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父與阿Q

孫中山:混淆的民族思想
黃文雄◎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日本本部中央委員

大漢民族主義的浪潮
民國成立以前,不只是孫文,幾乎所有的革命派皆是「排滿」的「大漢民族主義者」。

孫黨的興中會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目標,一九○五年成立的同盟會仍然是以「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為政治綱領。當中尤以光復會系革命黨人的漢民族意識最強。

中國人自春秋戰國以來,即有強烈的「華夷之防」或「華東之別」的意識。西元一○○年出版的最古老字典《說文解字》,將四周的夷狄解說為「西戎是羊種、南蠻是蛇、北狄是犬、東夷是貂」。魯迅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中國人從來不將人當人。」但中國人向來將四周的「非我族類」看成禽獸也是史實。到了中唐韓愈的時代,在他的《原人》中,雖也將夷狄歸類於禽獸,與人有所區分,但夷狄已勉強成為「半人半獸」。這種夷狄意識與佛教的「眾生」意識全然相反。

然而,自從鴉片戰爭之後,西方的威脅日大,中國的知識份子開始產生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影響革命派漢民族意識最強的,首推明末清初的大儒王夫之。王主張天下之大防在於辨別華夏與夷狄、君子與小人,並認為華東之別來自於「所生之地異,地異則氣異,氣異則俗異,俗異則知行亦異」。

漢人先天文化優越,夷狄則族性低劣,因此漢人能當統治者,狄夷則只能被統治。漢人生於中原而資質高,夷狄生於邊境而資質低,因此贊成漢人征服異族。

這當然是一種荒謬的種族優越說。王夫之又主張信義是人對人之道,夷狄是禽獸,因此不適用信義。

到了雍正時代的呂留良、曾靜時,兩人的排滿思想更加偏激,呂留良認為,中華之外,四方皆夷狄,近中土者,還有幾分人樣,離中土愈遠,則愈近乎禽獸。

曾靜的民族思想更極端,認為華東之界是人與物之界,夷狄是禽獸,可殺、可斬、不可寬恕,簡直超越了人種差別主義而到達人獸差別主義的境界了。

大漢民族主義與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對立,可說是革命派與改革派對於民族觀的最大爭論點之一。康有為、梁啟超是中華民族論者;孫文、章炳麟是激烈的大漢民族主義者。章太炎的大漢民族主義則比孫文更加偏激。

一九○二年春,《國民報》編輯秦力山和章炳麟到橫濱拜訪孫文,力邀孫文參加四月廿六日在東京由留學生舉辦的「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由於此次集會的名稱太過激烈了,東京警察當局應清政府駐日公使的要求,下令禁止。同月,孫文逐與橫濱華僑轉移陣地,改在橫濱舉行「亡國二四二年紀念會」。

革命黨人在「亡國滅種」的危機下產生的民族主義思想,雖然有強烈的排滿興漢色彩,可是歷經《民報》與《新民叢報》的立憲–革命的論爭之後,在民族主義上,革命派並沒有戰勝力主維新、立憲的保皇派,孫文甚至放棄了「驅逐韃虜」的大漢民族主義。

康有為反對革命派所主張的「排滿興漢」,他認為世上沒有純粹的種族,當然也沒有純種的漢族或純種的滿族。中國人數千年來由於各民族間的交流同化,早已成為混種民族,滿人也是黃帝的子孫,因此不須要區分漢滿。

按康的主張,在易姓革命的中國,五千年文明的禮樂文章、世俗教化一直被保存,唯一改變的僅是姓氏和王朝的更替而已,各朝代雖有與有亡,但中國卻從未亡國。因此,滿人也非異類,若倡導民族革命,主張光復漢土,根本毫無意義。

這是康梁的大中華民族論。

孫文終於改崇大中華民族主義
在孫文等革命派眼中,滿人是統治中國的少數民族,中國國內的革命問題是反異族支配的種族革命問題。

因此,孫文在一九○六年十二月的《民報》創刊週年紀念大會的演講中,仍然主張排除少數異族統治,由漢族奪取政權,樹立漢族國家。(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孫中山全集》第一卷三二四~五頁,中華書局)

然而,辛亥革命以後,革命派實際上並未取得革命的主導權,四周以立憲派人馬居多。

當孫文回到中國時,國號早已被定為「中華民國」,「五族共和」也已議定。孫文既被選為臨時大總統,不得不放棄他的種族革命論調,改尊康梁的大中華民族主義。

孫文在他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第三講中指出:回顧革命以前,主張反革命的言論都是反民族主義的。數百年以來,中國的民族思想可說是完全不存在,在中國的書籍中,幾乎看不到民族主義一詞,有的僅是對滿人的歌功頌德。

孫並指出,保皇派中沒有一位是滿人,全部都是漢人,支持保皇黨人的,大都是海外華僑,直到革命之風盛行以後,華僑才改變初衷,贊成革命。

同樣在「民族主義」第三講中,孫文又指出:放眼海外其它國家,國亡而民族主義不亡,而中國二度亡國,民族思想幾乎消滅。其最大的理由是因為中國在亡國之前,民族主義早已變成世界主義,中國人已不區分華夏和夷狄。

民國以後,孫文雖然由漠族主義改尊大中華民族主義,可是中華民族主義實質上是漢化主義,是一種以漢文化來教化周邊民族的同化主義,是比大漢民族主義更偏激的超級大漠族主義。

「二次革命」失敗後,孫文對「五族共和」開始起了懷疑,主張要將中華民族融合為如「美國民族」一般兼容並蓄的民族。

一九二○年十一月,孫文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演講時指出,「五族共和」名不符貿,中國並非只有五族,必須將中國國內眾多民族融合為一個民族。

一九二一年三月六日的演說又指出:滿族追隨日本,蒙族、回族追隨蘇聯,藏族追隨英國,滿蒙回藏四族沒有自衛的能力,所以要以漢族為中心來同化國內各民族。同時以美國民族為榜樣,改「漢族」為「中華民族」,創造一個完全的民族國家,與美國成為東西兩半球的兩大民族國家。(同全集第五卷四七四頁)

漢族必須同化並融合其他民族的理由是:少數民族頂多只有一千萬人,四億的中國人大多數是漢人。(同全集第五卷一八八頁)

孫文的「民族主義」既不是漢民族主義,也不是「漢滿蒙回藏」的「五族共和」主義。他於「軍人之精神教育」(一九二二年一月)講話中曾經提到,所謂五族共和,其實是欺人之辭。蓋藏、蒙、回、滿皆無能力自衛,漢族應該發揚民族主義,將藏、蒙、回、滿同化,方能建設中國為最大的民族國家。如果今日不發奮圖強,月後終將成為他國的奴隸。

孫文的大中華民族主義,實質上是併吞和同化少數民族的漢化主義,不允許少數民族有自決權或自治權,只有大中華民族對外才有民族自決的權利。這樣的主張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時才有改變,宣示革命成功後,國內各民族將擁有是否參加中華民國組織的自決權。

孫文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寫給犬養毅的書簡中,甚至自傲自誇、一廂情願地吹噓:「中國如果革命成功,安南、緬甸、尼泊爾、不丹等國必定自動歸復中國,成為屏藩。」由此可見孫文「民族主義」的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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