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島昭久
眾議院議員及前任防衛省副大臣
第四章 對中戰略的基礎
無以迴避的事實 看清未來趨勢
本書從卷首的「尖閣國有化」說起，正確地說應該是日本政府對尖閣諸島（釣魚島、北小島、南小島）所有權取的經緯過程開始，說明中國崛起及其戰略，與美國的對應戰略，並且分析受內外課題交迫的中國領導幹部與面臨財政再建的美國政府間的戰略方向調整。終於，要進入本書的最終核心議題—日本應如何自處？換言之，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策略為何？
分析思考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戰略時，筆者所注重的因素可略分為二。首先是客觀情勢。無法正確掌握自己所處位置與力量，就無法確定自己應該有的走向。果不出其然，地緣政治的觀點仍然很重要。不僅是從國力分析比較，應該更客觀的、動態的就地緣政治學的全部構造，確認自身所處的位置，是最為首要之點。
再者，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有必要從新認識自我的意志與國家目標。
「日本意欲究竟為何？」
「如何活躍於國際？」
日本只要參與國際會議或多邊合作論壇，總不時要面對其他國家不厭其煩地，拋出上述的質疑聲浪。
重新反省面對美國前副國務卿史坦伯格接受報紙專訪時所提出的建言，「重要的是，在亞洲太平洋區域，日本想要扮演甚麼樣的地位角色？能否開始思考所日本的長期安全保障政策？」（產經新聞，2011年12月30日）
即便是認識許久的友人，當下看到這樣的建言，仍然讓人憤憤不平。然而，反覆思考對於友人所提出的忠告，有必要對日本所要扮演的角色更進一步充分說明不可。
目前為止，尚無法看到日本有任何策略，明確化自身國家利益或國家目標，以及為實現此國家利益，如何創造有益於實現的環境。如此消極的對外政策，在本書第一章中已提及受限於戰敗後陰影。然而，作為擔負一億兩千萬國民的生命、財產與尊嚴的主權國家，在詭譎多變的國際情勢下，如此消極作為是不負責任的。以國家為主體的意志，應該更加明確不可。必須制定務實的國家目標、及朝向目標邁進的策略，逐步摸索具體可行的方針。
國家戰略所指為何？
我在這裡稍微引申英國倫敦國王學院勞倫斯．傅利曼教授（Sir Lawrence David Freedman）的定義：「所謂國家戰略是指，國際社會中自國所欲扮演角色為何的觀點」（《日本有國家戰略嗎？》本田優）。
為了在國際社會中，將自國置於正確的位置，有必要①掌握動態性的國際情勢②正確的認識自己以及所處的國際秩序。
首先，從掌握主要的國際關係趨勢開始。
《2030年全球趨勢：替代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30：Alternative Worlds）報告書，由於是NIC（U.S.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在2012年底所發表的報告，嚴格來說就是以美國總統為對象所提出的文件，日文版由立花隆講解、並由講談社出版。
NIC報告書指出，權力擴散（Diffusion of Power）是今後15～20年應該要注意觀察的主要國際趨勢之一。其中，依據國力指標「國內生產毛額（GDP）」、「人口規模（population size）」、「軍事開支（military spending）」、「科學技術（technology）」，中國的GDP約莫在2020年前後一舉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並預測在此期間，印度亦將急速追趕逼近的同時，中國勞動人口將在2016年達到高峰，2030年，對目前每年以兩位數經濟成長率誇耀世界的中國而言，將成為「過往雲煙」。
讓人更加玩味的是，NIC報告書將自1996年開始使用四大傳統指標之外，新加入三大指標「健康（health）」、「教育（education）」、「政府管理（governance）」，來預測未來趨勢。據此修正指標，中國一舉超越美國的時間將大幅退縮至2040年以後。這些新加入指標對於現代國家的政府管理而言，不單只是重要因素，作為權力來源的國內安定性更是不可欠缺。三項新指標對已開發國家而言均屬較為有利的指標，相對的對新興國家則多屬未開發領域。因此，即便此報告書預測日本與歐洲等先進國的相對國力退縮，但筆者還是堅信認為就此三項指標所涉領域，仍屬「大有可為的大國」。
附帶一提，2012年6月底聯合國所公布的報告書《包容性財富報告（Inclusive Wealth Report）》，以人力資本（教育、健康等）、生產性資本（都市、交通建設）、自然資本等，綜合性國家財富比較，將日本評價為超越美國、其他先進或新興諸國等的世界上富裕國家。像國內生產毛額這樣的流體經濟規模雖然不如中國，但是儲存性經濟資產卻是中國或印度所遠遠不及的。
NIC報告書所描述的是2030年的國際局勢，隨著「權力擴散」，由單一國家所領導的國際社會「霸權國家」將消滅，而改由複數大國所取代，成為18～19世紀歐洲般的「大國競爭（大博弈）」時代。在剩下不到20年裡，如此的世界趨勢真會來臨嗎？雖然帶著半信半疑的態度，無論如何過去20年局勢與將來20年的發展，最大的不同就是美國在國際政治上將持續相對化，朝著權力移轉（power transition）的方向前進。如此一來，「權力擴散」的時代最令人擔憂的是，能否繼續維持國際秩序的安定。
在「不確定的時代」下思考國家戰略，個人認為有以下三項要點：
（1）.短期而言，對於中國在質量上壓倒性的實力，面對如此壓力，以日本為主的周邊諸國應該如何「管理」？所謂的「管理」（manage）並不好理解，不僅是單純的姑息，而是防止衝突並同時找尋弱點的意思。
（2）.「權力擴散」的進程中，擁有超強實力的美國如何讓各國見識其繼續堅持，並維護東亞．西太平洋地區和平與安定的承諾。
（3）.中國本身中長期的成長力道將會蒙塵，無法控制其國內不安與不滿的聲音，依照NIC報告書指出「中國將採取對他國高度警戒、獨善其身的姿態」，在此其形下，該如何應對？
就第2章所提過的「霸權循環理論」的想法而言，面對新興國家挑戰的霸權國，唯有透過各種權力分享爭取時間，抵抗權力擴散潮流以渡過該不確實的的時代。美國自身也非常困惑，對中國採取不上不下的妥協態度，過於容易引發衝突，損害自身國家利益。美國對此區域的承諾，日本及其他相關各國，大致上都抱持著上述相同看法。
如此一來，日本應當如何自處應對？
談到我國外交安全保障戰略，與「國際關係主要趨勢」需要同時關注的是，「自我認識」。關於自我認識，首先就NIC報告書整理以下幾項重點：
（1）.今後15～20年的國際局勢朝向「權力擴散」前進，國際秩序前景將更加晦澀不明。
（2）.中國的經濟成長力道將逐漸趨緩，幾年內勞動人力達到高峰繼而往下降。印度將取而代之崛起。
（3）.美國雖然在傳統國力指標被中國超越，然而綜合國力仍將持續維持世界領先地位。
（4）.日本在綜合國力上，雖能進入領先群，但是面對中國壓倒性的國力。特別是軍事力與經濟力，將僅能維持守勢。
我希望先謹記上述幾項重點，再來說明關於日本及日本人的自我認知的主張。亦即，從自我認知到日本是以什麼樣的國際局勢作為目標的問題。
「海洋國家日本」的自畫像
日本文明自古以來便是由海洋所孕育、蒙受海洋所帶來的各種恩惠，並受海洋守護，政治、經濟、文化以及國家的發展均與海洋息息相關。的確，日本及日本人勇於劃破海洋，屢屢在歷史的重大里程碑上留下足跡。遠從遣隋使、遣唐使開始，平清盛或足利義滿相繼與中國文明交流；織田信長開拓西洋文明，即使在江戶幕府二百多年的鎖國時代哩，仍承襲與西洋文明的交流；山田長政在東南亞的活躍、橫渡太平洋與大西洋包夾的北美大陸謁見羅馬教皇的支倉常長、以及由林子平、佐久間象山、橋本左內、橫井小楠等引領熱烈討論海防政策的幕末時代。德川幕府以美國黑船來航事件為契機，在長崎創設海軍傳習所（西式海軍訓練學校），同時急速增強海軍實力，後來的明治政府開始為大海軍建設布下基礎。在此期間，咸臨丸號完成日本最初的中途不靠港橫渡太平洋。作為慶應義塾的畢業生，對於搭乘咸臨丸遊歷歐美而大放異彩的福澤諭吉，更是深深烙印我心。在如此背景下，筆者特別喜歡吉田茂《決定日本的一百年》的卷頭語。
『1860年（萬延元年），批准日美通商條約之際，日本使節團搭乘美國軍艦訪美，勝海舟等人搭乘250噸的咸臨丸橫渡太平洋。這是史上最初以蒸汽船中途不停靠港橫渡太平洋。日本人在此沒多久才看過蒸汽船，學習航海技術也才不過數年而已。然而，為了提振日本人士氣，嘗試橫渡太平洋，接受美國海軍的援助與鼓勵，成功橫跨太平洋。』
這段軼事象徵日本近代化的序幕。換言之，日本儘管遭受外國壓力而不得不解除鎖國，然而一旦決心開放之後，為了抗衡歐美文明帶來的衝擊，展現了勇於冒險的精神與能力。
特別是在「為了提振日本人士氣」、「展現了勇於冒險的精神與能力」，筆者在這段文字旁用紅筆反覆畫上記號。跟學生在聊天時，我都會談到這段逸事藉此用來鼓勵他們。如果讓筆者說的話，我十分確信驅動日本人之所以身為日本人，正是這股勇於劃破海洋的「冒險意志」。
日本是毫無疑問的「海洋國家」。日俄戰爭之後，由於向亞洲陸地擴張勢力，因此造成「海洋國家」與「陸權國家」的二路線傾軋，尤其是在第一章所提及，1907年（明治40）制定的《帝國國防方針》中，陸軍以俄羅斯作為假想敵、海軍則是以美國為假想敵，形成戰略分歧，最終導致國家破滅。正因為日本除了戰前及戰爭部分期間維持一貫的海洋國家立場，所以才能較之清國與朝鮮達成近代化。
對於近現代外交史非常嫻熟的北岡伸一博士指出，幕末時期「西方衝擊」的本質是針對近代海軍軍力而來，這正因為日本是「海洋國家」，所以日本很早就對自身國家安全保障的威脅有所意識。
事實上，江戶時代末期的日本，已經有以大阪為中心，由航路沿岸都市高度統合而成的全國性市場。近代化購入西方軍艦的同時，也在建造自己的船艦，從黑船到來開始至明治維新，短短的十五年期間，以前未曾擁有過的西方軍艦，一口氣增加到擁有190艘。相較先前所提250噸的咸臨丸，幕末時期也達到2700噸的規模，如此少有的海洋國家潛在實力，實在令人驚嘆。
目前，我國每年約有8億噸的原料輸入，1億6000萬噸的工業製品輸出，創造五倍的附加價值，對世界的繁榮做出貢獻。貿易輸出入量中，高達99.8%是藉由海上航路進行。國土面積約38萬平方公里（世界第61位），管轄國土面積12倍以上，447萬平方公里（世界第6位）的專屬經濟水域（EEZ），6千8百多座島嶼，海岸線長甚至高於美國。而且，日本周遭海域的日本海溝等多屬深海構造，以體積相比，排在美國、澳洲，紐西蘭之後的第四位。水產業資源甚至高居世界三大漁場之一，深藏於幅員遼闊的專屬經濟海域底下，高度可能蘊含豐富的海底礦藏、可燃冰（Methane clathrate）、海底溫泉或海洋深層土（Cobalt -rich crust）等。根據最近由加藤泰浩教授所領導的東京大學研究團隊調查，南鳥島周圍海域蘊含大量稀土金屬物質。
「受海洋守護的日本，朝向保護海洋」
2007國會制訂通過《海洋基本法》，筆者所參加的超黨派議員團體（武見敬三參議員、中川秀直、前原誠司、大口善德眾議員等）與有識之士組成的討論會（海洋基本法研究會），這是出自日本財團會長笹川陽平在結束時的一段談話。再也無法像他這樣清楚說明海洋基本法理念。
換言之，主張從領海到專屬經濟海域，甚至是擴大延伸到大陸棚，當作是國家主權的國家權利來守護，同時確實負起沿岸國家對廣大海洋資源、環境、安全的管理責任，完全將「更廣泛的國家利益」清楚表現。而這正是所謂「海洋憲法」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的意義所在。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自1958年（昭和33）第一次聯合國海洋法會議開始，歷經三次國際會議，1982年通過，終於在1994年11月生效。聯合國海洋公約，在目前為止傳統海洋法的「海洋自由」原則下，反省海域周邊國家的競爭與對立、海洋資源的濫捕，及海洋環境的嚴重汙染，以國際社會相互合作的「海洋管理」模式，建立新海洋秩序為目標。亦即，鑑於海上運輸對貿易往來的重要性，並堅持「航行自由」的一方，賦予沿岸國對專屬經濟海域與大陸棚資源、環境的「權利」與「責任」。
國際空間的海洋秩序，長久以來並不存在任何單一的統治機構，而是以軍事力量為核心的「海權國家」來維持國際秩序。直至二十世紀後半，國際社會終於有多數國家參與理性的討論，確立海洋的法秩序。實可謂由「力的支配」轉向「法的支配」。以海洋法條約作為基礎，日本可以發揮引領並活用當前的經濟力與科學技術能力，和平並積極的開發、利用與保護海洋環境形成的海洋秩序。日本在83年2月簽署聯合國海洋公約、96年6月批准，並將條約生效的94年7月20日訂為國家節日「年6月批准，並將條約生效的94年7月20日訂為國家節日「海洋紀念日」。
然而，誠摯地來看待日本戰後六十年裡，日本可以說欠缺身為海洋立國、通商國家、或者身為和平國家，對於海洋秩序的維護所具有「特別的使命感」。其結果就是，對於海洋秩序的綜合管理政策與實際有效管理體制整備，日本大幅落後世界各國。例如，即使目前尚未批准聯合國海洋公約的美國，業已於2004年公布《21世紀海洋藍圖》，制定海洋行動計畫並推動綜合海洋政策。中國也公布《中國海洋21世紀議程》，並基於此制定相關的海洋關聯法案，傾力發展單一國家海洋機關。
日本在海洋政策上落後的代表性象徵，即1992年的里約地球高峰會上所通過的《21世紀議程》建議書，日本對此所採取的態度。《21世紀議程》明定，領海、專屬經濟海域等管轄、管理與確保永續開發責任是沿岸國的義務。並要求各國制定相關整合政策及相關行政措施程序。然而，日本當時的多數看法，是將里約地球高峰會地位為「環境開發國際會議」。日本政府方面由當時的環境廳負責規畫參與，因此在環境保護上著墨較多；相對的，在海洋政策上，聯繫各部會間的綜合政策，則付之闕如。結果就是，儘管我國在里約地球高峰會上簽屬了《21世紀議程》意見書，但是漁業水產資源保護由農林水產省、海上交通及港灣管理由國土交通省、海洋環境保護歸環境省、海洋資源科學調查歸文部省、離島振興則是總務省、周邊水域防衛相關由防衛省，海洋相關國際法領域歸外務省，由此凌亂分散，可知各部會間缺乏統合。
反省前面的缺失，2007年4月制定海洋基本法明確規定，「海洋資源、海洋環境、海上交通、海上安全等海洋相關密切結合的問題，必須視為整體議題來檢討」（第六條）。此後，設置以內閣總理大臣為本部長的海洋綜合政策本部、制定海洋基本計畫，整合推動海洋相關政策的綜合性計畫體制。因此，2013年4月，內閣閣僚決議通過，規定必須每五年重新檢視的海洋基本計畫。
京都大學國際政治學泰斗高坂正堯教授，在其名著《海洋國家日本的構想》一書中提到，海洋國家非一朝一夕即可實現，並援引大英帝國為例，說明必須官方與民間相互合作。高坂教授書中指出，支配七海長達二世紀的海上霸權國家大英帝國，直至十六世紀初『仍不過是歐洲大陸邊緣的蕞爾小國』。當時，英國屬於「農業放牧的國家」，由於國王個人政治判斷與決心，開始打造「未來海洋國家」的歷史，以此介紹給日本作為明訓。舉出以當時英格蘭國王亨利七世（Henry VII）等為例，建造為數頗多的帆船、設置海軍與造船部，對於半海賊半船主的商人，為了鼓勵他們向海外冒險，並不吝給予以援助。
我們日本人必須有日本是地緣政治學上海洋國家的自我認知，基於此構思國家生存與繁榮的戰略之道，決定國家安全保障的內涵。在此意義下，確保領土、領海、領空的主權，同時長達12000公里的海上航路安全，對於日本生存發展更是至關重要。2008年10月，超越執政在野的壁壘，日本決定派遣海上自衛隊護衛艦前往索馬利亞海域打擊海盜，之所以如此，無非是當時授權的麻生太郎首相有此深刻的自覺。此後，海上自衛隊船艦護衛次數將近500多次，依據「海盜行為處罰及對付海盜行為相關法律（海盜對處法，2009年7月實施）」派遣的護衛船數，截至2013年8月為止，共計3000船次以上。今後，目前為止所採取的「獨自護衛」模式，有必要盡早實現加入已在該海域布署，由NATO或EU各國組成的特遣隊，轉為「區域聯防」模式共同守護。
再者，必須盡早整備具體個別的國內法規。特別是，在野時期由筆者所提出的法案，《專屬經濟海域違法科學研究與資源調查取締法》（暫定）或《非領海無害通過取締法》（暫定），無論是領海或專屬經濟海域，沿岸國家負起管理責任的觀點極其重要，立法規範實屬當務之急。
海洋是目前地球上僅存最大的無國境之地。蘊含無限可能與未來希望，正由於目前尚確立任何形式的法規範存在，這也意謂隱藏著任何主權國家在此相互傾軋競技的危險存在。因此，作為海洋國家的日本，必須比其他國家更加努力維護蘊藏豐富海洋資源的國際海洋「公共領域」。
就地緣政治學的觀點而言，向對於陸權國家對領土或勢力範圍擴張的執念，海洋國家則是活用海洋通商貿易，藉此達到國加強富。作為海權國家的英美，在《大西洋憲章》中明確表示，不尋求任何領土的或其他方面的擴張的主要理由就是在此。就此意義對日本而言，與亞洲海洋國家的澳洲、印尼間的相互合作，說是地緣政治戰略的宿命也不為過。因此，作為海洋國家日本必須有所自覺，加入太平洋岸的美國，重新構築以海洋為中心的區域秩序，維護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安定與繁榮的使命感。
想定國家戰略時我自己所注重的兩項觀點，已如前述。接著，檢視歷代內閣所發表的外交安全保障戰略的同時，我將嘗試提出自己對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戰略的一些意見。分別是2006年外務大臣麻生太郎所提倡的「自由與繁榮之弧」戰略、2012年安倍晉三首相所提「安全保障鑽石圈」構想，以及接下來2011～2012年底執政的野田佳彥首相未完成的外交安全保障戰略「野田主義」。當然，身為首相輔佐官，對於野田政權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自然知之甚深。
麻生太郎與安倍晉三的地緣政治戰略
2006年，外務大臣麻生太郎提倡以「自由與繁榮之弧」作為外交願景。這可以說是當時的首相安倍晉三所倡導的「價值觀外交」具體化國家戰略。換句話說，已民主主義、自由、人權、依法行政，以及市場經濟等「普遍價值」為主軸，戰略性的支援歐亞大陸周邊新興國家。就地理位置而言，「北歐各國開始、波羅地海三國、中東歐、中亞．高加索區域、中東、印度大陸，經過東南亞地區連接到東北亞的這塊區域。」（《外交青書》，2007年）
現代地緣政治學始祖哈爾福德．約翰．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將這塊月牙型地帶稱為「危機之弧」（arc of crisis），2001年的美國四年國防總檢報告（QDR）則稱之為「不穩定弧型地帶」（arc of instability），為了促進各國政治與經濟安定，建構和平、掃除恐怖主義的溫床。這裡也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所稱可以牽制陸權國家勢力的邊緣地帶（Rimland）。從而，作為地緣戰略構想正面攻擊的這一點，我完全贊同。然而目前為止，這直截了當的想法，肯定也會讓策畫對蘇圍堵戰略的喬治·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嚇出一身冷汗。如前所述，冷戰時期的蘇聯與現今的中國，對全球經濟所帶來的衝擊完全不同。目前最大的課題是，無法採取有效的圍堵政策下，究竟應該往處去？
另一方面，在第一次安倍政權時，安倍晉三首相為了牽制崛起的中國，拋出「日美澳印」的地緣戰略，無法得到各國理解而遭遇挫敗；2012年底，時隔三年再次在國會大選中獲勝，重新取得執政的隔天（2012年12月27日），隨即以英文發表新的戰略構想。而且是在1995年才設立，全世界150多國，439家新聞媒體加入，在國際間頗具影響力的網路媒體報業聯盟（Project Syndicate）網站上發表安倍首相的企圖心。
標題為「亞洲民主主義安全之鑽」（Asia’s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的文章，強烈呼籲民主主義國家間彼此的合作，而日本是亞洲地區最悠久的海洋民主主義國家。點出日中關係重要性的同時，對於南海似乎成為「北京之湖」（中國內海化）未來走向表示高度的關切，並對中國採取切警戒態度。強調日本外交必須基於民主主義、法治主義、尊重人權，等前述的「價值觀外交」作為前提，與美國（夏威夷）、澳洲、印度等民主主義國家與區域相互合作的重要性。詳細的說明，在後面會提到的民主黨野田政權所推動的與澳洲籍印度間的強化戰略合作路線，適當地講解。
無法開花結果的印度
無論是麻生太郎的「自由與繁榮之弧」或安倍晉三的「安全保障之鑽」構想，印度都處於戰略核心位置，特別是安倍首相對強化印度關係煞費苦心。2013年5月29日舉行的日印高峰會前夕，在首相官邸舉辦歡迎宴會高規格款待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總理夫婦。日印高峰會談中，雙方達成共識協助印度國內基礎建設，另一方面，同意定期舉行野田政權時期開始的海上自衛隊與印度海軍的共同演習等海上安全保障合作。
然而，對印度存有過度期待仍是禁諱。印度自1947年建國以來，高舉「非同盟主義」。印度外交部長庫爾希德（Salman Khurshid）對日美印澳等四國形成的「中國包圍網」表示否定的意向，對於以中國為主要假想敵的美國亞洲太平洋「再平衡」政策也保持相當的距離。不結盟、不偏特定國家是印度的外交基本政策。只要發現稍微帶有「對中包圍網」的色彩，一定會立即收手。以前，美國福特政權與老布希政權時期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將軍，見面時就印度問題如此說過，「印度是眾人欣羨，卻無人可使花落結果」。
麻生、安被兩位首相所勾勒的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戰略，就地緣政治學的觀點而言，與我所差無幾。問題是，在具體的國際關係中如何施展。戰略「構想」正確，重要的是戰略「實行（戰術）」問題。平心而論，安倍首相的基本戰略與「野田主義」幾乎是在同一條線上。然而，關於應該採取的何種實行戰略（戰術），身為野田總理輔佐官，同樣苦惱於如何開展政策。接著，將以「野田主義」的實行軌跡詳細解說闡明。
野田佳彥屬意的「太平洋憲章」
2009年9月，具歷史性意義的政權輪替而發端的民主黨政權，因鳩山由紀夫首相在外交上、菅直人首相在東日本大震災以及核電廠事故處理上嚴重受挫，民意支持度低迷下，野田首相接任政權。野田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由於在政權開始前筆者已接觸頗深，因此相較於前兩任政權我比較有自信可以掌握與了解。事實上，政權開始約一年期間，受惠於在首相官邸擔任外交及安全首相輔佐官的機會，並有幸在最後三個月以副防衛大臣在研究者時期長期師事的森本敏大臣底下，讓我有機會在國防事務的最前線效勞。
野田政權開始之際，我們一群人設定了基本大方向，這應該就是前述所說的「野田主義」，主要分為三部分。其一為以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核心的經濟合作、貿易與投資規範；其二為安全保障，特別是海洋規範；最後則是創造以能源為主的戰略資源供給穩定性之規範。樹立由日本扮演議題主導的角色，建構亞太地區和平與穩定，永續繁榮的新秩序的大目標。為此，這可說是與鳩山內閣時期以中國為主、忽略美國所構思的「東亞共同體」，徹底訣別。東亞並非封閉的區域，將外交方針大幅轉向在開闊的亞太區域構築以日本與美國為中心的新秩序前進。
圍繞在「創設規範」是有緣由的，對於在2000年後明顯大幅崛起的中國，在「權力」上以「規範」框限為主要目的。由於經濟規模與政治體制的差異，想要與崛起的中國相對抗，現實上是不可能的。與其如此，不如以NIC報告書所提出我國居於明顯優勢的新國力指標「健康」、「教育」、「政府管理」等為主，設定以軟實力為核心的新興國家競爭規則，在這開放的新秩序裏安穩地將中國納入。
這些內涵，野田首相摸索著甚麼樣的時點在外交場合上演繹。野田首相抱持著強烈的意欲，希望創設像羅斯福與邱吉爾會商後共同宣稱的太平洋版「大西洋憲章」。大西洋憲章在內容上是包括英美兩國互不尋求領土的擴張、擴大自由貿易與航行自由的保障等八大項目，雙方達成共識並以此形成戰後秩序基礎的外交文書。野田首相的意圖就是在，發展「太平洋憲章」作為亞太區域新秩序的基礎。然而，尚未等到發表機會的到來，野田內閣就此畫下句點。不過關於「太平洋憲章」這樣的名稱，在外務省（外交部）內部也有希望謹慎為之的不同意見，因為彷彿讓人憶起戰前以重光葵外長為中心所起草的「大東亞共同宣言」。即便是如此，至今我仍對太平洋憲章未能發表即告結束，甚感令人扼腕不已。
雖然如此，野田內閣的具體作為仍有部分開花結果。首先，執政初始2011年11月在夏威夷舉行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PEC），克服國內（民主黨內）激烈反對聲音，在會中表示日本將參與TPP。我們認為這是「一石三鳥」之計。首先，參與TPP談判的意義是在於帶動我國戰略發展。再者是，盡早參加TPP談判交涉，可以由日本主導制定區域經濟規範；最後則是大膽的政治判斷，企圖一舉重新修正日美同盟地位。果不其然，日本一表明參與TPP談判交涉，當時仍徘徊猶豫的加拿大與墨西哥相繼表示願意加入談判。由於日本的主動態動各國都動了起來。野田與歐巴馬的高峰會談上，日本披露了部分「野田主義」，確實成功掌握不單只在經濟領域居於主導地位，在安全保障上的構思、能源議題等包括性區域秩序的合作發展與修改同盟關係的契機。
野田首相對於夏威夷收穫頗具信心，隔周出發即前往印尼峇里島參加東亞高峰會（EAS）。期望高峰會主辦國印尼總統尤多約諾（Susilo Bambang Yudhoyono）相互合作，就中國與東協各國（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間的糾紛，呼籲各加盟國「維持亞太地區海洋秩序是最要緊的課題。制定以南海為主的海上規則」。之後，雖然中國的抵制耗費些許時間，最終仍在東協諸國的持續努力下制定《南海行為準則（COC）》。當初中國堅持南海糾紛必須由當事國兩國自行解決，極力抵抗以國際法來解決問題，據傳中國的態度似乎有軟化的跡象。
有關海洋戰略，首相官邸、外務省、防衛省整合為一體化，為確保海上航線安全、提升沿岸開發中國家海上保安能力，戰略上活用政府開發援助（ODA）等具體做法，已經反映在2012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所謂的2+2 會議）」所共同發表的文書裡。同文書第2部分「促進區域和平、安定與繁榮所需新姿態」中，對菲律賓、印度、馬來西亞等為主的沿岸國善用ODA提供巡邏艇，確認自衛隊可以在關島與北馬利亞納群島自由邦（Commonwealth of the Northern Mariana Islands）與美軍共同使用基地，並基於此整建訓練設施。
政權末期，屢屢發生領土問題危機，趁此機會2012年8月24日招開緊急記者會，野田首相親自在電視前，以大局為要向國內與國際社會發出訴求。記者會上，野田首相宣示，「日本是世界上數一數二的海洋國家」，「我國受廣大海洋圍繞，包含竹島與尖閣諸島等在內，為數超出6800座的離島。為確保我國固有領土的離島主權，除守護日本寬廣的海上國境之外，別無他法…」針對上面所述，約略整理以下三點說明。
（1）.離島安全維護與管理。政府方面劃設專屬經濟海域內，重要的49個離島均予以明確的命名。尖閣諸島的四座小島命名也就是在此時。
（2）.強化周邊海域的警戒體制。呼籲朝野國會議員，為維護日本海域的海上保安官遂行任務所需，通過裝備強化與人員訓練相關法制面上課題。
（3）.致力對外宣達日本的正當性。訴求日本申請大陸棚延伸已獲聯合國相關機構認可，特別是尖閣諸島、竹島及北方領土屬於日本的正當性。
我所構思的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戰略
如先前提及NIC報告書所述，今後15～20年的國際關係主要趨勢，據此提出相對應的戰略。換言之，關於日本應該如何因應現實問題的解決之道，就是我所構思的日本外交安全保障戰略目標。
（1）.處於「權力擴散」的國際趨勢下，為了營造更加安定的國際秩序，必須分擔部分責任。特別是作為海洋國家的日本，必須主導做為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基礎的海洋公共空間秩序。
（2）.協助中國營造解決國內諸多糾紛的環境的同時，持續努力強化逐漸趕上中國的印度關係。
（3）.持續與世界綜合國力領先的美國合作，並且建構亞太地區（及全體國際社會）同盟國間的協調機制。尤其是，澳洲、韓國、俄羅斯、印尼、越南，與蒙古等國家。
（4）.妥善管理與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關係的同時（接觸），對於風險分散所需的自發性防衛能力也不可懈怠（均衡）。特別是，整建日本版的A2/AD（區域阻絕／反介入）能力，抑制中國逐漸強化的作戰。基於區域和平與穩定需要，活化堪稱公共財的美國與同盟國間的網絡，營造補強美軍在此區域的存在感。
為達成此四項戰略目標，相關實行戰略（戰術）詳細說明如下。關於第一點，已如前述「自我認識」部分說明。作為海洋國家的日本，除了自國生存與繁榮，重新構築以海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之外，也必須盡全力為亞太地區帶來永續和平與安定付出努力。最大的問題，仍然是如何管理與中國的關係？為了管理今後15～20仍將持續權力擴張的中國關係，重點將是集中關注於如何在「交往」「均衡」間尋找平衡點。
對於第三點與第四點將約略說明，而先就對中戰略的基本想法說明。亦即，我的外交安全保障戰略的核心概念，「遠交近攻」。
接下來的內容，都已經揭載於2005年5月24日我個人的部落格中。雖然都是多年以前的東西，不過至今為止我的想法基本上仍然無所改變。恰好前一天中國副首相吳儀無預警中止與小泉純一郎首相的會談，倉促匆忙返國。正好是小泉首相在前一個月至靖國神社參拜，引發中國各地大規模反日遊行，日中關係混沌不明的時期。
面對日中關係現況，對於此事件（中國副首相吳儀倉促中止會談）個人看法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換句話說，自72年日中國交正常化以來，『日中友好萬歲』的順暢關係已不復存在。個人認為日中競爭關係，不單只是古典地緣政治學上的競爭關係，除非兩國經濟陷入困境，否則未來數十年，日中之間仍會維持著競爭關係。因此，沒有必要勉強維持友好關係，即使多少存在些問題也不應有所動搖。
在對等且公平下重新架構可長可遠的日中關係。為此，顯然就需要有戰略性外交考量。談到戰略就有必要提到中國古典書籍《戰國策》。其中《奏策》裡提及的「遠交近攻」就是「結合遠方勢力以攻打臨近國家或敵人」的外交戰略，秦國就是以此基本戰略完成天下一統。
春秋戰國時期的「遠交近攻」到二十一世紀的「遠交近衡」
首先必須澄清以免遭致誤解的是，這裡所謂的「近攻」，並非意指與中國開戰。而是「平衡（balancing）」換言之，即「均衡（均勢）」政策之意。目的是對中國行動告以「不要白費力氣」的「抑制」及「勸阻」效果。因此，除改用「近衡」來表示別無其他更正確的用法。亦即，根據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理論，希冀與中國的權力間取得均勢，讓日中關係趨向穩定的最佳良策。
目前為止的對中外交關係不能說用盡心力全力以赴。國力增長的背景下，中國不時毫不掩飾地以強迫性姿態濫用其權勢，如果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就不會再度發生1980～1990年代，重蹈承認中國擅自在東海日中中間線附近開發油田的覆轍，反倒升高日本國內對中挫折感，如此一來維持良好關係的可能性是不復存在的。
因此，「遠交近衡」策略是指，為了與近鄰中國維持和緩的關係，有必要確保與遠方如澳洲、印度、俄羅斯，或東協各國間的關係。韓國與台灣雖屬地理上鄰近國家，與其維持關係在遠交近衡的戰略上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同時與美國的同盟關係是「遠交」的重點。
特別是關於韓國，留美期間結識不少友人，其中不乏李明博政權時期的統一部部長、青瓦臺安全保障輔佐官、駐澳大使、外交通商部亞洲大洋洲局長，以及執政新國家黨國會幹事長等。遺憾的是，因為戰前歷史因素與竹島歸屬問題，如鯁在喉無法繼續深化日韓關係。
曾經趁著日韓兩國相關人士在場的機會呼籲，「恢復1998年10月金大中總統訪日，與小淵惠三首相聯手向世界傳達《日韓共同宣言－邁向21世紀的新日韓夥伴關係》當時的精神」。共同宣言內容包含，日韓兩國領袖再次確認兩國國交正常化後的友好關係，並對建構新的日韓夥伴關係達成共識。金大中總統接受代表日本國民的小淵首相正式道歉，對於戰後日本民主主義發展與和平外交給予高度評價。
近來，朴槿惠大總統訪問中國並且呼籲中韓共同建設暗殺伊藤博文的安重根紀念碑，這件事已經超出常軌。歷經四十年的殖民地統治下，民族情感的苦痛無以計量。換個立場，王室遭廢除、強制接受語言與文化的殖民支配，或許應該可以理解韓國的國民情感。領土主權等相關問題雖無讓步餘地，但日本大可放心，由於兩國國力存在明顯差異，應該繼續努力深化兩國戰略上關係。
所謂的戰略是指，如何因應中國勢力崛起是地緣政治戰略上共通的課題，相互聯手之意。最近訪問日韓的美國參議院議員馬侃（John McCain）與我餐宴過後，隔日即在首爾的一場演講中明白指出，日韓兩國同樣面對北朝鮮的核武開發威脅與中國擴張海上勢力的危機，有關所謂的慰安婦問題，以「遭受無法用言語表示近似殘虐行為苦痛的婦女們」形容，表示理解韓國國民的情感。同時也表示，「正因為有過去悲劇性的事實存在，而不致力改善關係並非外交的正確作法」。呼籲韓國與日本雙方改善關係。有基於戰略上觀點的善意提醒的美國做後盾，應當可以大有所為才是。
台灣是另一個對我國而言，幾乎與韓國具有相似地緣戰略價值的地方。同樣有受過日本統治經驗，而且台灣民意普遍對日本較為友善。東日本大震災時，一般國民自發性的捐款金額超過20億日圓，令人相當感動。在地緣戰略上，朝鮮半島對日本而言，「猶如一把抵喉短刀」（山縣有朋），相對於此，台灣位處遏制日本經濟命脈的海上航路與中國進出太平洋的航路，不僅對是我國安全保障連帶亞太地區全體的和平與穩定，均與之相關。尤其是，位處第一島鏈中央位置的台灣，海岸線全長1400公里（足可與日本本州全長相比）甚至是我國西南諸島區域的安全。1972年日中國交正常化以後，政治上雖未有正式的外交關係，然而就我國地緣戰略上所需，有必要充分認識台灣的價值。
尖閣問題上，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在1971年突然主張領有主權，以此為契機，北京政府隨即發表，「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因此尖閣諸島屬於中國領土」。在此意義下，此時日台雙方就尖閣周邊海域及西海海域的漁業協定達成共識，往前邁進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對於最大限度利用今日海峽兩岸關係急速進展的絕佳時機，締結懸宕多年的日台FTA、制定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將我國的生存與繁榮與台灣的安全保障相互連結，同時與美國共同創造日本所應分擔的國際責任環境。
另一方面，在亞太地區日本與澳洲，擁有極其自然形成的戰略夥伴關係。最近趁著訪問坎培拉與雪梨之際，與為數不少的政治家、政府官員與研究者進行反復深談討論，讓我就日澳關係的歷史及其意義進行深度檢視。尤其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兩國海軍開始友好關係，克服太平洋戰爭時期短暫的軍事衝突，彼此間重修關係，目前僅剩「捕鯨」問題仍存有異見。身為海洋國家的日本與澳洲，彼此可以協調與合作的領域，包括確保印度洋、麻六甲海峽、或其替代航路蘇丹、龍目海峽等海上航路的安全，南海紛爭的解決之道，與蘊含海底資源的南太平諸國間的合作，確保能源安全等。就共同盟國美國的角度來看，澳洲接受美國海軍陸戰隊進駐北部達爾文基地，以及共用位在中部愛麗絲泉附近的衛星設施，澳洲位處從印度洋到亞洲新興大國印尼之間，再到南太平洋島嶼地區為止的地緣戰略位置上，如果將日本比喻為「北錨」，那麼澳洲就是「南錨」，共同分擔美國對該地區的承諾義務。
「距離的暴政（Tyranny of Distance）」專指物理上無法克服的距離障礙，澳洲與中國兩地隔海相差約4200公里之遙（中國海南島與澳洲北部達爾文）。澳洲不像正面直接受中國大軍壓境的日本、台灣、菲律賓或越南，可以用不同的角度（稍微冷靜的觀察點）面對中國崛起帶來的好處與向海洋擃張勢力的風險。在此意義下，日澳間的戰略協議或強化衛星資料的共享，將是今後越加重要面對的課題。特別是，澳洲目前打算推動的反潛作戰能力（Anti-Submarine Warfare，ASW）以及提升災害應變時也能發揮效果的水陸兩用作戰能力等，與我國可以共同開發研究的領域，無疑地對於加深日澳安全保障合作有所助益。
參考目前為止，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出刊的《東亞戰略概觀 2013》，書中揭載的相關資料顯示，「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日澳的攜手合作極具戰略上意義。換言之，對澳洲本身國家安全而言，「印度－太平洋地區」是首要利益所在；其次，才是印尼、東帝汶、巴布亞紐幾內亞、南太平洋島國、紐西蘭等相鄰國家的安穩；再其次為東南亞的安全保障；亞太區域安全；最後才是全球安全保障議題。
如此的地緣戰略順序，換成日本的話，首先是本國防衛；確保朝鮮半島與第一島鏈（北方領土至台灣周邊）的安全；東南亞的安全保障；印度洋至南太平洋島國的穩定；最後則是全球性安全議題。
印度是絕對不能遺落的部分。無論是經濟規模或人口（市場規模）均在中國身後急起直追，遏制著中東波斯灣至東北亞之間的海上航線，印度的存在對日本而言有著不可或缺的戰略價值。特別是對我國而言，在強化外交關係底下兩國之間完全沒有所謂的「歷史因素」困擾與糾葛，實屬少見。2011年底在新德里舉行的日印高峰會上，辛格首相表示，「妨害印度與日本之間關係強化的隔閡唯有天空」，當時手指向上天空的姿勢令人印象深刻。換言之，兩國關係的可能性像天空一樣無限大。距離六世紀佛教傳入以來，歷史上的關聯尚有率領接受日本帝國陸軍支援的印度國民軍，有著「印度獨立之父」的鮑斯（Subhash Chandra Bose）將軍，以及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發出「戰勝國不應以事後法審判戰敗國」國際正義之聲的拉達賓諾德·巴爾（Radha Binod Pal）法官等人，象徵著日本與印度間深刻的羈絆。
當然，正如國家安全顧問斯考克羅夫特將軍所言，要將印度拉入這邊陣營不是容易的一件工作。只是人口規模幾年內將超越中國的印度，特別是半數以上是25歲以下年輕人，其隱藏性國力對我國經濟充滿許多誘因，共同面對中國的潛在利害關係，所以應該持續不斷強化對印關係。
在海洋安全保障合作問題上，印度也相當關注方面對這部分領域，尤其是，確保麻六甲海峽到波斯灣間廣大印度洋海域航線的安全等，以目前為止多國海軍的聯合軍事演習「馬拉巴爾」所累積的基礎，大可期待日印兩國海軍的攜手合作。
此外，可以成為「遠交近衡」對象的國家為數不少，但是在地緣戰略上，必須將「印度太平洋區域（Indo-Pacific）」納入考量。這是因為印度洋至南太平洋島域，這片廣大海域將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橫向串聯起來。最西邊的印度、中間的印尼與澳洲，連接到南海最西側的越南，這條漫長的海岸線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要強化澳洲與印尼、印度以及越南的戰略合作關係。
這就像是玩拼圖遊戲的步驟，以國際關係將中國包圍的感覺。如此一來，最後剩下的一塊的空缺應該正巧是中國。如果將順序顛倒過來，今天的各項局勢將如虛幻故事般，中國活動範圍逐漸擴大，以日本為首的周邊各國，如果無法改善與日本的關係，與其他國家關係也無法改善，那麼只有聽任中國宰制。必須以我們為主題來塑造國際環境的輪廓。
換言之，中國毫無節制擴張崛起所致，地緣政治學上風險越來越大，我們面對風險源中國的作為，不能僅僅單純被動的接受並這樣結束。對現存秩序的挑戰所引發的問題經常又會回到問題主體本身，是不可能維持穩定的秩序。倒過來想，何不先型塑我們這邊所樂見的規範、秩序與國際關係，再融入該秩序或國際關係，以爭取相互間最大利益？如此一來將迫使中國做出選擇，毋寧由我方掌握主導權，中國處於被動接受的地位，這正是「遠交近衡」的戰略核心意義。
以如此外交戰略步調，接下來思考應該如何在接觸與均勢中取得衡平，組織區域「對中交往」的機制，作為安全保障上風險迴避（Risk Hedge）的前提。
日本的先制作為
我們所期望的接觸交往或溝通機制為何？「野田主義」中清楚明白指出，以日美為核心的海洋亞洲秩序，絕非以中國為主的大陸行亞洲秩序。經濟上目前已經有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PEC），安全保障方面則有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ARF）。我認為應該在這些重複交疊的多層次對話機構，成立像冷戰時期，東西對峙最前線的歐洲在1975年創設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OSCE）的協調架構。尤其是像美俄、印度太平洋區域主要國家齊聚一堂的東亞高峰會（East Asia Summit, EAS），彼此在經濟、安全保障、能源議題上，所建構的機制應當可以成為更加強而有力的基礎。
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最初是為了緩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與華沙公約組織（WTO）間，劍拔弩張的軍事緊張情勢而創設，而後預防紛爭的這類較剛性的安全保障課題、促進經濟開發、確保國家資源永續使用，以及保障人權與尊重自由等，發展到多樣化的議題設定。以各種不同的議題加深相互接觸了解，藉由培養信賴感可作為緩解區域內緊張局勢的安全閥。今後，在有效管理持續不透明的美中關係上、南海或東海紛爭的預防上，甚至是地震或海嘯等自然災害的應變處理上，我認為在東亞高峰會設置秘書處或大使級的常設理事會等，作為該區域內強化信賴感的協調合作架構，將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或東協區域論壇上多樣化的對話管道集中起來處理，或許是目前現實上最佳處理辦法。
印尼外交部長馬提（Marty Natalegawa）最近也提相同的看法。2013年5月在美國智庫CSIS印尼會議上擔任基調演講時，提到區域內有三大問題：欠缺信賴、領土糾紛未有效解決、區域變化的適當對策。為解決這三大問題，呼籲區域內各國應當簽訂泛印度太平洋友好條約（Indo-Pacific Treaty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對此，澳洲與新加坡等東協各國紛紛表示贊同，8月訪問澳洲時，我親自聽到澳洲政府相關官員，對於成立亞洲版的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達成高度共識。
身為外交現實主義者，提倡自由主義的合作架構或許有部分違和感，但是對於亞洲版的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SCE），第三章提到的中國國內各種動作，我認為可以提供多元化不同的溝通管道。因為最近有越來越多的對外強硬派，基本上他們是力量的信仰者，讓他們認識安全保障的核心領域，「均衡政策」就是最妥適的遏止力。我們應該集中的對象應該是，黨與政府、研究機構裡現實的國際合作派或民主改革派、經濟持續繁榮的最大獲利者業界、以及對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真摯感到擔憂的「80後」（改革開放1980年後出生世代）的中國年輕世代。我把這多樣性的溝通管道稱為「多重交往政策」（hybrid engagement）。
這麼多樣細部的交往接觸政策目標，與胡錦濤主席所指出「和諧世界」建構的方針與軌道是一致的。這蘊含從外部支援讓中國在穩定的國際環境中，讓推動開放改革的胡耀邦（總書記，1982～1987）、趙紫陽（總書記，1987～1989），以及胡錦濤溫家寶體制能專注在內政改革上。
設置此區域國際合作性架構的基礎，有必要再次確認美國在安全保障上承諾的重要性。日本即其中的核心要角。不僅止於經濟力、軍事力，NIC報告書所提的新國力指標「健康」、「教育」、「政府管理」等，日本都處於比較優勢的地位，有資格維持此區域的穩定與帶領繁榮。而且以美軍前線兵力為主的遏止體制大笨焚是由日本在後方支援。毫無疑問的，美軍在東亞與西太平洋所部署的兵力，不只是日本的和平與安全，對朝鮮半島、台灣海峽、南海的穩定而言，屬於不可或缺的「國際公共財」。
如第3章所述，由於美國國內情勢的變化，以往美國對盟國的承諾已經受到動搖。然而，危機就是轉機。美國所給承諾逐漸消退的今後，日本應該率先動起來，不能總是倚靠美國。國際社會的基本原則是，無論身處哪個時代都必須「自助努力」。思考日美合作時，最應該做的是，日本必須盡所有可能獨力自主完成的前提。
在日本自身的努力方面，我們一群人在2010年底時，對制定新「防衛計畫大綱」勾勒出明確方向。亦即，以西南邊方向為中心，整建「動態防衛能力」。脫離冷戰以來整備防衛力的基本構想－基本國防能力的建設，改為盡量讓更靈活、更富機能性、應變能力高的防禦態勢成為可能。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有限預算情況下，提出充實海空戰力和將部分陸上自衛隊轉為海軍陸戰隊的方針。
尤其是，提昇平時的警戒監視能力，擴充緊急狀況時能迅速展開所需兵力的海空運輸能力，整建島嶼防禦的自律性能力。這些方針，安倍政權也確實地繼續執行，甚至是加速進行中，對此應予以高度肯定。
深化美日同盟關係方面，在2010年5月和美國確認普天間機場搬遷地點改為邊野古外海的協議中，我們導入自民黨政權時的協議中所沒有的概念。亦即，將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訓練分散到日本本土各地，以提昇阻嚇能力的「動態威懾」概念。與美國為因應中國持續擴充的「區域阻絕與反介入」能力，修改兵力佈署調整方針，「地理上分散」、「作戰存活性」、「政治功能持續運作可能性」的三大方向一致。
舉例而言，增加日本和美國都可使用的基地數目，日本自衛隊的預警機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以常駐關島，或是在天寧島與美軍進行共同訓練，甚至考慮日本共同使用美國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亞基地的可能性。特別是鑑於前述中國的戰略意圖，在第一島鏈與第二島鏈間的廣大海域－該海域也是美國太平洋物流航路集中的重要海域，充實美日共同的警戒監視能力，表現出不讓中國獨自掌控該海域的堅定立場，我認為是十分有必要的。
此外，連接日本本土和台灣之間的西南諸島是扼制中國海軍進出太平洋的門戶，平時也可掌握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的北海艦隊和東海艦隊的動向，在緊急情況也能以此做為對中國「區域阻絕與反介入」能力的屏障，對以重新建構作戰投射能力為目標的美軍而言，也有深化新型海空一體作戰戰略與合作的必要。為了加強與美軍的前線展開的兵力的合作，日本未來的「中期防衛整備計劃」中，也決定增強潛艇和取得新的下一代戰機。
無論如何，日本和台灣都必須和美國更緊密地合作，積極貢獻東亞．西太平洋的和平與穩定。我們如果忽視這種努力，美國甚至有可能大幅減少對這個地區的承諾。一般普遍認為，中國的崛起正是地緣政治學上改變構造的「規則顛覆者」（game changer），但就筆者看來，美國在這個地區的安全保障承諾消退，才是真正致命的「規則顛覆者」。正因為如此，才將中國與美國一分為二陰陽表裡，這也正是地緣戰略的正確思考方式。
在地區域支援（HRS），避免美軍降低承諾
為了避免美國降低承諾這種最壞的情況，對於美軍部署在前線所需的龐大負擔，該區域的盟國．友好國家就必須共同分擔。同時，與美軍佈署於前線兵力間，在戰略．政策．作戰等各領域，必須建立更精細的密切合作架構。如此才能構築持續有效支援美軍前線兵力佈署的多邊體系。筆者將其稱為「在地區域支援（Host “Region” Support）」。
目前日本已經承接將近一半部署在亞太地區的美軍前線兵力。這項過重的負擔，除了是為了日本自身的安全保障著想，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支援做為此區域內國際公共財的美國軍事存在。因此，日本應該主導西太平洋美國盟國與友好國家之間的「在地區域支援（HRS）」機制的政策調整。透過將整個地區各國原本各自為政的（HNS, Host “Nation” Support）的重新分配，應能使HRS對穩定東亞．西太平洋安全保障的基礎做出極大貢獻。
當然，如果日本以其領導能力進行這樣的嘗試，必然會引起中國的戒心。然而，這種HRS的想法並不排除特定國家的參與。任何國家只要①承認美國的軍事存在對區域安全保障有其價值；②如該國願意接受這方面負擔的一部分，則隨時可以參加這項HRS計畫。
最後，筆者認為，如果我們怠於確保美國對區域安保的承諾付出努力，則正是自己證明孫子所教，「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正確性。
換言之，中國近年來強調以「三戰」（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分化各國（即伐謀）之外，再透過劉華清的海洋強國戰略裂解美軍的作戰投射能力（即伐兵），最後當美軍在緊急狀況延遲或放棄來援時，盟國的日本和澳洲難免會對美國產生懷疑和不信任，如此必將導致同盟關係的瓦解（即伐交）。
要避免這種情況的唯一方法，就是美國以本身意志和能力，確保對該地區的承諾。同時，日本在國防和外交兩面的自助努力，是絕對不能忘卻的關鍵。
翻譯：台灣安保協會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