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防部提交國會的年度報告
陳國雄 譯
全文摘要
中國正致力於長期全面性的軍事現代化計畫來改善其軍力，以便贏得「資訊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中國領導人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視為其戰略的主要部分，利用在21世紀最初20年的「戰略機遇期」來促進國家的發展。在這段期間，中國領導人希望優先營造正面的外部環境，以便提供中國集中發展經濟的戰略空間，同時，中國領導人也追求維持其周邊的和平與穩定，擴大其外交影響力以獲取更多的市場、資金和資源，也避免與美國及其他國家發生直接對抗。這種戰略已經擴大中國在全世界的存在，並拓展出經濟上和外交上的利益。
隨著利益的增大，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承擔了新的角色和責任，中國的軍事現代化也越來越著重於軍事力量的投資，使中國軍隊能夠執行包括遠離中國國境的廣泛作戰任務。即使解放軍需要應付愈來愈多的一系列作戰任務，但是準備對付台灣海峽的突發事件，仍然是中國軍隊主要的焦點，而且也是驅動中國軍事投資的重大誘因。因此，解放軍在過去一年裡持續打造軍力並發展必要的準則，以便嚇阻台灣宣布獨立；在可能的台海衝突中嚇阻、拖延並有效阻止美國的干預；並在戰爭中擊敗台灣軍隊。
為了支持解放軍新增的角色和任務，中國領導人在2011年持續投資先進的巡弋飛彈、短程與中程傳統性彈道飛彈、反艦彈道飛彈、反太空武器和網路作戰能力，這些武器乃是為了執行「反介入／區域阻絕」（A2/AD）任務，也就是解放軍戰略家所指的「反介入作戰」。在先進戰機方面，中國也持續展現能力的提升，J-20隱形飛機的首次試飛就是明證；中國首艘航空母艦的試航也標誌著具備有限的武力投射能力；一體化的防空能力；水下作戰；核威懾與戰略打擊；提升指揮管制能力；以及更多的陸海空協同訓練和演習等等。
中國的領導人越來越重視解放軍在國外執行任務的範圍，在過去一年間，解放軍進行支援從利比亞撤僑的非戰鬥性行動，在亞丁灣連續三年執行反海盜作戰，在聯合國的維和任務中扮演領導角色，並派遣海軍醫療船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進行醫學交流與醫療任務。
在2011年1月舉行的美中高峰會，歐巴馬總統和胡錦濤主席承諾要攜手建立相互尊重與共同利益的合作夥伴關係。在此一架構下，美國國防部追求與中國建立健康、穩定、可靠和持續的軍事關係。加強美、中兩國的軍事關係，旨在透過鼓勵中國與美國及美國的盟友和夥伴在運送國際貨物方面的合作，也包括致力於反海盜、國際維和、以及人道救援和災難救助等行動，來影響中國的選擇。美國在加強與中國軍事關係的同時，也會繼續注視中國在軍事戰略、準則和軍力等方面的發展。在與盟友和夥伴合作時，美國將會持續調整軍力、姿態和作戰概念，以維持一個穩定與安全的亞太安全環境。
第一章：中國的軍事戰略與準則
概要
中國領導人認為，21世紀的頭20年是中國成長與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他們評估在這段期間將有一個大致有利的外部環境，各國間相互依賴、彼此合作，同時，強權之間發生戰爭的威脅也很低。他們認為這種外部環境為中國提供了無比珍貴的機會，可以集中力量致力於國內的發展，同時也要避開和美國及其他大國發生直接對抗。中國領導人並不預期在這段期間內將不存在緊張或競爭的局面（與鄰國爆發周期性的南海領土爭議可資佐證），或是認為這個戰略機遇期將會無限期維持。
中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主要還是在利用並延長這個戰略機遇期。為了實現此一目標，北京強調要與鄰國建立正面的關係，並建設性地參與國際事務，這就是北京所謂「和平發展道路」的關鍵要素。在2010年12月發表的一篇有關中國外交政策戰略的文章中，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闡述中國的「基本國策和戰略選擇」就是和平發展，他也聲稱，中國「最大的戰略目標」是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國的戰略目標
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在過去10年裡奉行一套最優先的戰略目標都沒有改變。其中包括維護共產黨的統治、維持經濟增長與發展、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國家統一、維護社會穩定、以及確保中國的大國地位。
隨著國力及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在追求其戰略優先時會周期性地表現出更獨斷獨行，同時也試圖利用有利的外部環境，來追求經濟和軍事現代化的目標。
北京也察覺到在平衡這些利益時愈來愈困難，尤其是在追求一種利益時會與另一種利益發生衝突。比如說，雖然中國在捍衛領土主張時容許對主權議題展現強硬態度，但是北京也必須避免引發鄰國的反彈，以免破壞北京賴以進行國內發展的穩定外部環境。
中國的軍事戰略
為了促進更廣泛的戰略目標和自己宣稱的「核心利益」，中國正在追求一個健全且有系統的軍事現代化計畫。在2011年，台灣問題依然是解放軍最主要的任務，而解放軍也繼續在整備軍力並發展必要的準則，來嚇阻台灣宣布獨立；在可能的台海衝突中嚇阻、瓦解或阻止第三國（包括美國）的干預；以及在戰爭中擊敗台灣軍隊。
中國軍事現代化的主要目標，在於建立一支能夠贏得「資訊化條件下的局部戰爭」的軍隊──其必備要件是，現代化的軍隊要會使用先進的電腦系統、資訊技術、以及通信網路，以便取得對敵作戰的優勢。也有人把「局部戰爭」（local war）翻譯成「區域戰爭」（regional war），如此翻譯更為精確。在發展、淬鍊並吸收這些科技的過程中，中國的軍事戰略和作戰準則的基本原則呈現出很強的連貫性。因此，解放軍也力求確保資訊技術的發展、淬鍊和一體化，以確保中國軍事戰略的連貫性。
中國在1993年制定的《新時期軍事戰略方針》，以及在2004年的最新修訂，內容涵蓋包羅萬象的戰略與作戰方針，指導著中國軍隊的訓練、發展和部署。構成這些方針當中最關鍵的作戰要素稱為「積極防禦」（active defense），這是所有解放軍部隊在如何打贏戰爭方面最高的作戰指導方針。「積極防禦」所蘊涵的作戰原則強調：採取精確和及時的攻擊作戰、獲得並保持主動、只有在有利的條件下才進行攻擊、以及利用敵人最脆弱的軟肋。
領土爭議
中國在2011年與鄰國在陸地和海上不斷發生的領土爭端中，反映出一種五味雜陳的情境，一方面要滿足於維持現狀、對具有戒心的鄰國一再努力消除其疑慮，同時又要繼續強力（尤其是透過運用海監船這種準軍事的海上執法力量）維護中國的主權主張。中國在2010年的強硬立場升高了區域的緊張之後，很明顯地採取措施以緩和與日本的關係，並在具有敵意的南海主權聲索國之間降低疑慮。這些措施包括：儘管中國的海上執法力量在爭議地區繼續捍衛中國的主權主張，但是卻與東京進行高層對話，並和東南亞國協（ASEAN）建立信心機制。
新時期歷史任務
除了戰爭之外，解放軍正在擴大參與其他的軍事行動，以符合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胡錦濤在2004年聖誕夜對武裝部隊的講話，他列舉了一套解放軍的「新時期新階段歷史使命」，這份使命的聲明不僅要求解放軍維護中國正在擴大中的國家利益，也要為促進世界和平與安全扮演更大的角色。有關這些任務的「非戰爭」行動包括：反海盜和反恐怖主義行動、人道救援和災難救助（HA/DR）、聯合國維和行動、保護海上航道、以及確保太空安全。
在2011年，解放軍參與了各種非戰爭行動。其中在反格達費的暴動期間，中國在2011年2～3月從利比亞撤出大約36,000個僑民，雖然被撤出的中國僑民大多搭乘商業客機、輪船和巴士，但是「徐州」號飛彈護衛艦和4架「伊爾-76」運輸機也參與其中。
在2011年4月，第一位被任命為聯合國維和部隊軍事主官的解放軍軍官（少將），完成了為期三年半在西撒哈拉的聯合國公民投票任務。2011年2月，第二位解放軍軍官被任命為聯合國駐賽普勒斯維和部隊的軍事主官。截至2011年12月為止，中國有1,850名軍事人員和觀察員參與了15個聯合國維和任務中的10個。
從2011年10月底到12月之間，中國海軍的「和平方舟」號醫療船出訪，進行醫學交流及醫療服務，停靠處包括古巴、牙買加、千里達托貝哥、以及哥斯大黎加。
2011年11月，中國國防部與越南共同主持東南亞國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ADMM+），以及人道救援和災難救助（HA/DR）的專家工作小組會議──這是為了加強地區合作，在2010年的東南亞國協國防部長擴大會議所選定的五個議題之一。
2011年12月，中國海軍向亞丁灣派遣了第十批的護航編隊，以支持進行中的國際反海盜工作。
第二章：中國軍事現代化的目標和趨勢
概要
自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中國領導人就一直懷有雄心壯志，想要進行基礎廣泛的軍事現代化計畫，希望把解放軍變成一支現代化的軍隊，而在整個現代化過程中，對付台灣的應變計劃主導了軍事現代化的議程。儘管兩岸的緊張局勢從2008之後就已趨緩，但是台灣問題仍然是最重要的使命，而解放軍也繼續在建立針對台灣的能力，以及嚇阻、拖延或阻止第三國在台海衝突中進行干預的能力。同時，「新時期新階段歷史使命」所授予的指示，也為解放軍在遠離本土的地區執行多樣化任務提供了正當性。中國的軍事投資反映出這些需求，並主導部署能夠支持解放軍執行傳統核心任務（諸如維護中國的安全、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裝備和能力，還有可以在國內外進行一系列新任務的裝備和能力。
軍事支出的趨勢
2012年3月4日，北京宣佈該年度的軍事預算為1,060億美元左右，比2011年增加11.2%，在中國公布的軍事預算中，持續20多年來每年都不斷地增加。根據2010～2011年的資料分析顯示，在剔除這段期間的通貨膨脹因素後，中國官方公佈的軍事預算平均每年增加11.8%。
由於缺乏會計的透明度，加上中國從計畫經濟的過渡仍不完整，所以估計解放軍實際的軍事支出頗為困難。而且中國所公佈的軍事預算並不包括一些重大的支出類別，例如對外軍購。根據2011年的物價與匯率，五角大廈估算中國在2011年所有軍事相關的支出，約為1,200億到1,800億美元之間。
新增的軍事能力與侷限
軍事支出的增加不但促使整個中國軍隊的訓練獲得改善，同時也取得新的裝備和能力。
空軍與防空力量。從曾經只是以國土防禦為目的的中國空軍，正在轉變為了一支能夠進行近海攻擊與防禦作戰的力量，任務範圍包括攻擊、空中與飛彈防禦、戰略機動、以及預警與偵察。中國也在研發隱形技術，2011年1月首度試飛的中國第一架原型隱形戰機即可證明。為了回應「新時期新階段歷史任務」有關保護中國全球利益的要求，中國空軍正在努力加強遠程運輸和後勤的能力，以便達成更大的戰略投射能力，但是解放軍在未來10年的主要焦點，可能會繼續建立對付台海突發事件所需的能力。
目前中國空軍正處於發展彈道飛彈防禦和預警所需「空天一體化」（air-space integration）的初步階段。中國繼續進行地面防空力量的現代化，並在2011年引進新型的中程地對空飛彈系統。目前及未來發展的防空系統，著重在多目標的接戰能力、以網路為中心的作戰、存活力、以及堅實的電子防護能力。
海軍。中國海軍主要著重在提升防空和對海的作戰能力，同時也在發展可信的水下核武嚇阻力量。新增加的攻擊潛艦、多任務水面戰艦、以及第四代海軍戰機陸續服役，目的在於獲取第一島鏈之內的制海權，並在台海衝突中反制任何可能第三國的干預。此外，中國也在發展「晉」級彈道飛彈核子潛艦（SSBN）計畫，這是幾乎可以連續不斷藏於水下的戰略嚇阻力量，「晉」級是繼中國第一代「夏」級之後的新一代彈道飛彈核子潛艦。中國海軍也獲得能夠支援傳統軍事作戰和人道救援暨災難救助（HA/DR）任務的軍艦，包括數艘兩棲登陸運輸艦及「和平方舟」號醫療船。「庫茲涅佐夫」級（前「瓦良格」號）航空母艦將投入中國海軍服役，目前（2012年）正在進行海試，該艦初期將會作為固定翼艦載機的訓練平台，同時也會另外搭載直升機進行救災行動，直到幾年之後固定翼艦載機隊完全成形為止。
飛彈——二炮部隊。解放軍第二炮兵部隊正在進行短程彈道飛彈部隊的現代化，部署性能提升的衍生型，射程和彈頭都獲得改進。二炮部隊也獲得並部署更多傳統的中程彈道飛彈來增加射程，使其可以對陸地目標和海上軍艦進行精確打擊，包括攻擊遠離中國海岸、在第一島鏈之外執勤的航空母艦。同樣的情況，中國也持續大量生產性能提升的陸基型巡弋飛彈，能夠進行遠距離的精確打擊。到了2015年，中國將會部署更多公路機動的DF-31A型（CSS-10 Mod2）洲際彈道飛彈，以及發射井式的DF-5（CSS-4）增強型洲際彈道飛彈。然而二炮部隊本身的武力結構面臨一些挑戰，包括新系統和既有系統之間的整合問題。
地面部隊。和解放軍的其他軍種一樣，中國的地面部隊也在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而且在許多方面的能力都不斷獲得改善。在2011年的年中，解放軍開始把地面部隊改造成旅級編制的模組化聯合兵種。解放軍在2011年部署了新型螺旋翼航空器，開始部署自製的新型Z-10攻擊直升機，同時也在全軍的陸軍航空部隊大量部署多功能的直升機。到了2011年底，許多跡象顯示，中國多數的陸軍特種部隊也開始擴編，一種性能提升的兩棲裝甲車也開 始進入重要的解放軍部隊中服役。
整個解放軍有越來越多的重裝甲、遠程打擊的火炮、以及增程的防空武器進入一些重點部隊中服役。在現代化的同時，地面部隊強調多兵種聯合作戰及遠程機動性，但是中國的地面部隊仍然缺乏實戰經驗，而且指揮官的領導能力也缺乏自行辨識狀況的限制，尤其是在作戰層級方面。由於在訓練當中缺乏實戰的環境，這些問題長期以來就已經很嚴重了。但是解放軍在2011年開始執行用來幫助克服這些問題的計畫，並預期在2020年可以解決這些問題，這些計畫包括：加強與假想敵部隊的對抗訓練、採用模擬器幫助訓練、發展自動指揮工具來幫助指揮決策、以及加強解放軍指揮官與參謀的教育水準和科技訓練。
C4ISR能力。獲得全面的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與偵察（C4ISR）系統，是中國軍事現代化的關鍵部分，也是實施一體化聯合作戰的必要條件。解放軍所發展的C4ISR系統，著重於能夠使各部隊之間共享資訊和情報資料；加強戰場意識；以及能夠在戰略、戰役和戰術層面上整合並指揮部隊。在解放軍的領導階層看來，一個完全一體化的C4ISR系統，能夠使解放軍在複雜的戰場環境中保持高度的靈敏性和一致性。為了實現這項願景，解放軍必須克服在系統的整合和各軍種之間的協調這兩方面的不足。儘管如此，這些系統的改善將會繼續增強解放軍的戰場意識，並可提升解放軍各軍種之間的整合。
太空和反太空能力。在太空領域上，中國正在擴大其太空監視、偵察、導航、氣象觀測、及通信的衛星群。中國持續建立「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並計畫在2012年底完成區域性的網絡，到2020年完成全球性的網絡。2011年9月，中國發射了「天宮」太空站的座艙和第二顆通信中繼衛星（「天鏈1B」），後者能夠使載人太空艙或在軌衛星以接近即時的速度把資料傳送到地面站。中國繼續發展「長征五號」火箭，使其低軌道與同步軌道的運載能力將超過目前兩倍。同時，中國正在研發多面向的計畫，使其在發生危機或衝突時，可以限制或阻止敵手使用太空設備。除了在2007年試驗的直升式反衛星武器之外，其他的反太空能力還包括電子干擾、鐳射、微波和網路作戰等武器。在過去兩年當中，中國在衛星之間進行了更複雜且極貼近的活動，卻沒有提供透明的資訊或提出解釋。
中國的太空和反太空計畫正面臨一些系統可靠性的挑戰。使用中國標準衛星發射平台的通信衛星「東方紅4號」出了問題，導致衛星的使用壽期降低或報廢。最近中國激增的太空發射次數中可能也發生問題。在2011年8月，中國在七天之內的第三次發射中，一個「長征2C」火箭（攜帶一顆「實踐十一號」實驗衛星）升空後出現故障，未能將衛星送入軌道。
網路間諜和網路作戰能力。在2011年，世界各地的電腦網路和系統持續成為入侵和竊取資料的目標，其中許多攻擊來自中國境內。雖然有些遭到攻擊的系統是屬於美國政府，但是也有其他私人公司所屬的商業網絡，被竊取的資料是很有價值的智慧財產權。在國外競爭對手的手中，這些情報可能會削弱商業和技術上的優勢，而這些優勢是經過多年的辛勤努力和投資才取得的。2011年發生入侵行為的重要部門，包括有支援美國國防計畫的廠商。
權威的著作內容以及中國持續性的網路入侵顯示，很可能北京正在利用網際網絡作戰（CNOS）作為蒐集戰略性情報的工具。
在軍事準備的同時，中國也增加外交上的往來，並提倡多邊與國際論壇來討論和辯論網際（cyber）議題。北京的議程經常與俄羅斯推動在聯合國框架下的網際規範一致。在2011年9月，中國和俄羅斯是「資訊安全行為規範」（Information Security Code of Conduct）的主要贊助者，規定在網際空間（cyberspace）中的資訊流通具有政府行使主權的權力。中國尚未接受適用於網際空間的既有機制（例如武裝衝突法），但由於藉著在全球網絡中的更大投資增加其曝光機會，中國在這個領域的想法可能會逐漸形成。
技術轉移、戰略性貿易政策、軍事現代化。中國正在透過合併西方（主要是美國）的軍民兩用技術來繼續進行軍事現代化，軍民兩用技術也促進了國內產業、軍工企業、以及高科技部門的全面發展。
中國明講的國家安全目標之一，就是利用合法與非法的手段來獲取軍民兩用和軍用技術為己所用。中國的民用和軍事部門之間有長期的合作歷史，而且中國也公開支持必須利用民用技術來為軍事現代化服務。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軍民兩用技術轉移給中國的累積效果，也可能替中國的軍事能力做出實質的巨大貢獻。例如，與西方航空製造廠商的交流，也可能會讓中國的軍事航空產業受益。
透過在美國出口管制程序中的顧問角色，五角大廈將繼續鑑定及降低風險，並尋求防止關鍵的先進技術輸出中國，以免轉移給未經授權的最終用戶或美國所關切的第三國最終用戶，或是貢獻於中國全面性的軍事現代化及國防工業基礎。
間諜。中國情報員是世界上最活躍、最執著的經濟間諜犯。中國試圖蒐集美國的技術和經濟情報，將會繼續蒐集高水準的技術和經濟情報，這也代表著對美國的經濟安全將會構成愈來愈大且持續性的威脅。隨著全球資訊環境在技術上的持續進步，網際威脅的本質將會逐步形成。
敏感的美國經濟情報和技術，是情報單位、私人公司、學術研究機構、以及數十個國家的公民的目標，對於敏感的美國經濟情報和技術，尤其是網際空間的技術，中國很可能繼續保持一個很積極且很有能力的蒐集組織。
軍民一體化。中國的國防工業受益於中國快速擴大的民營經濟，尤其是在科技部門。獲得外國先進的軍民兩用技術，幫助中國的民營經濟融入全球的生產及研發（R&D）鏈。例如，隨著日益全球化以及資訊技術的整合，諸如華為、大唐和中興等公司，他們與中國政府及解放軍相關企業的關係，模糊了商界和政府及軍隊相關企業之間的界限，這對防止這些技術流向中國軍方構成潛在的挑戰。
第三章：軍事交流
概要
五角大廈在整個亞太戰略當中的一個關鍵部分，就是和中國進行交流，這反映出一個建設性的中美關係在國際社會中的價值。副總統拜登在2011年8月訪問中國期間表示，「一個崛起的中國將會促進經濟發展及社會繁榮，並將成為一個傑出的新夥伴，我們可以共同攜手應付全球性的挑戰。」在2011年1月，美國總統歐巴馬和胡錦濤主席重申他們的承諾，要建立一個建設性的、合作的、以及全面性的美中關係。
堅固的美中雙邊關係應該包含一個健康的、穩定的、可信賴的、以及持續的軍事關係。堅固的軍事關係則包括軍方高層之間暢通的交流管道，而且在防務與安全議題上也容許頻繁的交流，尤其是在紊亂和摩擦期間，這些關係能夠增進美、中軍事人員的安全，也可提供危機預防及危機處理的機制，有助於增加彼此的透明度，並鼓勵和影響解放軍與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力量。
這種交流的形式可以使雙方軍隊建立合作的習慣，彼此也能夠邁向更大的相互了解。美國仍然承諾與中國建立更堅固的軍事關係，但是在建立軍事關係的穩固基礎上的某個部份，仍然還面臨著挑戰。
2011年上半年，在雙邊的軍事交流當中進行了數次的高層互訪，包括美國國防部長和參謀聯席會主席訪問中國，以及中國總參謀長和濟南軍區司令員訪問美國。在2011年5月舉行的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S&ED）中，中國提升了與會人員的層級，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代表解放軍出席。雙方也舉行了年度「防務政策協調會談」（DPCTs）、「災難處理交流」（Disaster Management Exchange）、以及根據《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協定》（MMCA）的工作會談。2011年5月的「戰略與經濟對話」中，首次舉行了「戰略安全對話」（SSD），這是為補強軍事交流而提供的一個重要機制，使兩國高階文官和軍事高層討論具有戰略意涵的重要問題，以便建立彼此的信任、增進交流，並降低因為疏忽的意外事件可能導致更大危機的機會。
美國政府在2011年9月通知國會有關出售武器給台灣的決定，其中包括升級台灣的F-16戰機，之後中國就推遲了原訂在該年度還有的幾項交流項目，但是保留了一些工作層級的接觸和高層對話，而且在2011年12月，美國負責政策的副國防部長也到北京參加年度美中防務磋商會談。儘管美國希望發展一個健康的、穩定的、可靠的、以及持續的軍事關係，但是在更廣泛的雙邊關係當中，這方面繼續落在其他方面之後。
美國軍事交往的戰略
美國國防部與中國的交往，著重在三方面的努力：
在共同利益的領域提升合作的能力，例如維和行動、救災任務、以及反海盜行動等；
透過武裝部隊之間的接觸，促進機構之間的更多了解，包括軍事院校以及中階與初級軍官的接觸；還有
對於區域的安全環境和相關的安全挑戰，建立共同的評估機制。
從長遠來看，此一戰略是要透過讓解放軍的領導層能夠明白這種方法的邏輯和價值，來尋求發展與解放軍持久的軍事關係。
其他的中美交往與安全合作
儘管令人擔心的問題依然存在，但是美國和中國在2011年也攜手合作，共同促進區域的海洋與能源安全環境。誠如歐巴馬總統所言，「雖然美中關係並非沒有分歧和困難，但其實我們並非先天注定就是敵手。」五角大廈將會鼓勵中國提高軍事事務的透明度和公開性，發展與自己的區域和全球地位相稱的軍力，以及支持並鞏固國際政治、經濟和安全的環境。
開放的海上運輸線（SLOCs）既符合中國的利益，也是中國依賴的海上命脈，因此中國也派遣戰艦去巡邏亞丁灣，配合駐紮在那裡的國際反海盜特遣部隊。中國曾經同意在2011年第四季與美國在亞丁灣進行聯合演習，以加強反海盜的合作能力，但是解放軍推遲了該項演習來回應美國在2011年9月宣佈的對台軍售。
繼胡錦濤主席在2010年核安高峰會上的承諾之後，美國與中國也簽署了諒解備忘錄，透過設立核安全的卓越中心來擴大現有的雙邊合作。目前美國能源部和國防部正在和中國核工業部合作設計該中心，並確定需求。
2011年1月，美國也和中國簽署《關於建立核安全示範中心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來促進在清潔能源和能源安全領域的合作。
第四章：中國對台灣的戰略
概要
自從2008年3月馬英九當選台灣總統（2012年1月再度連任）以來，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兩岸關係獲得大幅改善。雙方加強了貿易關係，並開啟了兩岸間的直接通商、通航與通郵。這些關係緩和了緊張局勢，並為正面的兩岸關係營造良好氣氛。中國明確表示，打算利用兩岸的經濟與文化聯結來促進終極統一，同時，中國也在發展能夠以北京的條件來解決爭議的軍事能力，但是北京仍然缺乏這些能力，也清楚知道把爭議升高到衝突所需付出的代價和風險。
北京和台北並沒有採取行動來發展政治與安全的信心建立機制，儘管北京希望進一步發展兩岸關係，但必須顧慮台灣的政治敏感性。北京似乎對當前的進展感到滿意，並希望在長期、經濟、社會和文化的整合下，將會沖淡台灣內部贊同獨立的情緒，並使和平統一的前景更具吸引力。
中國在2011年3月公佈2010年國防白皮書，顯示出中國在兩岸發展的軌道上增大信心。其中提到：
「兩岸關係取得重大積極進展……兩岸增加政治互信，開展對話協商，就全面實現兩岸直接雙向『三通』、推進經濟金融合作達成了一系列協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符合兩岸同胞的利益和願望。」
儘管兩岸關係在過去四年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台灣內部對於兩岸關係的輿論仍然比較複雜。台灣「大陸事務委員會」在2011年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60%的受訪者對兩岸交流發展速度表達肯定的看法，他們認為速度上「剛好」或「太慢」；但同時卻有50%以上的受訪者認為北京對台灣的態度「不友好」。這表示雙方在近期內想要提出更敏感的政治和軍事議題，將會很困難。
中國對台灣的策略
中國採取恩威並濟的方法，當台灣深化與中國的關係時，就增加對台灣的讓利，同時也威懾台灣不可追求北京視為挑釁的政策。北京力求整合雙方的經濟，促進社會與文化的關係，加強招安台灣執政的國民黨，孤立那些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人物，並強調實現和平統一的願望，同時堅決反對台灣獨立或破壞「一個中國」原則的任何主張。
自從馬英九上任以來，雙方在很大程度上保持非正式的「外交休兵」，以前雙方競相爭取邦交國──通常是透過經濟利益的誘因──對北京或是台灣的外交承認，彼此互相挖腳。北京已經踏出重要的一小步，展現默許台灣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大會，並拒絕薩爾瓦多總統毛理希歐‧福內斯（Mauricio Funes）的示好，福內斯曾經表達希望與台北斷交，轉與北京建交。
儘管中國大陸的重點在於維持兩岸關係正面的動力，但是北京從未放棄使用武力來強迫統一。國務委員戴秉國在2010年12月的文章詮釋了中央領導人的對台政策：
「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事關中國的核心利益，涉及13億中國人民和全體中華兒女的民族感情。在台灣問題上，我們奉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決不允許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北京曾經清楚表達（透過文宣和軍事行動），試圖嚇阻台灣採取邁向獨立的任何步驟。軍事行動是北京對台戰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北京認為統一仍然有望，而且軍事衝突的代價高過利益，北京似乎就會推遲動用武力。但幾乎可以確定的觀點是，預期會使用武力是影響兩岸關係的重要因素。
台灣已經採取許多步驟來解決軍事能力的差距，例如擴大國防工業的基礎、開始轉型為募兵制、加強士官部隊。這些改善措施只能部分解決台灣逐漸流失的軍事優勢，而在某些方面，執行上卻面臨重大的挑戰。台灣內部的施政優先及其他考量，都競相與軍隊爭取資源和資金。因此，兩岸的軍事平衡──無論在人員、武力結構、武器、以及軍事準則的發展等方面──都繼續朝有利於北京的方向發展。
兩岸的軍事選擇
全面及持續的軍事現代化計畫，增加了北京在台海衝突中能夠採取之軍事選項的範圍和複雜性。雖然解放軍對台灣實施全面兩棲作戰入侵的能力仍然力有未逮，但是隨著解放軍日益增長的能力，提高了打擊台灣經濟與軍事目標的能力，同時也逐漸擴大嚇阻、拖延或阻止任何第三國在台海戰爭中進行干預的能力。
一旦北京決定對台動武，解放軍可能調動部隊的方式，將是有利於戰術奇襲的萬全準備，在其他國家可能反應之前，就達成迫使快速軍事或政治解決的目標。如果快速解決無法實現，北京很可能會尋求：
凸顯美國可能付出的代價，並針對美國民眾和領導人的決心，來嚇阻美國的干預；
如果失敗，就拖延美國的干預，並追求壓倒性的、局部的、迅速的勝利；
戰鬥到僵局，並且在獲得一組有限的目標之後，就尋求足以讓中國民眾認為是「勝利」的政治解決。
海上隔離或封鎖。儘管傳統的海上隔離或封鎖能夠對台灣造成短期影響，但是這種行動將使中國海軍承受極大的壓力。中國的軍事著作提出一些替代方案，其中包括空中封鎖、飛彈攻擊、以及施放水雷來阻斷港口和航道。北京可能宣佈駛往台灣的船隻必須先在中國大陸的港口停靠接受檢查，才可以運往台灣。北京也可以宣佈進行演習，或在台灣港口附近劃定飛彈禁區，有效關閉港口的進出與貨船轉運，來進行實質性的封鎖。企圖限制往來台灣的海上交通，將會引發國際社會的壓力並升高軍事衝突，中國可能會低估這種風險的程度。目前中國大概無法實施完全的軍事封鎖，尤其是在面對第三國干預的時候。從現在一直到2020年之前，中國實施封鎖的能力將會不斷提升。
有限度的動武或強迫性選項。北京在對台灣的有限戰爭中，可以採取各種破壞性、懲罰性或致命性的軍事行動，或許也會結合公然或暗中的經濟和政治行動。這種作戰可能包括電腦網路作戰，或是對台灣的政治、軍事和經濟設施進行動能攻擊（kinetic attacks），以引發台灣民眾的恐慌，並降低民眾對領導者的信心。同樣情況，解放軍的特戰部隊也可能會滲透到台灣，攻擊基礎設施或領導人。
空中和飛彈攻擊。可以對防空系統（空軍基地、雷達站、飛彈、太空設備和通信設施）進行有限度的短程彈道飛彈攻擊和精確打擊，以便降低台灣的防禦能力、打擊台灣的領導人，或摧毀民眾的戰鬥意志。
兩棲登陸作戰。中國的著作描述一些不同的兩棲登陸作戰概念，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聯合登島作戰，設想一場有賴於後勤、海空支援及電子戰協調一致、環環相扣的複雜行動，目標在於突破或包圍沿岸的防禦，建立起灘頭堡，向台灣西部海岸線北端和南端的指定登陸地點運送人員和物資，之後發動攻擊，奪取並佔領主要目標或奪取全島。
解放軍能夠完成各種的兩棲作戰，但是缺乏全面入侵台灣的能力。雖然在日常訓練之外並沒有公然的準備，但是解放軍能夠入侵台灣掌控的東沙群島（Pratas Reef）或太平島（Itu Aba）等小型島嶼，也具備入侵沿海有防禦力的馬祖或金門等中型島嶼的能力，這種行動能夠展現軍事能力和政治決心，並在實際贏得領土的同時，也顯示某種程度的克制。但是這種行動涉及重大的作戰及戰略風險，可能會激怒台灣民眾，並引發強烈的國際反應。
就作戰的運作而言，大規模兩棲登陸作戰是軍隊能夠實施的最複雜調動。入侵台灣的企圖將會對未經考驗的中國武裝部隊造成沉重負擔，也會招致國際社會的譴責。這些壓力加上中國戰鬥力量的耗損，以及城市作戰與反暴動（假設成功登陸並突破包圍的情況）的複雜性，使得對台灣的兩棲登陸作戰，將會成為一個重大的政治與軍事風險。台灣對強化基礎設施與加強防禦力量的投資，也會降低北京實現其目標的能力。
附錄一：中國軍隊的規模、部署位置和能力
中國長期全面的軍事現代化，正在改善解放軍的作戰能力，以進行高強度的區域性軍事行動，包括「反介入」作戰在內。對中國來講，「反介入」（counter-intervention）指的是一套作戰定義的任務，用來防止外國（例如美國）軍隊在衝突中進行干預，並阻止中國實現軍事目標。中國利用反介入／區域阻絕（A2/AD）的武器來支援這個範圍更廣的反介入戰略，這項戰略並不局限於一定的地理區域或範圍。
為了符合近期著重於台海的突發事件，中國在台灣對岸的各軍區部署了最先進的武器系統。雖然中國能夠運用這些武力來應付各種的區域危機或衝突，但是在延伸到全球範圍或是武力投射方面，中國並沒有多大進步。除了和平時期的反海盜任務之外，中國海軍缺乏在區域性水域之外的作戰經驗。雖然解放軍在全球範圍的新角色和任務（如反海盜行動）反映出中國不斷擴大的利益，但是應付區域性的突發事件繼續主導著資源分配和軍事計劃。
規模、部署位置和軍力發展
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中國持續投資陸基型彈道飛彈和巡弋飛彈，正在研發數種衍生型的攻擊飛彈，升級舊系統，成立新單位，並發展反彈道飛彈防禦的方法。
解放軍正在獲得大量高精度的自製巡弋飛彈，以及之前從俄羅斯大量採購的巡弋飛彈，這些包括：自製的陸射型CJ-10攻陸巡弋飛彈（LACM）；自製的陸射及艦射型YJ-62反艦巡弋飛彈（ASCM）；裝備在中國「現代」級飛彈驅逐艦的俄製「日炙」（SS-N-22/SUNBURN）超音速反艦巡弋飛彈；以及裝備在中國「基洛」級柴電攻擊潛艦的「炎日」（SS-N-27B/SIZZLER）超音速反艦巡弋飛彈。
截至2011年10月，解放軍在台灣對岸部署了1,000到1,200枚短程彈道飛彈。在過去一年裡，中國在東南地區增派飛彈旅，部署新型的短程彈道飛彈，並引進各種提升射程、準確度和彈頭的衍生型，來升級現有短程彈道飛彈的殺傷力。
去年在評論媒體的報導時，中國證實正在發展DF-21D反艦彈道飛彈（ASBM），這是以DF-21（CSS-5）中程彈道飛彈（MRBM）為基礎的衍生型。被稱為DF-21D（CSS-5 Mod 5）型飛彈，打算用來提供解放軍攻擊在西太平洋的大型戰艦（尤其是航空母艦）的能力。估計DF-21D的射程超過1,500公里，而且配備機動性彈頭（maneuverable warhead）。
海軍。自從1990年代以來，中國海軍已經從單一任務平台的龐大艦隊，轉變成一支裝備更現代化、多任務平台的精簡艦隊。有別於僅僅10年前的艦隊，中國的海軍艦艇配備了先進的區域防空系統、現代化的反艦巡弋飛彈和魚雷。這些能力不但增加中國海軍平台的殺傷力，尤其是在反水面作戰方面，也能夠使艦隊在遠離陸基防空力量的掩護範圍之外進行作戰。
中國海軍擁有大約79艘主力水面戰艦（驅逐艦和巡防艦）、50艘潛艦、51艘兩棲和中型登陸艦、以及86艘飛彈快艇。中國海軍已經完成在海南島最南端主要的亞龍海軍基地的建設，該基地大到足以容納結合核子動力攻擊潛艦與彈道飛彈核子潛艦，以及包括航空母艦在內的先進水面戰艦。基地的潛艦隧道設施也能夠使潛艦從該設施的部署而降低被探測到的風險。
中國的航空母艦研發計畫包括改裝第二艘庫茲涅佐夫級航空母艦的艦體（前「瓦良格」號），並於2011年開始進行海試。該艦起初可能作為訓練和評估的平台，一旦中國部署的艦載機能夠在航空母艦上起降，將可提供有限的艦基空中作戰能力。中國首艘自製航空母艦的部件可能已經在建造當中，在2015年之後可以具備作戰能力。在未來十年，中國可能會建造多艘的航空母艦，以及相關的支援戰艦。
目前中國有一個陸上基地的航空母艦飛行員訓練計畫，但是中國航空母艦想要達到最低水準的作戰能力，還需要花費好幾年的時間。
中國海軍正在利用天空波和地面波的超地平線（OTH）雷達，來改善遠端的偵察能力。結合空中預警機、無人飛機（UAVs）和其他監視與偵察設備，超地平線能夠使中國對整個西太平洋進行監視和偵察。這些雷達能夠配合偵察衛星的使用，對距離中國很遠的目標進行定位，因此可以支援遠端精確打擊，包括反艦彈道飛彈的運用。
中國已經發展出能夠在台海戰爭中執行區域阻絕的魚雷和水雷。估計中國海軍擁有超過50,000個水雷，其中許多更高性能的系統是過去十年所研發的。
中國正在建造新一代的彈道飛彈核子潛艦（SSBN）。「晉」級（094型）彈道飛彈核子潛艦將會攜帶「巨浪-2」潛射式彈道飛彈，估計射程大約7,400公里。「晉」級彈道飛彈核子潛艦和「巨浪-2」潛射式彈道飛彈，將使中國海軍首次具備可信的海基核武打擊能力。「巨浪-2」的計畫已經一再拖延，但可能會在未來兩年內達到初步的作戰能力。
中國也擴增核子動力攻擊潛艦（SSN）的數量。2艘第二代的「商」級（093）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已經服役，而在未來幾年內，將會增加多達5艘的第三代核子動力攻擊潛艦。當完成的時候，中國新一代的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將會採用更好的靜音技術，逐漸提升實施一系列任務的能力，包括從監視任務到使用魚雷和反艦巡弋飛彈來封鎖水面戰艦的任務。
目前在中國海軍潛艦部隊當中，現代化柴電攻擊潛艦的主力是13艘「宋」級（039）潛艦，每艘都可攜帶YJ-82反艦巡弋飛彈。「宋」級之後就是「元」級潛艦（039的衍生型），有多達4艘已經服役，「元」級可能裝配「絕氣推進系統」（air-independent power system）。「宋」級、「元」級、「商」級柴電攻擊潛艦，以及尚待部署的新型核子動力攻擊潛艦，全部最後都將能夠發射新型的長程反艦巡弋飛彈。
中國部署了約60艘湖北級（022型）穿浪雙船體飛彈快艇，每艘可以攜帶8枚YJ-83反艦巡弋飛彈，這些快艇增強了中國海軍的瀕海作戰能力。
中國海軍已經獲得自製的現代化水面戰艦，其中包括至少2艘配備自製HHQ-9型長程防空飛彈的「旅洋II」級（052C型）飛彈驅逐艦（DDG），另有數艘在建造中；2艘配備俄製SA-N-20型長程防空飛彈的「旅洲」級（051C型）飛彈驅逐艦；以及至少9艘「江凱Ⅱ」級（054A型）飛彈巡防艦，配備垂直發射的HHQ-16型中程防空飛彈。這些戰艦大幅提升了中國海軍的區域防空能力，對中國海軍擴展到遠離岸基防空範圍之外的地區進行作戰，至關重要。
空軍和防空部隊。在不必再加油的對台作戰範圍內，中國駐紮約490架戰機，而機場容量可以再擴充數百架，較新且更先進的戰機所占全部戰機的比例也愈來愈高。
中國新一代戰機的原型機J-20在2011年1月首次試飛，凸顯出中國的雄心，希望製造的戰機可以結合隱形特性、先進的航電設備、以及能夠超音速巡航的發動機。
中國正在升級轟六型（源自前蘇聯的Tu-16「獾」）轟炸機隊，成為一種新的、航程更遠的衍生型，將配備新型的長程巡弋飛彈。
中國空軍持續在擴大先進的長程防空飛彈系統的數量，而且是目前擁有世界上最大的該項武力之一。在過去5年，中國獲得好幾個S-300型防空飛彈營，這是俄羅斯出口當中最先進的防空飛彈系統。中國也推出自行設計（仿自S-300型）的HQ-9型防空飛彈。
中國的航空工業正在發展數種的空中預警機，其中包括運-8平衡木（Y-8 MOTH），以及基於俄羅斯「伊爾-76」飛行平台改裝的KJ-2000。
地面部隊。解放軍擁有大約125萬人員的地面部隊，其中40萬左右部署在台灣對面的三個軍區。中國對其龐大的地面部隊持續逐步進行現代化，大多數被觀察到的升級行動，都是發生在可能涉入台海突發事件的部隊。地面部隊現代化的樣板包括：99型第三代主力戰車、新一代兩棲裝甲車、以及一系列的多管火箭發射系統。
核武力量。目前中國的核武器包括大約50～75枚井式發射（使用液體燃料），和公路機動（使用固體燃料）的洲際彈道飛彈。另外還有使用液體燃料的中程彈道飛彈，和公路機動（使用固體燃料）的次中程彈道飛彈，做為區域嚇阻的任務之用。到了2015年，中國的核武力量將會包括新增的CSS-10 Mod2、加強版CSS-4，以及可能是「巨浪-2」等。最初的2艘「晉」級彈道飛彈核子潛艦已經服役，但配套的「巨浪-2」潛射式彈道飛彈（SLBM）仍在進行飛行測試。「晉」級潛艦和「巨浪-2」飛彈的組合，可能會在兩年內形成戰力。
中國繼續致力於反制其他國家彈道飛彈系統的技術，並發展訓練和作戰的程序，以提高技術研發。同時，中國也加強核武力量，並提升其戰略打擊的能力。
引進更機動的系統，對中國的領導階層將會造成指揮管制方面的新挑戰，目前面臨著不同系統在部署和授權方面的各種變數。例如，中國海軍與海中潛艦進行通信的能力極為有限，而且中國海軍也沒有管理彈道飛彈核子潛艦艦隊搭載實際配備核彈頭的飛彈執行戰略巡航的經驗。在戰時，陸基機動的飛彈也可能會面臨與海上類似的指揮管制方面的挑戰。
北京有關核武器的官方政策仍然未變，並強調維持能夠存活下來進行攻擊的核武結構，而且有足夠的力量施予敵人無法承受的損害。在面對美國持續進步的飛彈防禦系統和比較次要的俄羅斯，新一代機動式的飛彈是用來確保中國戰略嚇阻的存活能力。
中國「不首先使用」（NFU）核武器的政策仍未改變：「中國在任何時間、任何情況下，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也無條件地明確承諾不會對無核武國家或非核武地區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但是中國並未說明中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在什麼情況下並不適用，或是在什麼條件下的核武威脅是被允許的。
中國將會繼續投入相當大的資源來維持有限的核武力量，而一些中國作家也提到「充分及有效」確保解放軍能夠發動一個毀壞性的報復性核武攻擊反應。
附錄二：中國與台灣的軍力資料
