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亮
台灣總統大選雖然還有數月之遙，但是大選熱潮卻已經逼近；特別是在陳水扁總統拋出直航議題之後，在中國台灣人的投票取向於是又成為關注對象，在很多人眼中，在中國的台灣人之所以會到中國經商或求學，多少因為認同的因子當中存有中國因素；即便沒有太強烈的政治因素，在中國官方以商逼政的情形之下，在中國的台灣人無形中也淪為政治籌碼。
然而，實情究竟是如何？在中國台灣人的國族認同是否就是向中國傾斜？在筆者的觀察當中，國族認同有其特定的情境因素，在台灣情境底下所討論的統獨問題，我們或可將不同的人的認同取向在認同光譜上找出相對應的位置；然而，放在在中國台灣人身上，這套光譜卻極可能不管用，因為在中國的台灣人（無論在台灣是統是獨）面對一個新的區別我／他的標準；從認同層面來看，即便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的人，在中國也是被以「台灣人」身分對待，至少在現實上可能因台灣人身分在制度上必須承受更多的經濟負擔（例如相對中國大學生需負擔較高的學費）；而在日常生活當中，因被得知台灣人身分而蒙受不白之冤的經濟損失者也不在少數；也因此，如何在人治色彩較重、制度並未完全上軌道的社會當中避免吃虧上當？成了在中國台灣人之間會維持訊息交換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只有如此，才能降低在此生活的不確定因素。
筆者前述的台灣人是指一般的狀況，因為極少數的台灣人已超越在台灣統獨討論或在中台灣人認同的界線，這些極少數的台灣人已經入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或希望未來成為中國政協委員，或希望透過入籍取得例如律師等尚未對中國以外人士開放的專業執照等不一而足。
儘管在中國此一特殊情境之下產生一種不同於台灣統獨討論的台灣認同，不過，深入來看，這個台灣認同未來的演化分別有其中國與台灣因素；中國因素是指對中國未來會更強或更弱的現實考量？身在第一線的台商或台灣學生因其所屬不同的城市與經驗各有其不同的判斷基準，目前看來，「靜觀其變」或許是多數的看法。然而，這個台灣認同更可能產生的變數在於台灣因素。曾有政治學者以半世紀之前的半山來比喻現今具有中國經驗的台商或留學生；半世紀之前的半山，多是階段性與悲劇性的，半世紀之後的半山是否會如此？
在高度政治化的台灣社會當中，政黨對國族認同的型塑、界定乃至扣帽子有相當的影響力；如果檢視現今泛綠與泛藍對在中台灣人的看法，我們將會發現在中台灣人將會是找不到台灣在地社會位置的群體。就泛綠來說，在台獨的論述根源當中，固然有其民族主義式的台獨論述（例如史明的《台灣人四百年史》）、也有民主路線式的（例如彭明敏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但就總體來說，台灣／中國之間的區隔，是在現代／落後的大架構之下，在此架構之下，還涵括了民主／極權、經濟發展的相對先進／後進等二元對立；也因此，泛綠的思考是現代台灣仍美好，為何要往落後中國前進？而就泛藍來看，雖然泛藍與中國相對泛綠有較多的互動，泛藍立委組團赴中國考察甚至與中方高層見面機會也較多，但泛藍的著力點僅在部分台商上面；也就是泛藍對在中台灣人的想像只在的經濟層面，而忽略了在中台灣人台商故然是多數，但現今在中台灣人在職業結構上卻逐漸出現較為低調、主要在大上海高科技產業的工程師，或是專心求學而非過去兼營生意的留學生、乃至現今台灣經濟不景氣之下對中國大城市工作躍躍欲試的大學畢業生等；在主流價值不是將中國視為落後的，就是在中台灣人只是做生意的想像，使得這些族群成了台灣主流價值觀底下邊緣的的台灣人。
在中國所形成的台灣人認同，有些像是吳濁流《亞細亞的孤兒》筆下的胡太明；因為文化衝突，胡太明感受了「身為台灣人的悲哀」而產生了台灣人認同，但回到台灣的胡太明，最終卻發瘋了；在中台灣人在認同上與台灣之間的關係會更緊密或更疏遠？會是一個如同胡太明的悲劇性下場？這是值得真正認同形成場域的──台灣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