更多防衛預算）強化其本身的防衛及參與國際安全的維護，迭有怨言。日政府為了安撫美方的不滿，也多次有所修正；例如1981年5月鈴木內閣即宣布嗣後自衛隊將「負責」日本1,000英哩以外的空中和海運航線的安全，引起菲律賓和印尼的抗議。中曾根1982年中就任總理後也努力改變70年代設定防衛預算不超過GNP的1%的原則，而在1986年有成功超越，但象徵意義大過實際意義。
另一方面因為憲法第九條的精神和日本政治人物所認定的日本社會「共識」，日本政府領導人對日本參與維護國際和平穩定的任務一直有心理上的禁忌，不敢越「雷池」一步。例如1990年，伊拉克海珊派兵侵占科威特，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授權會員國採取強制行動逼退伊拉克軍隊，幫助科威特復國。日本的海部內閣雖願意分攤維安費用，卻不肯派日本自衛隊參與維護國際和平的軍事行動。美國和歐盟國家對日本政府的懦弱有甚多批評，認為日本要維護國際和平力有未逮，不夠資格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為了彌補「不能動武」的缺憾，日本曾大力提供國際經濟援助。日本對聯合國捐獻在1980年代以後即超越美國，成為外援最多的國家。同時日本也經由政府的開發援助（ODA），協助中國和許多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教育的建設和發展。日本企業界也透過ODA擴張他們在許多受援國的市場。
挑戰美日：中國的「韜光養晦」
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中國受到國際社會的壓力和制裁，鄧小平乃決定「發憤圖強」，推出新的內政和外交方針。
內政方面，他從1992「南巡」後，亟力推動改革開放，吸引外資加速中國的經濟建設。鄧認定中國需要和平的國際環境，因而外交上強調「韜光養晦」，不強出頭，避免與美國日本或其他國家發生衝突。
同樣重要的，解放軍的「軍事事務革命」（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尤其對1991～1992美軍在伊拉克的「沙漠風暴」戰爭深入研究，帶動了解放軍在戰略、戰術和高科技武器系統的革新，促成解放軍軍力的迅速現代化和大幅提昇。
鄧深知孫子「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的欺敵策略，教誨中共解放軍幹部要沉得住氣，默默地提升和強化中國的經濟和軍力。
可是，鄧小平離開政壇後，繼任的中國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及他們的同儕卻不能或不願意遵奉他的遺訓，開始挑戰美國和日本。1996年3月對台灣「文攻武嚇」，導致美國派遣兩個航空母艦戰鬥群到台灣水域監控和嚇阻解放軍的武力挑釁，幾乎挑動美、中正面軍事衝突。雖然尼克森和卡特一度同意不讓日本介入台灣事務，由於東亞局勢演變，柯林頓總統在1996年4月飛抵日本與日相橋本龍太郎簽署「美日安保條約」新防衛指針，協議如何因應「周邊有事」（涉及台灣海峽情勢）。北京非常不滿，認為美日國安合作已由因應蘇聯的威脅轉變為針對中國，事實上這是北京咎由自取。
雖然中國與日本在1978年簽訂和平條約，拉攏日本共同反霸，但許多中國人，尤其黨、軍幹部似乎未忘記日本侵華歷史仇恨。他們常因為一些偶發事件，如日本領導人到靖國神社參拜，慰安婦問題，日本教科書內容如對南京屠殺事件的記載，或日本表達參與安理會常任理事會的希望，而挑動大規模反日示威。
2005年二月起中國出現一連串的反日活動，原本是由千萬名中國網民已簽名聯署的方式反對日本「入常」，到了四月上旬，北京、廣州與深圳接連出現數以萬計的群眾走上街頭示威，最後演變成砸毀日本商社的暴力事件。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堅持責任不在中方的官方立場，小泉首相對此則是強調中國必須確保日本人的人身安全，產經大臣中川昭一更直指中國是個可怕的國家，也為兩國未來關係與東亞地區的權力結構投下變數。
2004年日本媒體指責中國侵佔日本在東海的海底資源與解放軍潛艦侵犯日本領海。防衛廳所發表的防衛白提書也再度提醒日人注意中國軍事力量的提升；新修訂的「防衛計畫大綱」，不僅對解放軍的極速現代化提出警告，也將因應之道列入政策考慮。2004年十二月日本首相輔佐官川口順子出席歐洲外長會議時，正式表明反對歐盟解除對中國武器禁運的立場。2005年一月中旬，外相町村信孝訪問以色列期間，公開要求以色列停止向日本在「東亞地區競爭對手」出售尖端武器。
中國強烈不滿日本不斷在國際間宣傳中國的軍事威脅，並且以加強反恐合作及預防朝鮮導彈襲擊的藉口，與美方進行密切的軍事合作，將中國視為假想敵。北京也認為日本介入台灣事務，是台灣問題的麻煩製造者。2005年二月間，美日外交和國防首長2+2會議針對安保合作進行檢討與修正，都表明台海安全是兩國在區域內的共同目標。日本方面更明確表示美日安保條約涵蓋的區域不僅僅是日本，還包含朝鮮半島、「台灣」和北太平洋地區，有意將台海地區列入安保條約的範圍內。
美日同盟制中的態勢，造成北京莫大的壓力。美國國務卿萊斯在安保條約修訂後曾指出，兩國都必須提昇軍事協同合作與加強嚇阻能力，執行「預防性防衛」（preventive defense），以嚇阻不斷崛起與威脅區域穩定的中國。美國也因此努力進行遊說各國支持日本成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萊斯在訪日期間的演說中表明，日本已透過努力本身的特質而在世界各國中贏得了光榮的地位，因此美國明確支持日本在聯合國安理會爭取常任理事國席次。北京對於日本爭取入常的反應激烈，無法容忍日本與其平起平坐。官方要求日本必須承認二戰罪行和真誠道歉。
亞太新局面
2012年美國歐巴馬總統連任，而日本自民黨安倍內閣取代民主黨的野田內閣，在中國習近平接掌中共總書記和軍委會主席領導職位。他們對未來三國關係及亞太局勢將會有哪些影響？
日本因民主黨2009年8月的國會眾院選舉壓倒性勝利，由鳩山由紀夫組閣。他所宣示的外交政策對美、日同盟產生相當衝擊：（1）他表示要談判沖繩普天間機場遷移計畫，找出一個將美軍陸戰隊撤離琉球的方案；（2）他要制定一中立和平衡的日本外交政策，少依賴美國，比較傾向中國；（3）推動脫美入亞以亞洲國家為會員國的「亞洲共同體」。鳩山這些激進的政見不是全黨的共識，因而引起黨內和日本國內的紛爭和困擾，並重重傷害日、美關係。
鳩山的方案不合時宜，且無法獲得日本民眾和民主黨同志的支持，而不得不在2010年5月一鞠躬下台，由同黨菅直人接任。菅內閣在外交政策清楚與鳩山切割，重新擁抱日、美同盟，當時日本民調顯示80%受訪者支持親善日、美關係。
從菅直人內閣到野田佳彥內閣，日本政府都在修補鳩山對日、美關係所造成的損害，民主黨政府從2009年9月到2012年12月也未能振興國內經濟，官員無能和表現荒腔走板，讓選民大失所望。加上2011年3月11日的地震、海嘯和福島核電廠災害，政府救災不力，已註定早日下台的命運。
值得一提的是，台灣人民自動慷慨捐獻救助日本災民和協助重建的款項是世界第一，日本人民和政府多次表達衷心感激。美國這時候也表現了對盟友的關愛，美軍最多的時候投入16,000人員，15艘軍艦和140架飛機從事救災復原活動，也贏得日本人民和政府的感謝和友誼。
2012年12月安倍為首的自民黨東山再起，在眾議院480席中贏得294席，加上公明黨31席是壓倒性勝利。安倍內閣除了要大力振興經濟外，還要增加防衛預算，增加自衛隊人員與武力，包括尖端武器系統。
面對中國軍力急速擴大，對東海領土主權的主張，和北韓核武和長程飛彈的威脅，日本亟須加強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包括加入美國主導的「泛太平洋夥伴架構協定」（TPP）。
這個泛太平洋的自由貿易協定可能對相當封閉的日本市場造成相當的衝擊，安倍為了得到美方的國安支持，必須力排眾議，要求日本各界捐棄既得利益，迎接一嶄新的亞太經貿體系。
安倍以直率、高度自信的方式，打破了日本領導人物基於「共識決」的領導模式，受到美國和亞太地區安全合作夥伴的刮目相看和歡迎，日本人民也高度肯定他敢做敢為，目前72%受訪人民支持他的表現。他多年來主張修憲，促使日本恢復正常國家地位；先決條件要看7月參院的改選，自民黨和友黨是否獲得壓倒性勝利，取得超過三分之二議席。
北京不喜歡安倍，更不歡迎他目前採取的強硬對中國政策，新華社常批評美國在釣魚台爭議支持日本右傾政府的立場。華府最擔心的是日、中在東海爭端因「擦槍走火」發生衝突，一發而不可收拾，使美中關係充滿緊張和不確定。因此，安倍在二月中旬訪問華府時，歐巴馬並未在公開場合回應客人對釣魚台議題的陳述，以避免刺激北京。據知，歐巴馬政府努力規勸日中雙方以對話方式，而不是「派兵遣將」，處理雙方爭議。
美、中雙方領導人缺少互信，相互猜疑，雙方關係有合作，也有競爭和對抗。美國歐巴馬政府再三強調，「重返亞太」策略，不是針對中國，但北京卻認為此一策略是針對中國，要圍堵和弱化中國。解放軍多年來發展和佈署「反介入」（anti-access）與「區域拒止」（area-denial）戰力對抗和遏止美國重返亞太。習近平上台後，多次提到富國強軍，正式回應少壯派軍人的主張。他從2012年2月訪美開始，即向美方表達建立「新型大國關係」戰略觀，並列入中共18大政治報告，表露了北京挑戰美國霸權和中美分治，共管亞太的戰略意圖。
如果紐約時報報導正確，解放軍確實主導對美國維持大規模的網路攻擊，滲透美國企業，破壞企業正常運作或竊取商業情報，造成美國國內生產的損失每年高達四千億美元。北京雖矢口否認，但中國已經以另一種方式向美國開戰，即所謂「資訊或信息戰爭」（Information Warfare）。歐巴馬總統在二月中對國會演說中也提到外國竊盜美國企業的機密，及敵人對美國國安的威脅。他明確表示美國國安團隊先禮後兵，將有所因應。
可想而知，美國對中國政策和未來美、中關係將充滿變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