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選擇─謝東閔案始末

和特務拔河
第一次被迫和國民黨特務拔河,我才唸國小三年級。
那是一九五○年代初期,民生凋敝,物質匱乏。
爸爸患有嚴重氣喘病,天氣一冷就發作。那時候毛織品又貴又少,於是爸爸去舊貨市場買了一條美國軍用毛毯,染成黑色,做成長褲,天冷時穿著。
有一次,爸爸帶我去台北。回台南時,台南車站人影幢幢,憲兵、特務四處巡視。可能是看見爸爸穿著一件不太尋常的長褲,咚咚咚不由分說就圍上來要抓走爸爸。我嚇得當場哭出來。特務一邊要抓走爸爸,我一邊哭也抓著爸爸往回拉。彷彿拔河比賽,爸爸像中間那條被扯來扯去的繩子。
後來到底是罰錢了事,還是沒收褲子,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但是車站裡那一幕與特務拔河,天昏地暗、天旋地轉的恐怖感,或許就捚下了我反抗的種子。

■ 我是哪裡人
小學四年級時,有一天早上,老師很鄭重其事的宣布:「今天督學要來學校巡視,如果督學問起你是哪裡人,你們要說你們是…
老師開始分配,第一排同學是福建漳州人,第二排是福建泉州人,…隨便督學怎麼抽問,大家都知道如何作答。雖然我出生在台南縣玉井鄉,卻被指定是福建漳州人。其實我根本不知道福建在哪裡,漳州是圓的還是扁的。
那是二二八事件的餘波。國民黨為了沖淡省籍矛盾,決定從小學做起,讓小孩子牢記自己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

■ 槍斃現場
唸五年級時,有一天放學,出了校門,看到許多人成群結隊急急忙忙往台南公園那邊走去。「要槍斃人囉,要槍斃人囉。」人群中有這樣的字眼在傳遞著。
什麼是槍斃?我一邊想像,一邊背著書包尾隨走去。
台南公園過去是台南二中,台南二中後面是墳場,等我氣吁吁趕到時,墳場已經聚集了四、五百人,周圍有憲兵持槍守衛著。
太陽漸漸要落山,遠處才駛來囚車。車子一停,拉拉扯扯下來兩個雙手反綁、雙眼矇布,背後插著一個長長尖尖寫著「漢奸×××」白色牌子的犯人。接下來好像電影快轉鏡頭-憲兵押著人犯往墳場窪地走,腳一踢,兩個犯人雙膝落地,阿兵哥退後開槍,砰砰幾聲,犯人往前仆倒,叫了兩聲,抖了幾下,就不動了。有個法醫模樣的人走向前,探看一番,揮手叫人搬走。
我從來沒看過槍,沒看過槍斃人,沒看過近距離的流血場面,整個人嚇呆了。
散場之後,一個人慢慢走回家,飯吃不下,覺睡不著,又不敢跟大人說,怕被罵。心中充滿問號。
漢奸是什麼?中國人為什麼要殺中國人?
那時候我還沒有所謂中國人、台灣人的觀念,認為自己─就像老師教到,也是中國人。只是隱隱約約害怕外省人,因為外省人欺負台灣人。
我對外省人有驚惶之心,除了偶而聽見父執輩小聲談論二二八事件的屠殺之外,石姊姊的手榴彈慘案,也使我難忘。
搬到台南之前,我在玉井讀小學。四○年代末期,國民黨軍隊剛撤退到台灣,還沒有固定的營地,大部份都佔住學校或寺廟,我們玉井國小也有軍隊駐紮。
一年級時,班上有個石姓同學,他姊姊在我們學校教書。石姊姊被駐軍的一個排長看上了,但是石姊姊始終不理會他。
後來,玉井國小的部隊調防嘉義。調防後,有一天夜裡,排長從嘉義開車回玉井,二話不說,往石姊姊房裡丟了一顆手榴彈。
轟的一聲,石家大姊被炸斷了腿,石姓同學也受了傷。災情慘重,全村默默。
沒有人敢反抗,受傷的人獨自在心頭自我療養,那是典型四○年代末期的社會寫真。

■ 炸彈郵包
我買了三本國語字典。字典翻開來,用刀挖空內頁,放進鋁製小便當盒。便當盒裡擺著電池、閃光燈膽和鞭炮用的黑火藥。
字典外面再拿牛皮紙包好,貼上郵票。三個郵包分別寫上收件人的姓名:謝東閔、李煥、黃杰。
謝東閔時任省主席,是當紅的台籍政客樣版。李煥乃蔣經國親信,權傾一時。至於黃杰,我在美國看過一本台灣雜誌,名為觀光指南,實為色情介紹,通篇都是外國人喝花酒左擁右抱的照片和報導,彷彿教外國人如何嫖台灣女人,上面居然還有黃杰寫的序。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謝東閔收到郵包。他在拆封時,炸傷了左手,送醫治療時,因恐引起敗血症,動了截肢手術,切除左手,安裝義肢。那就是震憾國民黨統治集團的謝東閔郵包炸彈事件。
國民黨始終極力封鎖新聞,不願張揚此事。一直要等到十幾年後,李煥才公開承認,他當時也收到郵包,炸傷了手指,並立即通知各黨政要員,黃杰乃逃過一劫。
其實,當時我根本無意傷人性命,否則裡面不會只放鞭炮用的黑火藥。選擇郵寄炸彈字典,一來不會傷及無辜,二來殺傷力較小。可是,國民黨終究拒絕承認:經過那麼多年的統治,到了七○年代末期,台灣人還膽敢採取如此激烈的反抗。

■ 被捕的謎
郵包案發生的一個半月後,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妻子美霞帶著兒子良正、女兒怡芬、怡芳來美。我們一邊安置行李,籌畫未來,美霞一邊向我細訴家鄉的種種。
「前陣子,台灣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竟然有人寄炸彈給謝東閔*v完全不知情的美霞如此說著。
我不知應如何作答。
說「真的嗎?」假裝不知道。或者說「好大膽的人!」評論一番。我不知應如何作答,終於沉默以對。那時候,美霞做夢都想不到,坐在對面的丈夫,就是寄郵包的人;再過一個多月,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即將全部改寫;往後十三年多的歲月,美霞幾乎嚐遍了人生的苦杯。
原本在搭機橫渡太平洋,返回台灣寄郵包的彼時,我已經懷著必死的決心。
其實,早從我決意關心政治,我就改變原來移民到美國當美國人的初衷。我決定不入美國籍,寧可做一個寄居美國的台灣人,也不願當一個關心台灣的美國人。我不能一邊拿美國籍,一邊搞反對運動,這是原則問題。不入美國籍,二十年前我這樣堅持,二十年後我也同樣堅持。
後來我才知道,國民黨用郵包上採到的指紋,逐一清查核對台灣已服役男子的資料,到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初,已經把我列為重大嫌犯。
國民黨把我爸爸、弟弟和五個好朋友,通通抓到警總保安處,開始嚴酷的偵訊。國民黨得知我們將有香港採購珠寶之行,於是逼朋友在保安處打電話到紐約給我,約好一月初在香港另一個蔡姓朋友處會面。
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我搭機飛往香港。
在此之前,我完全不曉得國民黨已經把我的家人、朋友囚禁了一個月。香港蔡姓朋友的妻子和妹妹,也被扣在台灣輪流當人質。
一月五日晚上,我無意中在香港珠寶街遇見爸爸在台南製藥公會的老朋友,焦急的說:「幸男,你還在這裡幹什麼?國民黨已經知道郵包案件是你做的。你爸爸、弟弟和朋友都被抓走了,正準備抓你回去。」
我當場的反應,是假裝若其事。回到旅館,我馬上打電話回台灣,終於從在霧峰教會當牧師的表哥獲得證實,明知有電話監聽,表哥還是坦白告訴我,他們確是被抓了。回美國,還是回台灣?
回台灣,死路一條。美霞到美國不久,才開始學英語、考駕照,三個稚兒十一歲、九歲、七歲,面臨全然陌生的世界,我如何讓他們孤伶伶與水深火熱的生活搏鬥?
回美國,台灣無辜的親友都要為我受苦受難,我一輩子良心不良。
自己做的事,自己擔當吧。
我沒有告訴香港蔡姓朋友,我準備過境台灣時讓國民黨逮捕,只是默默讓他安排一切行程。那時候他已經身不由已,我沒理由連累他。我們約好搭乘一月七日上午九點半經台北飛往日本的國泰班機,過境時下飛機就擒。
當天飛機抵達松山機場,擴音器播出要安全檢查,請乘客合作在過境室等候廣播,我和蔡姓朋友走出機門,看見過境室裡一群保安人員押著兩個朋友,如臨大敵的等候著。
以後我才知道,警總怕我改變主意,不下機了,所以才押著朋友來,以便應付突發狀況。兩個囚禁已久、焦慮等候的朋友,看見我走出飛機,心中狂喜,說道:「一定不是幸男幹的,他才敢回來,我們沒事了!」
隨即保安人員群擁而上,就在過境室許多外籍旅客驚訝的眼光中,把我押上車,開往愛國東路的警總保安處。

■ 自殺未遂
經過問明姓名、地址的簡單手續,氣氛凝重冷肅的保安處,全面戒備,好像就要展開一場曠日耗時的戰役。
既然回來,我就打算承擔一切。我開始尋找自己選擇的死亡,我不願意父母給我的身軀,被活生生的凌虐。
審訊我的房間,就是一九八一年審訊陳文成的房間。房間裡有八個保安人員,隨時注意我的動作。四周牆壁貼滿了厚厚的海綿,就算是用力撞牆,恐怕流血破皮都不可能。
下午三、四點左右,我說出「是我幹的」第一句話,保安人員整天的緊張,立刻鬆弛下來,個個喜形於色。
那時候,我已留意到,每隔二分鐘,會有人進來灌開水到熱水瓶裡,供房裡的人沖茶、沖咖啡。我心裡盤算著,如果能夠一口氣灌下整瓶滾燙的開水,咽喉氣管因燙傷而腫脹,很快會窒息而死。
於是,熱開水又送進來時,我趁他們還欣喜若狂假意要倒咖啡,走到房間角落,抓起熱水瓶,往嘴裡倒。開水還沒完,喉部嚴重灼傷,呼吸困難,漸漸失去知覺,倒在地上翻滾掙扎。迷迷糊糊中,感覺到他們圍上前來,踢我全身,吼著:「別耍花樣,起來!」然而,我已昏死過去了。
等到痛醒,已是第二天的事。我雙手雙腳被銬在加護病房的床上,四名保安人員各坐在兩邊防守著。
後來我才知道,前一天三軍醫院醫師將我全身麻醉,緊急做氣管切開術,輔助呼吸。雖然氣管傷口還不時會大量噴出痰液,必須不斷打消炎針和補充水份的點滴,但生命已虞。我自殺未遂。

■ 半個綠島人
初抵綠島軍事監獄時,我還不滿三十七歲,卻已有終老此處、了此殘生的準備。迎接我的難友,多的是關了二十年、三十年的老政治犯,他們一輩子在牢裡的歲月,往往比在外面活蹦亂跳的日子,來得長得多。
有的政治犯,刑期屆滿,無人作保,只好繼續關下去。有的政治犯,出獄之後,無所是事,老難友相約打牌,輸了錢不服氣,你密告我,我密告你,最後一起回籠坐監。有的政治犯,出牢房之後,發現人世滄桑,家破人亡,有了自由,卻沒了指望。對許多政治犯,尤其外省政治犯,離開綠島,只不過是從一個小監獄換到一個大監獄罷了。
一九八七年戒嚴解除,全國受刑人大減刑,只有施明德和我不在減刑之列,理由是施明德乃累犯,而我是「以暴力顛覆政府」。一直到蔣經國去世,才將我從無期徒刑減為十五年有期徒刑,但是我已在長年不斷的太平洋海風中,過了十多個寒暑了。
十幾年的時移勢往,良正已經大學畢業,怡芬正在申請醫科,怡芳主修心理學和哲學。
雖然美霞經常寄他們的家居照片給我,我也在照片和書信中,看到他們明顯的長大;但是,留在腦海中無法抹去的,卻始終是十幾年前,身高不及我腰帶的三個小毛頭。
一九八八年,法務部放寬接見條件,我和家人可以「電話接見」。長居美國的怡芬,英語比法語好,法語比台語好。我們在國際電話上,用她不靈光的台語和我已生疏的英語交流,從大部份不重疊的生命經驗裡,試圖重新建立陌生的父女關係。
為了慶祝李登輝就職,一九九○年五月初,獄方通知我假釋獲准。因為特赦局勢已明朗,我也沒有特別的激動,只要慢慢的整理書籍、行李。
五月五日,我揹著背包,跨出獄大門。
十三年多,我也算半個綠島人了吧。我並不想馬上離開綠島,反而想多住一夜,在監牢之外的土地,追思過去的悲歡歲月。
出了監獄門口,我叫了等在門外的計程車,請他載我環島一周,並到島上最高點,眺望台灣。海風帶鹹,驚濤拍岸,右側是綿綿無限的太平洋,左邊是鬱鬱蒼茫的台灣島,我終於突破圍牆的封鎖,從有限的空間,慢慢溶無限的空間。
我停車可以看到國防監獄的山丘上,就在那片高牆之內,多少人付出他們的青春、幸福和事業。四十年後的今天,他們的犧牲,逐漸有了代價。以宗教性的眼光來看,綠島監獄堪稱「台灣民主聖地」。

■ 我的選擇
回到台灣,我先到爸爸、媽媽的墓地祭拜,哀悼他們為我擔驚受怕的後半生。然後我又驅車北上,到宜蘭林家墓園以及鄭南榕先生自焚紀念室致敬。
我們這一代的政治犯,已經享有太多的掌聲和歡呼。這些榮耀,應該屬於躺在地下的,成千上萬的靈魂。
出獄之後,我不斷思考,四十年來的畸形政治體制所壓抑、掩埋、累積的問題,逐漸在政治、教育、文化、經濟、環保、思想等各個領域,呈現出嚴重的併發症。做為一個反對運動者,我該如何為台灣的活路,獻出餘生。
苦思至今,我還無法找到答案。放眼世界各國,台灣問題的複雜獨特,尚無二例。
但是,我認為,這個時代,「選擇」兩字很重要。這是個選擇的時代。
長久以來,台灣人一直沒有選擇的機會,久而久之,就忘卻了自己有選擇的權利。日子一久,更漸漸放棄了選擇的機會。
其實,不能選擇,形同奴隸。不能選擇,就只有等待被選擇。
台灣人民是否願意選擇做自己國度的主人,選擇做一個有國際人格的新國家的子民,選擇不要做二流的軍事大國、而做一流的文明小國?
只有台灣人民願意為自己選擇,為選擇做努力,我們失落已久、渴望已久的幸福,才有降臨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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