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估情勢的 Foreign Affairs

中華經濟研究院輔佐研究員

 英文「Foreign」一詞,除了帶有外國、外交的意義,其實也帶有陌生、非典型的意涵;自從台灣自由時報揭露Foreign Affairs由Bruce Gilley所寫、提及「台灣芬蘭化」可能性的「Not So Dire Straits」一文後,這種看法旋即在台灣引起軒然大波。這篇文章當然是以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角度作為出發點,更何況「Foreign」一詞既然帶有不甚了解的意味,台灣人自然可以從自己的觀點對這篇文章加以分疏、批評;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引用之或是批評之,台灣人都要避免陷入簡單的二元邏輯,才能跳脫Foreign Affairs的預設立場,理出一個對台灣最有利的論述。

「台灣芬蘭化」欠缺立論基礎

首先檢視「台灣芬蘭化」可能性。猶記得2007年台灣試圖直接以「台灣」名義申請加入聯合國時,美國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韋德寧(Dennis Wilder)表示過:「Taiwan,或者說ROC,目前不是國際社會中的一個國家(Taiwan, or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at this point a st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數十年來,美國政府不論由哪一黨執政,都再三強調美國的兩岸政策沒有任何改變,亦即上述對於台灣國家定位的立場從未改變。既然美國基本國策並未把Taiwan當成一個國家,何來讓台灣作為「芬蘭化國家」的可能?如果Bruce Gilley誠摯認為「台灣芬蘭化」是個具體可行的方案,是否應該先說服美國政府正視Taiwan的國家地位之後再說?

Bruce Gilley在文章中提到「芬蘭化國家」跟「附庸國」、「傀儡政權」之間的差異如下:

前者(指「芬蘭化國家」)對強大鄰國做出部分讓步,以便保證其國家獨立的重要元素,這種自願性的抉擇是附庸國辦不到的。不同於附庸國,芬蘭化國家盤算自己國家及週邊鄰國的長期利益,最好是對鄰近強權做出策略性讓步。這種讓步的主要動機,乃是基於地緣鄰近、來自強權的心理威脅、以及兩國在文化上的同質性。由於太過鄰近,強權並不需要展示真正的軍事力量,只要發出一些模糊的威脅,就可以改變弱小鄰國的政策。同時,小國也會意識到自己並非沉默畏縮,而是在進行「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在合理化國內政策的種種改變時,這是一個關鍵性的區別。

「芬蘭化國家」跟「附庸國」之間確實有所差異,但是「自己並非沉默畏縮,而是在進行『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這段文字,對於看過魯迅所著《阿Q正傳》的讀者而言,是否有種似曾相識之感?弱小國家之所以選擇有限,不正是因為畏懼自己一旦跟鄰國強權兵戎相向時,整體國力不堪與之長期消耗嗎?芬蘭當初的選擇當然是一種基於現實考量,不得不退縮以求自保的作法,本來也無須多加非議,如果硬是要用「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說詞加以美化的話,其實不也跟阿Q的「精神勝利法」相互輝映?

另一方面,單從國內政策角度解讀「主動且有原則的中立」,也犯了邏輯上非常基本的謬誤。什麼叫做「中立」?不選邊站才叫做中立。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兩個強權彼此對抗的話,自然沒有選邊站的問題;沒有選邊站的國際情勢還有什麼「中立」與否的問題嗎?換句話說,唯有從國際政治的大框架著眼,才能釐清「芬蘭化國家」到底有沒有自主選擇中立的空間。

1948年的芬蘇協議,乃至1956年到1981年主導芬蘭政策的烏爾霍‧吉科寧(Urho Kekkonen)總統畢竟都是冷戰時期的產物,發生在一個由美、蘇所率領的兩大集團在好幾十年間一直維持相互對抗關係的全球政治局勢下,這才讓當時的芬蘭可以找到「中立」的空間。進入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則面臨完全不同的國際情勢;看看Bruce Gilley自己就在文章中呈現出兩種互相矛盾的說詞:

自從1940年代以來,台灣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上一直扮演著戰略性角色。起初,台灣是對抗北韓共產主義擴張的緩衝器,最近則成為對付中國崛起的堡壘。台灣在東亞航線上居於戰略地位,如果中國持續限制美國海軍造訪香港,台灣也可以提供美國海軍另一個補給點。

以及

美國政府越來越需要中國的合作,來達成最優先的事務:維持國際上和平的自由秩序。在一大堆迫切的全球性議題上,美國需要北京的支持 ─ 從氣候變遷到金融穩定,以及防止核武擴散。

如果後一段論述為真——美、中兩國改採合作模式取代相互對抗的話——則美、中之間並沒有所謂「中立」地帶可供台灣「芬蘭化」;如果前一段論述為真,則Bruce Gilley把台灣視為「戰略包袱」(strategic liability)的說法,恰好顯示美國其實更應該檢討自身戰略漂移的問題,或許才是導致台、日、韓以及東南亞諸國不約而同在感受到中國崛起的強大壓力後,不由自主紛紛採取「適應性政治學」(adaptive politics)的主因。

眼不見為淨的「自由派思維」?

「Not So Dire Straits」一文把馬英九當選後幾近毫不保留以中國馬首是瞻的行為,視為美國調整戰略佈局的大好時機,並且不由分說地把馬政府不復存在的民意基礎視為「自由派思維的替代方案」,試圖以「藉由台灣與中國更緊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來促進長期的和平」,為「台灣芬蘭化」的推論取得道德置高點;只不過,作者對於事實的認定實在錯得離譜,試舉其中幾例如下:

兩岸關係的「二度和解」,始於2005年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淡化統一要求的談話(是指「反分裂國家法」嗎?)……造訪台灣的中國觀光客數量 ─ 包括台灣在中國沿岸長期軍事化的外島 ─ 暴增了十倍,達到每天3,000人(這個數字已經是個笑話了)……中國允許台灣以觀察員身分參與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召開的年會。雙方開始討論台灣出席有關民航、商業航運、氣象及氣候變遷的聯合國組織(原來,WHO觀察員的身份限用一年!中國連台灣跟他國洽簽FTA都要阻撓,遑論加入聯合國轄下組織?)……馬英九也從2009年8月莫拉克颱風肆虐台灣所造成的政治傷害中復原了(回到二成三的滿意度?)……他們在經濟議題上的看法,也都把全球整合與競爭力置於國家保護主義之上(把資本家利益置於平民百姓之上恐怕更符合實情)……

如果Bruce Gilley發現自己對於台海兩岸既成事實與民心向背的解讀是如此偏離事實的話,請問他是否還敢堅稱經濟利益至上、盡一切可能跟中國交往的作法,才是「務實」的「自由派思維」?換句話說,Bruce Gilley是否認為Google寧可退出中國市場也不願配合中國法律進行網路監控的作法,根本是基本教義派故步自封的行為?

作為一個軍事強權與人口大國,中國如果能朝民主國家發展、向現代文明靠攏的話,對全體人類而言應當都是件值得大書特書的喜事;跟中國同為漢文化圈一環的台灣,非但沒有像新加坡一樣主張不知所云的「亞洲價值」,另外也在經濟繁榮後,因緣際會地實現了寧靜革命。有鑑於此,西方社會很容易把自己對中國前途的樂觀期待,投射成台灣社會應當承擔的任務;Bruce Gilley不就毫不避諱地指出:「如果台灣利用姑息來推動民主化並安撫崛起的中國,姑息政策也的確有其價值」;這種想法跟「死道友不死貧道」有什麼差別?

近代採行姑息主義最著名的例子,當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英國首相Neville Chamberlain,其代價之慘烈可說是筆墨難以形容;另一方面,儘管中國近30年來都能維持經濟的高速成長,但同一時間內卻對政治改革與民主人權……等議題極盡打壓之能事,以致國際輿論開始挑戰經濟發展必然帶動民主發展的觀點。在這種狀況下,真不知Bruce Gilley如何看待當「民主的台灣一直走向中國的勢力範圍之內」時,算不算是「拿台灣的民主制度當妥協的籌碼,去追求和中國的和解」?中國國台辦主任陳雲林屢次造訪台灣都造成馬政府公權力脫序的結果,這還不算是拿台灣的民主制度當籌碼嗎?依照Bruce Gilley的看法,華府應該要高調反對才對啊!前人的慘痛教訓距今猶未超過一世紀,《Foreign Affairs》怎麼會容許以如此粗糙的推論,再次鼓吹姑息主義的聲浪?

持與Bruce Gilley相似觀點的美國學者還不少,柯林頓政府時期的副助理國務卿謝淑麗(Susan Shirk)就是另一個例子,其相關論述記載於《脆弱的強權》一書中。誠如該書所言,中國近幾十年確實在對抗貧窮問題上有大幅成長,外交手段之細膩也獲得一致好評,而這一切也都無法解決中國內部問題重重的現象;因此,許多所謂「中國通」學者都寧願放棄從意識型態的角度出發,不再對中國獨裁專制的本質與踐踏人權的行為提出嚴正批判,反倒認為用循循善誘、耐心引導的方式更具「正當性」;殊不知這種自以為「自由派」的想法,最終難免要矇上眼睛、採用片面資訊(或是像Jean-Paul Sartre一樣公然扯謊)替中國不合理的要求找到合理化的藉口!

在兩馬政府之外——台灣派應有的思維

台、美兩國分別在2008年選出馬英九、歐巴馬兩人作為新任總統,形成兩個對外交事務都不甚了了的新政府在摸索中前進,過程中偶爾產生一些極具創意卻缺乏可行性的想法亦不足為奇,Bruce Gilley這篇「Not So Dire Straits」即是其中一例。不過以下仍有幾點值得台灣派人士特別留意之處。

首先,Bruce Gilley對於「台灣芬蘭化」的推論雖然過於前衛,但是他的論點確實是依據對馬政府的所作所為觀察而來;換句話說,解決方案的可行與否並不影響問題是否存在的本質。儘管台灣派人士未必接受這篇文章的見解,卻不表示馬政府的中國政策尚未達到俯首稱臣的地步。

其次,不可行的方案不代表絕不會被執行。正如Bruce Gilley在文章中提到:「華盛頓也開始質疑,它對越來越麻煩的台灣情勢所做的無限制承諾」;只要歐巴馬政府自亂陣腳,無法認清中國「一山不容二虎」的霸權思想是那麼地根深蒂固,台灣的未來就很有可能成為美、中政治角力下的談判籌碼!有時政治算計難免帶有誤判局勢的風險,這種最糟的狀況既然已經逸出理性的極限,當然也就跟公理正義渺不相涉。

最後,台灣國際處境不但同時受到美、中兩強壓制,甚至就連國內都不乏欠缺國族意識的講法;一個意志不堅定的民族如何建立得起自己的國家?撐不起國家主權的人民有什麼資格參與全球化發展?正所謂「無心防即無國防」,台灣民眾必須盡快擺脫虛幻的大中華情結,即時認清經貿自主才是全球化的先決條件,這才是讓台灣永續發展,維持自由民主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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