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楷◎台灣文化學院院長
台中群健有線電視台有一個節目叫做「台中文化城」，前幾天來採訪，問我到底「是什麼」驅使我參加台灣獨立運動，而且能幾十年志向不渝？我回答：在我，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可能是家庭環境培養出來的。
比較明顯的第一次衝擊，發生在我小學入學的時候，我們住在草屯︱是我母親的故鄉，她在那裡開醫院，父親在台中執業律師，兩個都畢業於日本的大學，所以草屯警察局長來訪我家，向父母親表示歡迎我入學「小學校」。當時初等教育分為收容台灣人的公學校和日本人的小學校。
小學校的教育內容、設備等都遠優於公學校，也很有利於將來的中學升學，要讓我入學小學校算是對我們特別的優待，也是他們培養親日分子的手法之一，而日本的殖民地統治是警察政治，警察連小孩的入學事務也管轄到。
這個警察局長的邀請，給我家一個課題，是拒絕還是接受？記得祖父許嘉種為此還特地從彰化來草屯一趟，結論是拒絕，在這事的前後也拒絕過「國語家庭」、「改姓名」的勸誘。
祖父一八八三年出生，台南師範學校畢業，任教於員林公學校，後轉任台中州廳通譯，一九二一年參加文化協會成立活動，辭去州廳職務，擔任協會理事等，也參加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而在一九二三年總督府搜捕運動幹部的「治警事件」中被逮捕，同案彰化市被捕者另有賴和、林篤勳等。
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分裂，台灣人第一個公開政黨︱台灣民眾黨成立時，祖父也任其中央常務委員。 祖父素以抗日為志，所以死後被祀入「忠烈祠」也是應該的，但是其實他也是強烈批判國民黨政治。
一九三○年代日本漸漸走入軍國主義，彰化祖父家的客廳懸掛孫文照片，受警察局再三警告才拿下來，戰後祖父很得意地拿出該照片懸掛，但是親身體驗國民黨政治不多久，沒有受到任何人的警告，自己就拿下照片。
因為台中縣高級幹部貪污拒捕的「員林事件」發生時，父親許乃邦在台中地方法院當推事，代表法院和縣長劉存忠交涉過，所以二二八事件後受通緝，調查員林事件的高等法院檢察官吳鴻麒被虐殺。
二二八事件中台中的國大代表林連宗律師也被虐殺，他在台北李瑞漢律師家裡被捕時，父親也在同一個家裡的隔壁房間。當場李瑞漢、瑞峰律師兄弟也被捕，後來都遭虐殺。
耳濡目染這些事，給與我對台灣人的政治地位很深刻的看法，認為要提高台灣人的地位最直接的途徑是政治，所以就讀台灣大學政治系，一九五九年底留學日本，沒有幾個月，一九六○年春二十六歲就參加台灣獨立建國運動，一直到六十七歲的現在還在走這一條路。
其中一九七二年從東京大學出版會刊行「日本統治下的台灣─抵抗與彈壓」一書，表示對我來講抗日和抵抗國民黨政治是同根的。
反對外來統治，回復台灣人的尊嚴，建立台灣共和國是我一生的理想，而這個理想形成的原點之一，可以追溯到與文化協會有關的家庭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