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天安門屠殺事件之決策過程的第一手史料

/解說

台灣安保協會理事長、台灣大學名譽教授
一、 「李鵬、楊尚昆、喬石、姚依林同志在5月22日會議上的講話要點(根據記錄整理)」(原題)

二、 楊尚昆同志在軍委緊張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要點。1989年5月24日(根據記錄整理)」(原題)
一、關於天安門事件(一般說明)

中共政權「六四」的夢魘

每年面臨6月4日的到來,中國共產黨緊張,處於戒嚴的臨戰狀態。尤其是去年的2009年更是緊張的一年;是五四運動的九十年、達賴喇嘛亡命印度的五十年、中共「建國」的六十周年、天安門事件的二十周年。另外,民族衝突迭起,7月5日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發生事變,中國當局發動武裝警察與公安特警隊在烏魯木齊槍殺維吾爾人,此事已有世界維吾爾會議日本代表Ilham Mahmut以日文發表專書《7‧5????虐殺?真實》(寶島社,2010年1月23日發行)。雖然以武力鎮壓的態勢中國渡過2009年這一年,但天安門的夢魘仍舊持續的存在。

1976年第一次天安門事件

天安門事件有兩次,第一次天安門事件是指1976年1月周恩來死,6月4日追悼聚會,群眾與當局發生衝突。這一次事件與反「四人幫」有關,但被當權者貼上「反革命事件」的標籤。

1989年發生第二次天安門事件

第二次天安門事件發生在1989年,也經常被稱作「六四事件」;這一次事件對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群眾發動軍隊慘殺,實際上是在6月3日晚上,這一事件震驚全世界,通常指的天安門事件是指此第二次天安門事件。本文所涉及的,即是這一次事件。

天安門事件前後的國際環境

天安門事件發生的背景,有國際潮流與中國內部的原因。國際背景影響中國的自由民主化運動。自1988年起全球的自由民主浪潮澎湃,自1985年戈巴契夫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以來,美蘇談判揭開冷戰結束的序幕,1988年戈巴契夫在共產黨大會上宣佈改革中央集權的專制體制,接著釋放政治犯,翌年為受害者平反等措施。

東歐的民主化更加激盪,匈牙利、波蘭、東德、羅馬尼亞的變化,更集中在1989年。以後的年代有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以及喬治亞、克羅埃西亞(Croatia)、斯洛維尼亞等國家的獨立。整個潮流,影響亞洲,對中國也不例外。以上是全球民主化的背景的鳥瞰。

中國內部的變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成立以來,一直籠罩在政治鬥爭的陰影之下,人民沒有好日子過。自由化與民主化是人類獲得尊嚴的起碼條件,在專制統治之下,常藉紀念事件、如追悼周恩來而發生群眾運動;但周恩來仍舊是一丘之貉,實際上並不能作為自由化、民主化的象徵。

中國在四人幫、華國鋒之後,是鄧小平的專制,1978年12月中國共產黨第11屆3中全會提出政治體制改革與全面近代化。這使國際上誤以為是民主化的政治開放。

78年末到79年初,為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有「北京之春」的民主化運動,但鄧小平毅然逮捕魏京生,對這運動採強硬措施。這說明中國人民要從下而上的改革運動是不可能的。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的專政派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即一、堅持社會主義道理,二、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三、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四、堅持馬克斯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要救經濟,不能不改革,但四項基本原則很清楚的告訴中國人,要民主化、自由化是不允許的。

1987年1月胡耀邦以總書記的身分被迫下台,1989年4月15日死去,4月16日北京大學出現大字報追悼胡耀邦,並要求恢復他的名譽。從此發生持久性的學生運動,一直到「六四」的大屠殺發生 。

關於天安門事件的文獻

天安門事件距今已21年,這期間有不少資料與專著問世。舉例來說,在2001年美國的紐約公共事務出版社出版英文的《天安門文件》(見2001年1月7日的《中國時報》)。又如信奉社會主義的歷史學者姬田光義教授,當時在天津南開大學從事研究(自1988年3月起,1989年7月因形勢緊張而離開),將天安門事件前後的見聞寫成《中國──民主化運動?歷史》(青木書店,1990年4月15日發行)。書中附有「北京‧天津的66日—1989年4月15日~7月7日」的時程記錄和見聞記錄 ,但這主要是對群眾運動方面的見聞,對當權者的決策過程並不瞭解。但當時事件發生,台灣國內尚不知究竟,筆者便判斷是「鄧小平之獨夫行為」 。

簡介兩篇文獻

此次刊載的兩篇資料,如上文標題所示:一是5月22李鵬等四人的會議記錄之原件,一是5月24日楊尚昆向軍頭疏通的會議記錄原件;意在調整「共識」,下達幹部,準備出兵屠殺。

當然,這兩件文件是內部不少會議中的兩件而已,由此可以看出北京的「行為模式」與「決策過程」,它的情形與朝代政治的宮廷鬥爭有相似之處。在台灣面對北京時,應該對北京當局的行為模式與決策過程做一番瞭解,筆者曾因此著文提倡研究「北京學」 。

這兩篇文件的由來是一位在新加坡大學的教授到北京大學講學,離開時由一位北京大學的教授送給他的。二十年前轉贈給我。

文件的紙張大小,介於B4與A3規格之間,與一般國家的規格不同。5月22日的文件有3張,另一文件是3張半。兩文件的紙質皆帶黃色,質劣。印刷方式以打字,用舊式謄寫版式的油印,印製不佳,字體是簡體字。以上是關於文件形式的簡介。

二、「李鵬、楊尚昆、喬石、姚依林同志在5月22日會議上的講話要點(根據記錄整理)」一文之「提要」

關於上舉文件,筆者列舉「提要」如下:

1. 關於文中所舉的4月26日《人民日報》之〈社論〉,題作「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對此,趙紫陽(總書記)要鄧小平承認錯誤;李鵬與楊尚昆等反對。

2. 5月3日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紀念大會」,李鵬、姚依林、李錫銘、喬石、楊尚昆要求趙紫陽的談話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趙不同意。

3. 文中指趙紫陽「亞行」是赴北韓;回國是在4月29日。

4. 李鵬(總理)對改革開放的主張,不歸功趙而歸功鄧小平,語氣諂媚。

5. 趙會見戈巴契夫是在5月16日;趙透露最高決策者是鄧小平,這一點成為趙最大罪狀和被鬥垮的要因,國際上的報導也多認為如此。

6. 此文件的談話在5月22日。原訂5月21日戒嚴,提早在5月20日發佈,楊尚昆強調唯有如此纔能保住北京的「安定」。

7. 楊尚昆主張「無可退」,「退」是「水壩最後的一個大堤,一退就垮了」。軍頭遵照鄧小平的旨意,主張出兵屠殺。

8. 從這一文件與5月24日楊尚昆對軍方的講話,知道軍隊的調動與佈署已經完成,要軍方不能有開明派,楊要各大單位主要負責之軍委將旨意下達。

9. 讀者若綜觀兩個文件,可以列出最高決策者是一批老人;當時有「八大老」的名詞。但該國的政權最高機構應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但文件明白顯示不給「人大常委會」討論,以免發生「枝節」。可見人大會是橡皮圖章,可以不理會,政權與治權皆掌控在中國共產黨手中。中國是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決非中國人民的國家。

三、「楊尚昆同志在軍委緊急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要點1989年5月24日(根據記錄整理)」一文之「提要」

關於此一文件,筆者列舉「提要」如下:

1. 此文件是軍委召開擴大會議,由楊尚昆主導,告訴各大單位負責人,部隊雖已「佈署」好,進入狀況,但還未完全執行「戒嚴令」。

2. 文中指責趙紫陽的反覆,趙在國外時肯定4月26日社論,回國後否定。楊指該社論的重要性,即經政治局常委討論決定,最後獲鄧小平同意。(鄧是「最高決策人」)

3. 趙自朝鮮歸國後,5月3日紀念「五四」的談話、及對亞行理事會理事講話,(1) 肯定學生是愛國運動,(2) 要以民主法制之改革解決問題,鄧小平認為這是學運再燃的主因。(責任歸趙紫陽。)

4. 趙紫陽不能同意鄧小平及常委意見,表示要辭職。(此文件看出趙曾給鄧寫信,楊尚昆說得清楚;但內容有否扭曲,尚須其他文件對照。)

5. 文中看出所謂「德高望重的老同志」有陳雲、李先念、彭真、鄧小平、王震、鄧大姐等人主張鎮壓。所謂鄧大姐是指周恩來的夫人鄧穎超,李鵬是她的養子。

6. 文中,楊尚昆如5月22日的講話(見另一文件),強調不能退。「退,就是承認他們那些;不退,就是堅定不移地貫徹我們四月二十六日社論的方針。多少年來,幾位八十以上的老年人,坐在一起討論中央事情,這是第一次。小平、陳雲、彭真、鄧大姐、王老,都覺得無路可退,退就是我們垮台,中華人民共和國倒台,就是要復辟資本主義,…。」此即指出中共政權垮台之危機。

7. 對經濟失敗,精神污染,楊尚昆指責任在總書記趙紫陽,卻袒護總理李鵬;並指趙與胡耀邦「不反對自由化」,兩者是一樣的─這是路線問題。

8. 楊指出要換總書記,要軍方有心理準備。(也暗示路線方向,要跟進。)

9. 文中指責趙對戈巴契夫透露最高決策者是鄧小平,此事是趙「推卸責任」。楊為鄧的寡頭政治辯護,但楊的講話也露出馬腳,自相矛盾;楊說:「這幾年的成績,根本政策是由小平同志提出,經政治局集體決定的,他只是執行。」他,是指趙紫陽。

10. 楊向軍頭交代五項任務,在此不重述;但奇怪的是第五點,要軍方先安撫學生和市民,然後下毒手。所謂「不能退」,即血洗天安門廣場。

11. 文中附有「楊尚昆講話刪去部分」,內容重要,譬如鄧小平認為一生最大錯誤就是任用胡耀邦、趙紫陽。也看出楊信任軍,對許多共產黨員認為靠不住。又其中第五點,也印證了一般研究者所說的,「人大會」只是橡皮圖章;必要時利用,但不給權力。

12. 其他:如民運的轉折過程,也很值得注意,應參照其他實錄的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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